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顾枭依旧忙碌，常常一大早就和赵铁柱出去，直到天黑才带着一身疲惫回来。
玉清一个人待在旅馆房间里，时间变得格外漫长。打扫完房间，整理完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他便无事可做。
他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到附近走走。
走出那条背街，来到稍显热闹的主干道，喧嚣声浪瞬间将他淹没。汽车鸣着刺耳的喇叭呼啸而过，带起阵阵尘土。
穿着西装或旗袍的男男女女行色匆匆，脸上带着一种玉清无法理解的、被时间追赶的急切。
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他没见过的新奇商品，收音机里播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或语调快速的新闻。
他站在街角，有些茫然。周围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涌过，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抛上岸的沙子，与这片充满了工业气息和现代节奏的土地格格不入。
他听到旁边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在高谈阔论着什么“期货”、“行情”，术语听得他云里雾里。
他试着沿着街道慢慢走，小心地避开行人和车辆。
在一个十字路口，他正犹豫着该往哪边走，一辆黄包车毫无预兆地从斜刺里冲出来，车夫大声吆喝着“让让！让让！”，几乎是擦着他的身子飞驰而过，带起的风掀起了他的衣角。
玉清吓得脸色一白，心脏狂跳，踉跄着后退几步，差点摔倒在地。
那黄包车夫回头骂了句“不长眼啊！”，便消失在车流中。
玉清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周围投来几道漠然或看热闹的目光，很快就移开了。
他深吸了几口气，才勉强压下心头的惊悸。
这一刻，他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这个城市，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也不是他所能轻易理解和适应的了。
他失去了继续逛下去的勇气，低着头，匆匆返回了那条背街，回到了那间狭小的旅馆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他才感到一丝微弱的安全感。
此后，除非必要玉清不再轻易独自出门。
他更多的时间是坐在房间里那把唯一的椅子上，透过那扇布满灰尘的窗户，看着楼下狭窄的街道和对面同样破败的楼房。
他看着小贩争吵，看着孩童嬉闹，看着穿着制服的人巡逻而过，试图从这些碎片化的景象中，拼凑出这个城市的脉搏，但他失败了。
这里的一切都太快，太杂，太冷漠。
晚上顾枭回来，会闻到房间里沉闷的空气，会看到玉清比白天更加沉寂的身影。
“今天出去了吗？”顾枭一边脱掉沾满尘土的外套，一边问。
“在附近走了走。”玉清轻声回答，接过他的外套挂起来。
顾枭看着他低垂的眉眼，没有多问。
他洗了把脸，坐到床边，开始跟玉清讲今天遇到的事，不全是那些勾心斗角和艰难筹措，也会说些琐碎的见闻。
“……看到有卖那种洋人吃的蛋糕，小小一块，贵得离谱。”
“码头那边搬货的苦力，力气真大，一次能扛三包……”
“路上还有卖报的小孩，嗓门亮得很……”
玉清安静地听着，偶尔抬眼看看顾枭。只有在这种时候，听着顾枭低沉平稳的声音，感受着他存在的气息，玉清心里那种漂浮不定的惶惑感才会慢慢沉淀下来。
他变得越来越依赖顾枭的存在，顾枭出门后，时间变得难熬。
听到门外熟悉的脚步声，他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身。看到顾枭推门进来的那一刻，他紧绷的神经才会彻底放松。
顾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没有点破，只是在外出时，会尽量打算好回来的时间。
若不得已耽搁，会让赵铁柱提前回来知会一声。
他知道，玉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更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不会被再次抛弃的安定感。
说句自大的话，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他顾枭，就是玉清唯一的浮木。
连着奔波了十来天，顾枭脸上的疲惫更深，但那只独眼里的光芒却愈发锐利和坚定。
晚上，他不再只是和玉清闲聊，而是会就着昏暗的灯光，在纸上写写画画，计算着什么。
“现在外面看着乱，实则是个重新洗牌的时候。”一天晚上，顾枭对玉清和赵铁柱分析道，“大宗的买卖，我们插不上手，但码头那边，货运量大，管理混乱，正是机会。很多南来北往的货物，需要人中转、联系、甚至只是临时存放一下，抽点佣金，就是个路子。”
赵铁柱点头：“大帅说得对，孙二爷那边也透了口风，只要咱们自己能立起来，他可以在货单上给些方便。”
“关键是本钱。”顾枭用笔敲了敲桌面，上面列着几项微薄的数字，“盘铺面，雇人，打通关节，哪一样都要钱。”
房间里陷入沉默，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第二天，顾枭出去了一整天，回来时，脸色有些沉郁，手里却多了一个小布包。
他当着玉清和赵铁柱的面打开，里面是几卷用旧报纸仔细包好的银元，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
“我把那根玉簪，还有我爹留下的那块怀表，当了。”顾枭的声音很平静，“铁柱，你们几个凑的钱，也算上，就这些了。”
玉清看着那堆并不多的钱，心里一紧。
那根玉簪，是顾枭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曾经见顾枭在无人时拿出来默默擦拭。那块怀表，更是顾建源当年送给顾枭的成年礼。
如今，为了活下去，为了重新开始，这些带着过往印记的东西，也不得不舍弃了。
赵铁柱眼眶有些发红，啪地立正：“大帅！我们……”
顾枭摆摆手，打断他：“废话少说，明天，去看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