一九八六年四月初的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北京作家协会那栋灰扑扑的苏式老楼里，却弥漫着一种与窗外气候截然不同的、躁动不安的热度。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呛人的烟味混合着陈旧家具和印刷品的味道。改革的气息，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这里激起了层层涟漪。合同制——这个带着南方特区海腥味儿的新词，终于刮进了这方曾经代表着铁饭碗和体制荣耀的殿堂。围坐在长条会议桌旁的作家们，脸上表情各异：有跃跃欲试的兴奋，有深陷焦虑的愁苦，有冷眼旁观的审慎，更多的是茫然无措。每月固定发放的工资、医疗报销的蓝本本、按级别分配的住房……这些曾经坚不可摧的保障，似乎正在这“改革”、“搞活”的口号声中，变得摇摇欲坠。
许愿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听着作协领导宣读那份《关于试行专业作家聘任合同制的若干规定》。条款清晰，也冰冷：两年一签，每年需在省市级以上报刊社发表或出版不低于十五万字的文学作品。完成指标，方可续聘，享受每月一千元的生活补贴及尚存的有限福利；完不成，则关系转入人才交流中心，自谋生路。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嗡嗡声。十五万字！对于不少习惯于“十年磨一剑”或者倚仗体制悠闲创作的作家来说，这不啻于一道紧箍咒。抱怨声、叹气声、低声的议论交织在一起。
许愿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也在默默掂量。十五万字，对他而言不算难以逾越的高峰，但这确是一道明确的界限，将以往的“国家干部”身份，清晰地划定为“合约乙方”。时代的浪潮，正以这种方式，冲刷着每一个人的立足之地。
会议结束后，人群并未立刻散去，许多人围在作协秘书长身边，急切地询问着细节，试图在冰冷的条文里寻找一丝柔软的缝隙。许愿则被工作人员引到了隔壁的小办公室。
推开门，叶冰如已经坐在里面了。她鬓角已添了些许白发，但那双透过镜片的眼睛，依旧锐利有神，只是此刻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她面前摊开着几份文件。
“小许，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是熟悉的干脆，却也比平日多了些郑重。
许愿依言坐下。
叶冰如将一份打印好的合同推到他面前，又递过来一份单独的打字文件：“这是统一的聘任合同，你看一下。重点看这条，每年十五万字的创作指标，省级以上刊物或出版社，以版权页印数为准。”她语速很快，公事公办。
许愿迅速浏览着条款，和他刚才听到的并无二致。
“至于这个，”叶冰如的手指点了点那份单独的文件，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内部通气的意味，“是作协党组特批的，针对有突出贡献的作家的补充生活补贴协议。你因为连续两届获得茅盾文学奖，影响力卓着，所以……”她顿了顿，清晰地说道，“每月可以领取两千五百元的生活补贴。”
两千五百元！这个数字让许愿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在普通月薪几十元的八十年代中期，这无疑是一笔惊人的巨款，远超那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费。它代表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优渥，更是一种极高的、用奖项和市场证明了的身份认可。
叶冰如仿佛没看见他细微的反应，继续道：“另外，考虑到你长期在上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作协还特批了每年五千元的差旅费补贴，实报实销，方便你往来京沪和采风。”她抬起眼，目光透过镜片，牢牢锁住许愿，“许愿啊，”她的语气缓和下来，带上了一丝长辈般的语重心长，“给你的这个待遇，是目前所有签约作家里独一份，最好的。党组会上，我是拍了胸脯的。”
她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却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两年内，我就是负责评审你合同执行情况的核心评审委员会成员。你小子，”她嘴角似乎弯了一下，又立刻绷紧，“要是给我掉链子，不好好写，拿不出够分量、对得起这待遇的作品，我可真敢在会上第一个提议，把你的这些特殊待遇，一项一项，全都拿掉！到时候，你可别怪叶姐我不讲情面！”
这哪里是叮嘱，分明是最严厉的鞭策和最直接的警告，包裹在看似强硬的话语里。许愿看着叶冰如眼中那份混合着期待、担忧和不容退缩的坚决，心中了然。这不是交易，这是沉甸甸的信任和更高标准的要求。
他放下茶杯，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带着玩笑意味的郑重：“叶姐，您放心。作品每年都会有，只会多，不会少。”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老本行，不敢丢。本来还想在北京多待两天，会会朋友，既然您今天都这么提了，那我看来得抓紧买票，赶紧回上海我那亭子间趴着写去了。不然，到时候您真把我补贴掐了，我连烟钱都没着落，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叶冰如被他这副“叫苦连天”的样子逗得终于绷不住，笑骂了一句：“滑头！跟我这儿耍贫嘴！赶紧滚回你的大上海写你的大作去！” 但眼里的笑意和满意却是藏不住的。她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早已不是当年招待所里那个需要她处处维护的青涩作者了。他的承诺，比任何合同条款都更可靠。
离开作协大楼，风依旧带着寒意，但许愿的心头却是热的。那份补充协议和叶冰如的话，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在他心里激起的不是安逸，而是更强烈的创作冲动和一份无形的压力。每月两千五百元，每年五千元差旅费，这是作协能给出的最大诚意，也是一个需要他用更出色的作品去填满的期待。
他没有犹豫，径直去了北京站，买了一张最近发往上海的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