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北大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才十月底，寒风就像刀子一样刮过黑土地。我们十几个从北京、上海来的知青，被分配到靠山屯生产队不过三个月，已经领教了东北的厉害。
“杨队长通知，今晚在村口戏台排演《智取威虎山》，县里宣传队的同志半个月后要来检查！”宿舍门被推开，生产队副队长赵大山裹着一身寒气进来，黝黑的脸上满是严肃。
李卫东第一个跳起来：“保证完成任务！”他是我们中的积极分子，父亲是部队干部，浑身都是革命热情。
我默默放下手中的《暴风骤雨》，心里有些发怵。那座戏台...
靠山屯的戏台有些年头了，木质结构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陆离。戏台顶上的飞檐翘角，依稀能看出早年的精致，如今却只剩破败。最让人不舒服的是台前那两根大红柱子，漆皮剥落处，竟露出暗褐色的木质，像干涸的血迹。
“听说那戏台以前是唱二人转和跳神的？”晚上去戏台的路上，我问本地青年二嘎子。
二嘎子猛地噤声，四下张望后压低声音：“可别提这个，现在不让说。那台子...邪性得很。”他顿了顿，“老辈子人说，那底下埋过死人。”
戏台前已经挂起两盏气死风灯，在风中摇晃，投下飘忽不定的光影。我们开始排练，我负责拉二胡，李卫东演杨子荣。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一拿起二胡，我就觉得后颈发凉。
排到第三场，突然传来一声喝彩：“好！”
声音苍老、嘶哑，却异常清晰。我手一抖，拉错了一个音。
大家面面相觑——台下空空如也，只有几片枯叶在风中打转。
“谁在那儿？”李卫东厉声喝道，举着灯往前照。空荡荡的场院里，连个影子都没有。
“可能是风声。”上海来的女知青小梅怯生生地说，手不自觉地攥着衣角。
继续排练。当李卫东唱到“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时，又一声喝彩响起，这次更加响亮，还夹杂着几声零落的掌声。
我们全都僵住了。那声音分明来自台下正中央，可那里除了几排歪歪扭扭的长凳，什么都没有。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怕牛鬼蛇神？”李卫东强自镇定，但声音里的颤抖出卖了他。
那晚接下来的排练，喝彩声时断时续，总是在演出最精彩的段落出现。回到宿舍，没人说话，但大家都心照不宣——那不是风声。
接下来的日子，每晚排练都有这样的怪事。有时是喝彩，有时是叹息，甚至有一次，小梅在台上跳舞时，我们清晰地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啜泣。
宣传队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恐慌在知青中蔓延。
“我昨晚看见...台下坐着几个人影，”小梅偷偷告诉我，眼睛红肿，“穿着旧式的棉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直到一个雨夜，老知青王建国找到了我。他是早期来的知青，在靠山屯已经待了五年。
“你们惹到他们了。”王建国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模糊。
“他们？”
“戏台下的老观众。”他深吸一口烟，“那戏台光绪年间就有了，原本是唱二人转和神戏的。1943年冬天，日本人清剿抗联，把正在看戏的几十个乡亲堵在戏台前，全部用机枪扫死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
“从那以后，每逢有人唱戏，那些死去的魂灵就会回来听戏。”王建国弹了弹烟灰，“他们习惯了老调子，听不懂你们的革命样板戏，但又舍不下看戏的瘾。”
“那我们怎么办？”
“明晚子时，我带你们去化解这段恩怨。”
第二天深夜，寒风刺骨，我们十几个知青跟着王建国来到戏台前。他拿出一把香，点燃后插在戏台前的泥土里。
青烟袅袅上升，在月光下呈现出诡异的形状。
“老乡亲们，”王建国面向空荡的观众席，声音平静而庄重，“知道你们爱听戏。可如今是新社会了，唱的是新戏。你们听不懂，不怪你们，但也别吓着这些娃娃们。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建设新农村的...”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坚定：“时代变了，旧调子该放下了。”
香烟突然猛烈地摇晃，仿佛有一阵风吹过——可我分明感觉四周的空气是静止的。
李卫东站出来，深吸一口气，唱起了《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他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坚定而清亮。
接着，我们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起初是怯生生的，后来越唱越响亮，革命青年的热血在胸膛沸腾。
奇怪的是，这一次，台下没有任何喝彩声。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唱完后，王建国低声说：“他们走了。”
“真的吗？”小梅小声问。
“看那香火。”
我们低头看去，三炷香已经燃到尽头，香烟笔直上升，在夜空中慢慢消散。
从那以后，戏台下再没有出现过奇怪的喝彩声。宣传队来检查时，我们的演出获得了表扬。李卫东因此得到了入党推荐，而我则常常望着空荡的观众席发呆。
多年后，我已白发苍苍，重回靠山屯。村庄变了模样，唯有那座老戏台还在，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老爷子，您也来看戏？”一个年轻村民问我。
我点点头，在最后一排坐下。锣鼓声起，浓妆艳抹的演员登上舞台，唱起了久违的东北民间小调。
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台下坐满了观众——穿着旧式棉袄的乡亲们，摇头晃脑地听着戏，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当台上唱到精彩处，我清楚地听见四周响起了阵阵喝彩——那声音苍老、嘶哑，却异常快活。
我微微一笑，眼角有温热的液体滑落。
那些老观众，终于听到了他们想听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