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新政的成效，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开始超越省界，向着帝国的四面八方扩散。
那份由吴永年主持编撰、尚带着墨香的《江西工商管理则例（试行）》与《官田永佃及流转契约规范》草案，其意义远不止于几卷条文，它更像是一份宣言，宣告着一种迥异于以往“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理念的治理新模式，正在南方这片刚经历战火又焕发新生的土地上破土萌芽。
这份草案的抄本，被朱厚照特意下令，誊抄多份，分送内阁、六部九卿以及南直隶、浙江、福建、湖广等周边重要省份的督抚案头。他没有附加强制推行的命令，只是淡淡地批示。
“江西新定，试行新规以安地方、促生业。诸卿可览之，若有可采处，或可参详本地情势，酌情措置。”
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不强行推广，避免了保守势力的集体反弹；将其作为“成功经验”供人参阅，又巧妙地利用了官员们的攀比与政绩心理。
效果立竿见影。
南直隶苏州府，一位致仕已久、门生故旧遍布江南的老翰林，在读到友人寄来的抄本后，捻着胡须，在书房中徘徊良久，最终对儿子叹道：“吴永年，一介县令出身，竟有如此魄力与见识……此法若行，商户得安，流民得所，田赋亦清，或非全然悖于圣贤之道。”
连这等清流领袖都开始松动，底下那些原本对新政嗤之以鼻的地方官员，态度也不得不随之微妙变化。
浙江布政使司衙门的反应更为直接。
几位本就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官员，敏锐地嗅到了其中巨大的机遇，联名上书布政使，建议在宁波、温州等地，参照江西“工坊区”模式，划定区域，吸引本地丝商、茶商集中设坊，并简化市舶司手续，以便更好地与月港贸易对接。
“江西能行，我浙省物阜民丰，交通海外更便，岂能落于人后？”
福建方面，虽地狭多山，但依托月港的近水楼台，一些嗅觉灵敏的漳泉海商，已开始派人前往江西九江工坊区考察，甚至直接带着订单和定金，与当地的瓷窑、夏布工坊洽谈长期合作。
资本的流动，比政令的传达更为迅速和高效。
然而，星火燎原之势，也必然引燃更深处堆积的腐草。
朝堂之上，一些原本因宁王平定、皇子诞生而暂时缄默的守旧官员，见皇帝竟有意将江西那套“离经叛道”的东西扩散开来，终于按捺不住。
都察院几位御史联名上奏，措辞激烈地抨击江西新政“纵容商贾，败坏人心”、“使农夫舍本逐末，长此以往，恐致田园荒芜，饥馑频仍”，更指斥《工商管理则例》是“以商乱法，弃祖宗成宪于不顾”，要求皇帝立即下诏废止江西“乱政”，重申“农为本，商为末”之国策。
这一次，他们学聪明了，不再直接攻击皇帝，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具体的政策和执行人吴永年。
与此同时，在江西内部，旧势力的反扑也变得更加隐蔽和阴险。
南昌府某县，一位积极参与“官田竞标”、兴办起大型苎麻种植园的徽商，突然发现自己雇佣的农户接连病倒，田间莫名出现诅咒的木偶，流言蜚语在乡间传播，说是他“惊扰了地脉龙神”，才招致灾祸。虽无实据，却闹得人心惶惶，生产近乎停滞。
九江工坊区内，一家刚刚改良技术、产出一种新式釉彩瓷器的窑口，其关键工匠在一夜之间被不明人士高价挖走，连同部分釉料配方不翼而飞。窑主欲哭无泪，报官后却因缺乏证据，迟迟无法破案。
这些手段，不再是大张旗鼓的恐吓对抗，而是利用乡土社会的迷信、人情关系和商业竞争中的龌龊伎俩，试图从内部瓦解、拖垮新生的经济实体。
消息传到吴永年耳中，他并未感到意外。他知道，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必然遇到的“软钉子”。他立刻召见按察使和周遇吉派驻的将领，会商对策。
“对于妖言惑众、破坏生产之举，须以邪教乱民论处，从严从快打击！巡查队要配合州县，深入乡里，揭穿谣言，安抚民心！”吴永年语气坚决，“至于工坊间的恶性竞争、窃取技术……则需依《工商管理则例（草案）》中‘禁止欺诈背信’、‘保护匠户权益’之条款，由巡查队会同地方，设立仲裁之所，公正断案，维护诚信经营之人！”
他意识到，光有法规条文还不够，更需要建立起一套能够快速响应、公正处理新型纠纷的仲裁和执行机制。这将是他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西苑精舍内，朱厚照看着都察院弹劾的奏章和吴永年关于江西遇到新问题的密报，嘴角反而露出一丝笑意。
他对侍立一旁的杨廷和道：“杨先生，看见了吗？他们越是跳脚，越是使出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就说明吴永年在江西做的事，真正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撼动了他们的根基。这是好事！”
他提起朱笔，在都察院的奏章上批阅：“江西之事，朕自有明断。卿等既忧心国本，何不建言如何使农夫更富、仓廪更实之策？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掷地有声的批语，再次表明了皇帝坚定不移的态度。
星火已然点燃，虽有逆风，却更助火势。
旧的幽灵在暗处哀嚎，新的秩序在光天化日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构建。
江西，这个大明板块下的一个缩影，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蜕变，而它所激起的波澜，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大明每一个沉睡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