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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军那番言辞恳切、情感真挚的伪证，就像在原本就已经向陈墨倾斜的审判天平上，重重地投下了一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砝码。这一举动使得法庭内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了。
人们的目光纷纷集中在被告席上那个显得有些单薄的背影上，这些目光中既包含着对被告的同情，也透露出对他的谴责。而原告律师的脸上，则浮现出一种志在必得的微表情，似乎这场官司的胜负已经毫无悬念。
当孙小军完成他的伪证后，缓缓地退回自己的座位时，他那难以完全掩饰的、一闪而过的得意神情，更是让人对这场官司的结局产生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预感。
然而，程序仍在继续。审判长沉稳的目光转向了被告席旁边，那位自开庭起就眉头紧锁，不停在卷宗上做着笔记的中年人——陈墨的辩护律师，周正明。
周律师面无表情地推了推他那副金丝眼镜，然后不紧不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并不高大，相貌也平平无奇，然而，当他那对隐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时，却散发出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锐利和坚定。
尽管接手这个案子的时间并不长，但周律师已经将所有的卷宗都反复研究了好几遍。在这个过程中，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许多不合逻辑的疑点。其中，最让他感到疑惑的便是证人孙小军那过于“完美”和“及时”的证词。
然而，周律师心里很清楚，在这场法律的游戏中，怀疑并不等同于证据。无论他的逻辑推演有多么严密，都无法与那些白纸黑字的“书证”和“人证”相抗衡。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周律师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力量，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我方并不否认，患者张先生在我当事人值班期间服药后出现严重反应这一不幸事实。我们也对张先生及其家属所遭受的痛苦，深表同情和遗憾。”
他先以退为进，展现了应有的态度，随即话锋陡然一转，如同出鞘的利剑：“但是，同情不能代替法律，情感不能扭曲事实！本案的关键在于，这一严重后果，是否确实如原告方所指控，完全、且唯一地，是由我当事人陈墨医生的‘重大过失’所直接导致？现有的证据链，是否真的如看上去那般‘无可辩驳’、‘天衣无缝’？”
他的目光扫过原告律师，最后定格在审判长脸上：“我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本案存在着重大疑点，指控所依赖的核心证据，其本身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值得严重质疑！”
第一回合：质疑医嘱执行单的绝对真实性
“首先，关于这份被视为‘铁证’的医嘱执行单。”周律师拿起那份复印件，“原告方一再强调，这是我当事人‘亲手开具并签字确认’。不错，签名是陈墨医生的，但这就能百分之百证明，这张单子上的内容，与他当时意图开具、并且认为自己在核对的处方，完全一致吗？”
他走向法庭中央，语气变得犀利：“审判长，现代医院的电子系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修改日志、权限管理等问题。我们是否排查过，这张打印出来的执行单，其对应的电子记录，在生成、传输、打印的任何一个环节，是否存在被篡改的可能？尤其是在当晚那种混乱紧张，且仅有极少数人拥有相关权限的情况下？”
原告律师立刻反驳：“反对！辩护人这是在毫无根据的臆测！医院系统安全可靠，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单据被篡改！”
周律师毫不退让：“审判长，我并非臆测，我只是在指出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在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中，控方必须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证据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而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孤立的、无法自我证明清白的打印件！在关键证据存在如此明显瑕疵可能的情况下，岂能轻易采信？”
审判长沉吟片刻：“反对无效。辩护人可以继续陈述其合理怀疑，但请围绕现有证据进行。”
周律师点了点头，他知道这第一波攻击很难直接撼动“书证”，但他的目的在于播下怀疑的种子。
第二回合：猛攻孙小军证词的可信度
“好，那我们再来审视另一位关键‘证人’，孙小军医生的证词。”周律师将矛头直指刚刚作证完毕的孙小军，“孙医生声称，他‘恰好’在那一刻，‘清晰地’看到我当事人仅用‘三四秒钟’匆忙核对。我想请问孙医生，以及各位陪审员，在那种距离下，在患者痛苦呻吟、环境嘈杂的背景下，人是如何能够如此精准地判断出‘三四秒钟’这个具体时间，并且如此肯定对方没有进行口述核对？这符合人类认知的常理吗？”
他走到证人席前，目光如炬地盯着刚刚坐下的孙小军：“孙医生，您是否受过特殊的时间感知训练？或者，您当时手中正巧拿着秒表？”
孙小军脸色微变，强作镇定地回答：“这只是一种基于我常识和经验的估计！当时那种匆忙的程度，给我的感觉就是极其短暂！”
“感觉？”周律师抓住这个词，紧追不舍，“也就是说，这并非一个精确的计时，而是您个人的、主观的‘感觉’？而您就用这份主观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决定他人命运的法庭上，做出了如此严重的指控？”
孙小军被问得有些恼羞成怒：“我的感觉是基于我亲眼所见！我看得非常清楚！”
“多么清楚？”周律师步步紧逼，“您能看清执行单上的具体字迹吗？能听到我当事人可能发出的、哪怕是最低沉的自我核对声音吗？您能否百分之百地排除，您当时所处的位置和角度，没有造成任何视觉或听觉上的盲区或误解？”
“我……”孙小军一时语塞，额角微微见汗，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肯定看得清，不符合常理；承认可能看不清，那他的证词基础就动摇了。他只能强硬地重复：“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看到的就是事实！”
周律师不再纠缠，转向审判长：“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大家都看到了。一份基于主观‘感觉’、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证词，其证明力究竟有多大？更何况，”他加重了语气，“这位证人与我当事人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且其当晚自身行为也存在多处不合逻辑之处（如擅离岗位、违规送药等），其证言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本身就值得高度警惕！”
原告律师再次起身反对：“辩护人这是在恶意攻击证人品格，毫无依据！”
周律师冷静回应：“我是在陈述已知事实，评估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这是辩护人的合法权利和义务！”
第三回合：抛出核心疑点，指向真正黑手
“最后，也是本案最核心的疑点！”周律师的声音回荡在法庭，“患者出现的，是迅猛、凶险、近乎致命的严重反应！这与我当事人所开具的‘膈下逐瘀汤’常规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在性质、程度、速度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更像是由某种药性极其峻烈，甚至具有明确毒性的物质所引发！”
他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孙小军那张微微发白的脸上：“我们有理由怀疑，患者服用的，根本就不是原始的、正确的‘膈下逐瘀汤’！而是被人动了手脚，混入了或者替换了某些致命成分的‘毒药’！”
“哗——！”法庭内一片哗然！这个指控比之前的质疑更加尖锐，直接指向了刑事犯罪！
“反对！”原告律师激动地站起来，“辩护人这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污蔑他人，扰乱法庭秩序！”
孙小军更是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恐慌，他尖声叫道：“你胡说！你这是诽谤！”
周律师毫无惧色，迎着审判长审视的目光：“审判长！我并非空穴来风！我当事人陈墨医生，具备深厚的中医药专业知识，他清晰地记得并坚持自己开具的处方！而当晚，在孙小军医生第一次违规送来的药液中，他就凭借专业嗅觉，察觉到了异常气味，并果断废弃！这证明，对药物动手脚的企图，在当晚并非没有先例！为什么在正规药房送来的第二批药中，就不能存在更隐蔽的、被他忽略的篡改呢？！”
他几乎是在嘶吼，将陈墨一直坚持、却无人采信的疑点，第一次在法庭上如此清晰地抛了出来：“真正的凶手，可能正是那个利用了混乱、利用了权限、利用了所有人思维盲区的、隐藏在白衣下的投毒者！而我的当事人，不过是一个被精心选中的、用来顶罪的替罪羔羊！”
绝望的尾声：证据的铁幕
法庭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周律师的发言，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滔天巨浪。疑点被赤裸裸地揭开，逻辑的链条似乎指向了另一个可怕的真相。
然而，法律讲求的是证据。
当审判长要求周律师出示支持其“投毒”指控的证据时，周律师沉默了。他能拿出什么？陈墨的推断？对药渣成分的怀疑（而药检报告尚未出炉，且结果未知）？对孙小军行为逻辑的分析？
这些，在冰冷的、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庭规则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原告律师抓住了这个机会，进行最后陈述，他讥讽周律师的辩护是“精彩的科幻小说”、“毫无事实依据的阴谋论”，强调本案“书证、人证俱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最终，在控辩双方激烈的交锋后，审判长和陪审团需要进行评议。
休庭期间，陈墨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周律师疲惫地揉着太阳穴走回座位。他心中充满了感激，周律师已经尽力了，他用他的专业和勇气，几乎将这场官司打到了极限，将那层掩盖真相的黑布撕开了一道裂缝。
但是，也仅仅是裂缝而已。
没有确凿的反证，所有的疑点，都只能停留在“怀疑”的层面，无法撼动那由“医嘱单”和“孙小军证词”构筑起来的、看似坚固的证据体系。
陈墨看到，孙小军在经过最初的慌乱后，此刻正与原告律师低声交谈，脸上重新恢复了那种掌控一切的、带着阴冷得意的神情。他似乎确信，那最后的屏障，无人能够突破。
当法庭再次开庭，审判长开始宣读评议意见时，陈墨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审判长肯定了辩护律师提出的“一些疑点”，但紧接着强调，“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需要建立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而本案现有证据……
“……公诉方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辩护人提出的质疑，缺乏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陈墨身为执业医生，违反规章制度，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严重残疾，其行为已构成医疗事故罪……”
后续的话语，陈墨仿佛已经听不清了。他看着周律师那无奈而沉重的闭眼，看着父母瞬间崩溃瘫软的身影，看着王嫣然和李梦瑶绝望的泪水，看着孙小军那几乎要溢出来的、扭曲的胜利笑容……
一股冰冷的、彻底的绝望，如同西伯利亚的寒流，瞬间冻结了他的四肢百骸。
他像一艘孤舟，在证据的铁幕和权力的暗礁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还是被那名为“宿命”的巨浪，狠狠地拍入了无底的深渊。
锒铛入狱，似乎已是他唯一可见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