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二节
从人民大队回蚕种场的路像是被拉长了，脚下的泥土黏着鞋跟，每一步都带着说不清的滞重。码头边的风还是腥咸的，却再没了初来时的新奇——开票室的老张头把一串钥匙放在桌上，说场里裁了一批临时工，我的名字在名单上。他说这话时眼神躲躲闪闪，像怕被江风吹散了似的。
我没问为什么，也没力气问，我本来就是临时工。那些在窗口接过蚕农票据的日子，指尖划过粗糙纸张的触感，还有午后趴在桌上看江船驶过的慵懒，忽然就成了要被收走的旧物。
走出蚕种场时，春波桥的石板被晒得发烫。我踩着桥缝里钻出的青苔，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桥洞下空荡荡地响。拐过新洋桥，轮船码头的汽笛声正撕破午后的寂静，检票员撕票的“刺啦”声里，八分钱的车票被捏出了褶皱。车窗外的树影往后退，像要把人民大队的田埂、河边的芦苇，还有姐姐站在河埠头的身影，都远远抛在后面。
牛场弄的石子路凹凸不平，我背着行李箱往前赶，脚底的鞋发出细碎的呻吟。到家时，日头正爬到头顶，母亲系着蓝布围裙从后门进来，手里还攥着一个搪瓷饭盒。“你爸一早去余新了，”她把饭盒往桌上一放，白汽裹着咸菜味腾起来，“托人给你找了机电站的活儿，让你这就过去。”
我刚放下的行李又被拎起来，帆布带子勒得肩膀生疼。“早一个钟头说，我直接从码头坐船去余新了。”话出口才觉出委屈，像个没拿到糖的孩子。母亲叹了口气，往我手上塞了两个白面馒头：“赶不上今天的船了，明儿再去吧。”
这一晚，东栅大街的蝉鸣格外吵。我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盯着天花板，眼前总晃过姐姐在河里洗澡的样子。她绾着裤脚站在水边，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说“你转过身去”时，声音里带着点羞赧的笑意。那时我背对着河，听见水声哗啦，猜想她会不会叫同村的婶子帮忙守着，又怕她洗得太久，晚饭凉了没人热。
“半大不小的，想这些做什么。”我对着天花板撇嘴，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想。要是在人民大队多待些日子，会不会每天都盼着她从桑地里回来，会不会在她教我认桑叶时，偷偷数她垂在胸前的辫子？我一向怕比我大的姑娘，觉得她们眼里藏着太多我读不懂的东西，可姐姐不一样。她的眼睛像村头的井水，清凌凌的，照得见人心里的慌张。
“或许真错过了什么。”指尖在被单上划着，忽然冒出这个念头。以后她会嫁给谁？会不会记得有个愣头青，总跟着她后面问东问西？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亮斑，我对着那些光斑祈祷，要她吃得饱，睡得暖，别像我这样，总被生活推着往前撞。
第二天赶早班船去乘到沈荡的船，路过余新时我下了船，日头刚晒热镇上的青石板。父亲不在公社，看门的老蔡秘书领着我穿过堆大院到父亲的住所，打开门，你先休息吧，我联系你父亲。
你先在这儿歇着。他指了指木板床，“你爸说明儿准到。”
我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桌前，看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玻璃照进来，蚊帐上投下毛茸茸的光。直到第二天傍晚，父亲才裹着一身汗味进来，手里的自行车铃铛还在叮当作响。“找张毅去，”他抹了把脸，“他在机电站管事儿，让你接出纳的活儿。”
张毅是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说话时总带着笑。他领我到制面场，让原先的出纳跟我办交接手续，他在去的路上就跟我说了原先小周的情况，“原先的出纳小周怀了孕，家里让她歇着。”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也不光是怀孕，账目上差了点，大伙儿都是镇上的，不好撕破脸。”
我这才明白，我接的是个烫手山芋。
出纳的活儿看着简单：农民挑着麦子来，我称好分量，按市价折算成面条，再在票据上写下数字。麦子的潮气混着面条的麦香，每天都缠在指尖上。可到月底对账时，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总账却比手里的现金少了三十多元。
三十多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把票据翻来覆去地数，指腹磨得发红，数字还是对不上。钱去哪了？是称麦子时看错了秤，还是给面条时多拿了？夜里躺在房间的木板床上，面粉的甜香变成了扎人的刺，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忽然想起张毅说的“小周”。
第二天我循着地址找到镇中的一间平房，门一开，一股煤炉的烟火气涌出来。小周挺着肚子坐在矮凳上，正用抹布擦着婴儿的小衣服，看见我时，眼里的光倏地暗了下去。“公社保卫部让你来的？”她的声音发紧，手不自觉地护着肚子。
“不是，”我赶紧摆手，“我就是……遇到难处了。”我拉过门口的板凳坐下，看着她晾在绳子上的小袜子，“姐，你别管我爸是谁，就当我是你弟，跟我说说，当初你那账……”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指甲在衣角上掐出一道印子。“你还小，很多事不懂。”她抬起头，眼里蒙着层水汽，“我到最后也没查出为什么对不上。可账平不了，上面要问的。我一时糊涂，动了点手脚，结果总账会计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抹了把脸，声音发颤，“我失业了，宝宝还等着奶粉钱呢……这镇上，找个活儿太难了。”
我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忽然觉得喉咙发堵。“要是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不关你的事。”她摇着头，眼泪掉在衣襟上，“是我没把握住。”
离开时，夕阳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弯着腰，像株被风吹蔫的麦子。我走在回公社宿舍的路上，反复琢磨她最后说的话——“面底不一”。这四个字像块石头，在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出票据本。第一页写上“1”，底下的复写纸也印出“1”，清清楚楚。怎么会不一样？我把复写纸翻过来，又垫了张薄纸，还是一样。直到手指碰到桌角的塑料垫片，忽然有了主意。
我把垫片塞进复写纸和第二联之间，再写下“1”。第一联清清楚楚，第二联却只剩个模糊的影子，凑近了才勉强看出是空白。
原来如此。
手心忽然冒出冷汗。用这法子，确实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账目做平。可我要这么做吗？三十多元，是我在工厂工作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赚到的钱。要是下个月再少呢？我盯着那个掉漆的抽屉，忽然想起张毅说的“小周账目差了点”，或许，她最初也是被这莫名其妙的亏空逼到绝路的。
更让我不安的是，钱到底去哪了？我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木头缝里嵌着陈年的面渣，却没半点线索。直到看见墙角的老鼠洞，一个念头忽然冒出来——会不会是内部的人动了手脚？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领了瓶黑墨水，又从食堂要了个粗瓷碗。下班时，我往碗里倒了半瓶墨水，再兑满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最里面，轻轻合上锁。锁舌扣上的瞬间，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压面机还响。
第二天一早，还没进门就看见地上的黑渍。像幅丑陋的地图，从抽屉底下一直蔓延到墙角。同屋的阿松和老李站在门口，脸色比墙皮还白。“早上开门就这样了。”阿松搓着手，眼神躲躲闪闪。
“可能是墨水瓶打翻了。”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弯腰去开锁，“昨儿顺手放进去的，忘了拿出来。”抽屉一拉开，那碗墨水果然翻了，黑汁浸透了里面的账本，连我用尼龙袋包着的钱都染了黑。
“奇怪，”我摸着下巴，故意提高了声音，“什么样的老鼠能把桌子晃成这样？”
阿松和老李对视一眼，谁都没说话。老李干咳两声：“或许是猫打架吧。”
“猫能有这么大劲？”我拿起那包染了墨的钱，掂量着，“还好钱没少。”尼龙袋外面的黑渍是新的，边缘还带着湿意，显然是有人动过抽屉，却被突然涌出的墨水吓退了。工场就我们三个人，阿松五十多，老李快六十了，都是拖家带口的农民，能来镇上做工，怕是托了不少关系。
我看着他们紧绷的脸，忽然觉得那三十多元没那么重要了。“嗨，都怪我，”我把钱塞进怀里，笑着摆手，“本来想拿墨水涂窗户的，天一亮就被晃醒，睡不好。”
没人接话。阿松拿起拖把，老李去提水桶，两人低着头，肩膀都耷拉着。水泥地上的黑渍像块疤，怎么拖都褪不去。我看着那片黑，心里清楚，这道疤不止在地上，也在他们心里。只要还在这上班就得面对这黑墨。
那天晚上，我对着账本，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拿出塑料垫片，在票据上写下两个数字。第一联是给农民的，清清楚楚；第二联是留底的，模糊得几乎看不见。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却像在心上划了道口子。
“只这一次。”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工场说，“只要他们不再动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后来我被调到仓库管物资，离开制面工场那天，阿松和老李站在门口送我，手里还攥着没干完的活计。他们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愧疚，也有感激。
仓库的窗户朝着镇外的田野，风里飘着稻子的清香。我有时会想起那个染了黑墨水的抽屉，想起小周挺着肚子擦婴儿衣服的样子，想起人民大队的河边，姐姐全裸着站在夕阳里，害得我的脸比夕阳还红。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或许那三十多元该追根究底，或许不该用那样的法子填补亏空。可日子就像工场里的面条，被生活的擀面杖碾过，总要沾些面粉，带些褶皱，才能咽得下去。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时，我会想起那个“面底不一”的秘密。原来人心和账目一样，看得见的是明面上的数字，看不见的，是藏在复写纸底下的褶皱，是被生活磨出来的无奈，是那些说不出口的难。
而那个在人民大队的姐姐，她会不会也遇到过这样的难？
月光透过仓库的窗户照进来，我对着月亮又默念了一遍祝福，像在偿还什么，又像在祈求什么。
（面场往事）
尘途辗转到面场，薄俸初持账已沉。
麦气缠衣迷算珠，墨痕侵地辨人心。
暗将垫片藏虚实，暂借宽怀宥暮砧。
最忆河湄风里影，流年过处几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