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的省城，暑气未消，空气里弥漫着柏油马路被炙烤后的气味和城市特有的喧嚣。凌建军带着儿子凌云，提着简单的行李，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那所国际合作学院。校园不算大，但很新，现代化的教学楼，修剪整齐的草坪，与凌云想象中的大学有些差距，但也透着一种崭新的气息。校门口人流如织，随处可见拖着崭新行李箱、衣着光鲜、神情自信的学生和家长，他们高声谈笑，讨论着未来的规划，与沉默寡言、穿着朴素的凌云父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报到的队伍排得很长，但流程顺畅。缴纳学费时，凌建军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银行卡，动作有些迟缓，手指在那张薄薄的卡片上摩挲了一下，然后沉默地、几乎是郑重地完成了刷卡缴费。那一串数字的减少，仿佛抽走了他一部分精气神。手续办妥后，他将卡片郑重放入儿子手中，粗糙的大手紧紧攥了一下凌云的手腕，那股力量大得几乎让凌云感到疼痛。
“好好读书，但也别亏待自己。”父亲的声音低沉而简短，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家里供得起，但路要你自己走。遇事……多长个心眼。”
说完，他深深看了儿子一眼，那目光复杂难辨，有期盼，有关切，有不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然后毅然转身，汇入熙攘的人群，那件半旧的灰色外套很快消失在楼道拐角处，像是被汹涌的人潮吞噬了。凌云捏着那张还带着父亲体温和汗味的银行卡，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弹，仿佛那卡片有千斤重。他感到一阵鼻酸，但强行忍住了，只是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朝着陌生的宿舍楼走去。
这所学院的氛围与高中截然不同，少了几分应试的紧张，多了几分浮躁和功利。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课程设置丰富而实用。除了密集的、占据大量课时的俄语课程（包括语音、语法、阅读、写作和口语），他们还开始接触经济学基础、国际贸易概论、国际商法等专业课程。更让凌云感兴趣的是，学校还开设了俄罗斯文化概况、传统与习俗等课程，由外教授课，通过生动的图片、视频和故事，让他们对即将前往的、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有了初步的、感性的了解。
全新的西里尔字母和迥异的语法规则让凌云一开始感到无比吃力，那些扭曲的字符和复杂的变格变位像天书一样。但他深知这个机会的来之不易，深知背后是父母起早贪黑的辛劳和那笔不菲的学费。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每天天不亮，当室友还在熟睡时，他就悄悄起床，到教学楼前的小花园里，借着晨曦的微光朗读课文，背诵单词；深夜宿舍熄灯后，他还打着手电筒，窝在被子里记忆单词和那些令人头疼的变格变位。他的勤奋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课堂上，他很快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大多家境优渥，见识广博，很多人高中时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对大学生活适应得很快，也更懂得如何享受生活。虽然一开始因为背景差异、消费观念不同而显得有些生疏，但凌云为人踏实诚恳，学习认真，从不藏私，谁有问题请教他，他都耐心解答，加上他毕竟是正式考上的高中毕业，基础不算差，很快也融入了集体，尤其与同宿舍的几位同学相处得还算融洽。
家里的海鲜批发生意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在父母精打细算、拼命干活下，也足以支付他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然而，懂事的凌云看到父母起早贪黑的辛苦，深知未来在国外的花销更大，那将是一笔更沉重的负担。他便想方设法自己提前攒些钱。课余时间，他开始四处寻找打工的机会。端盘子、发传单、做家教、商场促销……什么活都接，不挑肥拣瘦。
有一次，他通过中介找到一份给一个小学生辅导数学的家教工作。他认真准备了很久，把自己高中时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遍，准时到了学生家里。那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环境优雅安静。然而，学生的母亲打开门，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衬衫、略显陈旧的牛仔裤和那双刷得干净却看得出年头的运动鞋上停留了片刻，眉头微微蹙起，毫不掩饰眼中的怀疑。
“你是……国际合作学院的学生？”那位母亲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普通话带着刻意模仿的腔调，“你俄语怎么样？我们孩子以后也可能要出国的，不光要辅导数学，最好也能熏陶一下语言环境。”
凌云点点头，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用带着浓重乡音的、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是的，阿姨，我们主要学俄语，我成绩还可以，数学基础也还扎实……”
话还没说完，那位母亲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转向一旁的中介人员，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凌云耳中：“不好意思，能换个发音标准点的老师吗？最好是城里学生，家里条件好点的，见识也广些。这……”她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未尽之意像针一样刺人。
中介尴尬地看了看凌云，张了张嘴想打圆场。凌云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起自己手写的、工工整整的简历，对中介轻轻说了声“没关系，麻烦您了”，然后低着头，快步走出了那栋装修精致的公寓楼。夏日的阳光明晃晃的，刺得他眼睛生疼，他却觉得浑身发冷，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像潮水般淹没了他。
最让他难忘的是在一家快餐店打工的经历。那是个周末的晚上，客流高峰刚过，店里来了几个勾肩搭背、醉醺醺的年轻人。他们点了一堆食物，吵吵嚷嚷，声音大得整个餐厅都能听见，不小心将刚端上桌的、堆得满满的餐盘打翻在地，酱汁、薯条、汉堡和炸鸡溅得到处都是。他们非但不道歉，反而起哄着，用轻蔑的语气要求凌云赶紧打扫干净，并阴阳怪气地要求重新做一份，否则就要投诉。
凌云忍着气，蹲在地上，仔细清理了地面，又忍着厨房的油烟和高温，让厨师重新做了一份食物。当他端着餐盘，小心翼翼地再次走过去时，其中一个年轻人故意伸脚绊了他一下，同时另一只手看似无意地、实则用力地猛地撞了下凌云的手肘。餐盘再次倾覆，食物和饮料噼里啪啦洒了一地，甚至溅到了那几个年轻人价格不菲的鞋子和裤子上。
几个人顿时爆发出夸张而刺耳的哄笑声，引得其他顾客纷纷侧目，指指点点。店长闻声赶来，看到满地狼藉和那几个不好惹的客人，不等凌云解释，便皱着眉头，厉声责备：“你怎么搞的？毛手毛脚的！连个盘子都端不稳？还不快给客人道歉，然后赶紧收拾干净！这个月的绩效奖金你别想要了！”
那一刻，委屈和愤怒像炽热的岩浆一样涌上凌云的喉咙，堵得他几乎说不出话，脸颊烧得滚烫。他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得意的、充满恶意的脸，又看了看一脸不耐烦、只想息事宁人的店长，最终只是死死咬住下唇，直到嘴里尝到一丝血腥味，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对不起，是我的错，我马上收拾。”他蹲下去，默默地、一遍遍地擦拭着油腻的地面，感觉所有的尊严都随着那些污秽一起被擦掉了。
那天晚上，他拖着疲惫不堪、像是散了架的身子回到宿舍，浑身还带着快餐店特有的油烟味。室友们察觉到他情绪异常低落，关切地询问，还主动给他打了热水，泡了碗面。那一刻，他深深感受到了来自同龄人的、不带功利色彩的友情的温暖，这温暖暂时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尽管如此，为了那微薄的薪水，也为了锻炼自己，他仍然坚持着打工和学习，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每月拿到那点可怜的工资，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悉数存回父亲给的那张卡里。他想着，多存一点，父母就能少辛苦一点，肩膀上的担子就能轻一分，未来在国外的日子也能更宽裕一些，至少不必像现在这样，为了一点钱而忍受如此的屈辱。
在逐渐适应大学生活并通过打工有了一定积蓄后，凌云开始考虑更多发展的可能。他看到身边一些同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党校培训，也不免萌生了同样的想法。他知道，党员身份在国内，尤其是在体制内或者国企，是一块很有分量的敲门砖。然而，在这所看似机会均等、实则暗流涌动的学院里，他隐约察觉到，有些门槛，仅靠成绩和表现是不够的，需要额外的“努力”才能跨过。
偶然的一次宿舍夜谈中，家境不错、消息灵通的室友王浩提到学生会正在招新，鼓励凌云一起去试试，说是能锻炼能力，拓宽人脉。抱着锻炼自己、也为未来增加筹码的想法，凌云认真准备了简历，提交了申请，并凭借踏实稳重的印象，顺利加入了以事务性工作为主的实践部。在这里，他不仅参与了各类活动的组织协调、场地布置等具体工作，还结识了更多来自不同专业、有些背景的学长学姐，其中包括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李峰，一个看上去很精明干练、长袖善舞的大四学长。
几次工作接触后，凌云意识到李峰在学生会乃至院里都颇有能量，若想获得更多机会，比如入党、评优，仅靠踏实工作可能还不够。他开始用自己打工辛苦攒下的钱，几次邀请李峰在校外价格适中的餐馆小聚，过节时也不忘送上些家乡特产如干海货、普通茶叶之类并不昂贵却显心意的礼物。饭桌上，他虚心请教学生会工作的经验，委婉表达自己向组织靠拢的意愿和渴望进步的想法。李峰也都笑着应承，说会“多关注”、“有机会会推荐”，态度颇有些高深莫测。
渐渐地，或许是被凌云的“懂事”和持续的热情打动，李峰认可了凌云的学习成绩和尚可的工作态度，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至少是个懂得“规矩”的人。一次，在校园外一家较为安静、消费也不算太高的饭店包间里，几杯啤酒下肚，气氛变得比平时更随意些。李峰放下筷子，身体微微前倾，语气诚恳却意有所指地说：
“凌云啊，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学习不错，在实践部干活也踏实，不像有些眼高手低的家伙。是个好苗子。”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凌云的反应，见对方认真倾听，才继续压低了些声音，“你想向组织靠拢，这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是好事。我呢，作为学长，能帮肯定帮，推荐你进去问题不大。”
凌云心里一喜，正要道谢，李峰却话锋一转，抬手示意他稍安勿躁，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不过啊，有些事，光靠我个人推荐还不够分量。你也知道，流程走到上面，需要‘打点’、‘沟通’的地方不少。这年头，求人办事，空口白牙总是不行的……”他稍作停顿，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像是耳语，“有些程序上的‘必要开支’，上下都需要打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差不多……得准备这个数。”他边说，边用食指在沾了酒水的桌面上，写下一个清晰的“1”字，后面用手势比划了四个零。
一万！
凌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刚才的喜悦瞬间被一股冰冷的现实感冲得七零八落。他怔了一下，脸上努力维持的平静几乎要破裂。一万块！这对他的家庭来说，几乎是他父亲辛辛苦苦忙碌小半年的纯收入，是他自己需要打多少份工、忍受多少白眼才能攒下的巨款！他脑海中瞬间闪过父亲在码头与鱼贩讨价还价时黝黑而疲惫的脸，闪过母亲在灯下缝补衣物时专注而节俭的神情。
李峰似乎看出了他瞬间的挣扎和震惊，语气放缓了些，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推心置腹”：“凌云，别觉得意外，也别觉得多。这已经是看在你是自己人，我尽量帮你压缩后的数目了。你要知道，想争取这个机会的人不少，家里条件好的大有人在。这笔‘投资’是为了疏通关节，确保你的申请能顺利通过，不在任何一个环节被卡住。说白了，是买一张‘入场券’，买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只要进去了，后面好好表现，前途是不一样的。这笔钱，花得值。”
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隔壁隐约传来的谈笑声和空调低沉的运行声。凌云感觉自己的手心有些冰凉，他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他知道李峰话里的意思，也明白这所谓的“必要开支”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潜规则，一种他厌恶却又无力反抗的现实。他想起了自己打工时受到的屈辱，想起了父母殷切的期望，想起了那个看似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无形壁垒的未来。
沉默了片刻，内心的挣扎如同海啸般汹涌，但最终，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对不让父母失望的责任感，以及对融入这个体系、获得认可的隐秘向往，压倒了他内心的那点清高和不安。他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抬起头，迎上李峰审视的目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坚定：
“谢谢学长提醒，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想办法准备好。”
李峰闻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语气也变得轻松起来：“这就对了嘛！凌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这边到位，后续的事情，学长我会帮你盯着，该打点的打点，该说话的说话，保证让你顺利进入下一阶段。来，吃菜吃菜，别光顾着说话。”
凌云也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拿起筷子，却觉得桌上的菜肴瞬间失去了所有味道。他感觉自己像是在进行一场肮脏的交易，用父母的血汗钱和自己的原则，去换取一个看似光明的未来。但他别无选择，至少在他此刻的认知里，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路径。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单纯地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乡下少年了，他正在被这个现实而复杂的世界，强行涂抹上另一层颜色。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深渊，他都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在得到李峰明确的“指点”并内心经过激烈斗争后，凌云开始疯狂地寻找一切可能赚钱的兼职。他同时接了三份家教，周末去商场做全天促销，甚至凌晨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运货物。他省吃俭用，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每攒下一笔钱，心里就既有一丝靠近目标的轻松，又有一分难以言说的沉重。当他终于凑齐那笔“必要开支”，并通过李峰的关系，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送出去之后，他才郑重地、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学院党组织提交了那份早已写好的入党申请书。
此后，他不敢有丝毫松懈，反而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仿佛要用加倍的“表现”来洗刷那笔交易带来的污点感，或者说，让自己的“投资”显得物有所值。在专业学习上，他保持了优异的成绩，俄语水平进步显着；在学生会工作中，他承担了更多责任，组织的几次活动都获得了不错反响；他积极参加每一次党课培训，认真完成每一份思想汇报，主动报名参加志愿者服务、社区清扫等公益活动。这些努力，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组织的真诚向往和青年人的上进心，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只有自身表现过硬，那份“投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别人才好“帮忙说话”，他的“进步”才能显得顺理成章，经得起推敲。
李峰也果然如约在关键环节给予了“指导”和推荐，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凌云铺平了一些道路。最终，在国内学习的第二年，由于整体表现符合要求，加上“各方面条件成熟”，经过组织程序考察，凌云如愿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宣誓那天，他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心情复杂难言。有夙愿得偿的自豪与激动，有一种被组织接纳的归属感，但心底深处，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沉重与愧疚，仿佛那旗帜的红色，也掺杂了些别的东西。他知道，这条路，他迈出了第一步，但未来，更需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今天的誓言，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身份，而不仅仅是靠那笔“必要开支”。
两年的国内时光飞逝，凌云凭借刻苦努力，扎实地通过了所有考试，包括严苛的俄语初级水平考试（tpkn-1），如愿获得了前往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所国立经济大学留学的资格。
出国前的准备一切都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学校召开了多次行前说明会，详细讲解了注意事项、签证办理、行李准备、安全须知等。带队的是他们的俄语外教安德烈老师——一个高大热情、性格爽朗的俄罗斯人，在中国任教多年，中文说得相当流利，对中国学生的习惯和担忧也很了解。
出发那天，天空有些阴沉。学校专门安排了大巴车，将所有即将赴俄的学生从校园统一送往机场。送行的家长和同学挤满了校门口，场面很是壮观，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与对未来的憧憬。凌云的父母也特意从老家赶来了，母亲不停地抹着眼泪，反复叮嘱着“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常往家里打电话”。父亲则一如既往地沉默，只是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了句：“凡事小心，家里不用惦记。” 那厚重的掌力和简短的话语，承载了千言万语。
在机场，安德烈老师熟练地组织大家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过安检，像一只老母鸡护着一群初次离巢的小鸡。他用俄语和中文交替向大家介绍着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有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带领和学校的统一组织，整个登机过程井然有序，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们首次出国的紧张和不安。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冲上云霄，透过舷窗，熟悉的城市逐渐缩小，最终被云层覆盖。凌云靠在椅背上，心中百感交集。飞行途中，安德烈老师不时走到同学们中间，用俄语和大家进行简单的交流，提前给他们“预热”俄罗斯的生活环境。他还分享了自己当年作为留学生初到中国时的趣事和糗事，引得大家阵阵笑声，缓解了机舱内弥漫的淡淡离愁与紧张情绪。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一出舱门，一股凛冽而潮湿、与家乡渤海湾截然不同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陌生的气息，瞬间提醒着他们已身处异国他乡。在安德烈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顺利通过海关检查，然后乘坐学校提前安排好的大巴前往宿舍。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初来乍到的慌乱。
抵达宿舍后，安德烈老师帮助大家办理入住手续，分配房间，甚至还带大家去了附近的超市，指点他们购买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这位经验丰富、热心负责的老师带队，最初的、也是最难熬的适应期变得顺利多了。
凌云被分配在一栋老式的、有着厚重历史感的苏联风格建筑里，房间不大，住了四个学生，都是中国同学。虽然初识有些拘谨，但共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留学身份以及面对陌生环境的不安，让大家很快熟悉起来，彼此依靠。站在略显陈旧的宿舍窗前，望着窗外异国他乡的街道和行人，凌云知道，一段全新的、充满挑战与未知的留学岁月，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