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的风云激荡，并未因东方一角的这场征兵风暴而有丝毫停顿，反而以一种惊人的同步，上演着更为骇人的巨变。
在欧洲，德意志的战车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碾过地图。
四月九日，丹麦在几小时内沦陷。
四月十五日，苏联进攻芬兰。原历史中，苏芬战争于去年11月30日爆发，而这个世界的苏联因为生产喀秋莎火箭炮、试验、列装等一系列原因，把战争时间拖到了现在，完美避开了低温影响，准备也更加充分，虽然组织僵化和新晋指挥官经验不足的问题依旧存在，却比原历史中强了不少，再加上火箭炮群参战，几乎是压着芬兰军队打。
五月十日，德军入侵低地国家，荷兰抵抗五天即告投降，比利时苦苦支撑半月后也竖起了白旗；被视为欧陆第一强国的法国，竟也在德军闪电般的突击下土崩瓦解，英法联军被重重围困于敦刻尔克海滩。
就在英法联军上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时，在八路军总部和延安的决策层里，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宋兴华根据“前世”的记忆，向总部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明确指出法国极有可能在六月中下旬宣布投降，建议总部及延安方面，立刻着手通过各种渠道，从欧洲，尤其是即将战败的法国及其盟国中，搜罗海军舰艇设计、建造、指挥及操作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技术资料，为将来人民海军的建设储备至关重要的力量。
然而，这份极具前瞻性的报告，在总部和延安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高级领导人和军事专家，基于对老牌殖民帝国深厚底蕴的认知，认为法国即便暂时失利，凭借其广袤的海外殖民地和尚未动用的海军力量，至少也能坚持到年底，甚至可能迁都北非继续抵抗。像宋兴华预测的那样，在短短一个多月后就彻底投降，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后，历史以其固有的、对“先知”者而言略带讽刺的准确性，上演了。
六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签署投降书。
消息传来，举世震惊。延安和八路军总部里，那些曾经质疑过宋兴华判断的人，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和反思。而宋兴华在此事上展现出的、近乎预言的战略洞察力，则在他本已笼罩着层层光环的形象上，又增添了神秘而厚重的一笔。
法国投降后不久，戴高乐在英国伦敦竖起“自由法国”的旗帜，号召抵抗。
宋兴华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再次向延安和总部发出长电。这一次，他的建议再也没有人敢等闲视之。
电文中，他详细阐述了支持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军正式成立“日本民主政府”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
“……自由法国之成立，虽势单力薄，然其法理地位已获盟国承认，于凝聚人心、争取外援至关重要。同盟军拥兵十万，控地有民（十数万日侨），战绩卓着（附战绩详表），其实力与潜力远超戴高乐集团。若成立民主政府，则可师出有名，不仅可公开号召日本国内反战反军部力量，更可在外交上与日寇伪政权分庭抗礼，极大瓦解日军士气，为最终反攻日本本土奠定政治与法理基础。此举，亦是对中国抗战之巨大支持，可牵制大量日军精锐于东北乃至本土……且民主政府再小，亦是一国政权，其若公开表示接受我党领导，对我党我军提升国内外政治地位，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争取国际社会认同与援助，具有不可估量之价值……”
这份电文，在延安的窑洞里，引发了比之前关于法国投降预测更为激烈、也更为深刻的讨论。
会议桌上的油灯灯火跳跃，映照着与会者们严肃而沉思的脸庞。
一部分人持积极支持态度，情绪激昂：“宋兴华同志的分析非常透彻！我党我军如今坐拥百万武装，控制华北广大地域，战绩彪炳，早已非吴下阿蒙！同盟军一旦成立政府，其规模、实力远超流亡伦敦的自由法国，若其公开声明接受我党领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更是在支持、领导一个外国流亡政府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这是何等巨大的国际声望和政治资本？超越国民党，获得美英苏等大国的事实承认，也绝非不可能！”
另一部分人则显得更为审慎，顾虑重重：“此议虽好，但步子是否迈得太大了？政治地位的骤然提升，必然强烈刺激常凯申集团。以常凯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秉性，他极有可能感到致命威胁，从而不惜与日军暗中媾和，甚至联手，掉转枪口全力对付我们！目前日军在华兵力依然雄厚，若日蒋形成默契，哪怕只是暂时的，对我各根据地而言，都将面临空前巨大的压力！我们不能不防！”
争论持续了数日，各方意见充分交锋。最终，决策的重担落在了“那三位”肩上。
三位反复研读了宋兴华的电文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对此事的意见。
副总指挥的原话是：“宋兴华携二纵、同盟军坐镇长城防线，关东军倾巢南下也休想进关；我各根据地主力、卫戍部队超百万，空军亦可配合作战，能忍住不主动找常凯申算账已是顾全大局。”
其中一位深思熟虑后，缓缓开口：“宋兴华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中国积弱已久，与列强差距巨大，借助日本未来之科技发展自身，缩小差距，此乃长远之利。’我们扶持同盟军成立政府，首要目的是为了抗日，为了将来能反攻其本土，从根本上解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其次，才是政治上的收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至于常凯申，他固然会跳脚，会搞摩擦，甚至可能勾结日寇。但正如副总指挥所言，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至少不敢全面开战。华中、华南的日军就在他身边，他也要掂量掂量。只要我们把握好度，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他就翻不了天。”
“我的意见是，”他最终拍板，“我们先把自己的根基打得更牢。同时成立山西、河北、山东三个抗日民主政府，将我们在华北的治理合法化、公开化。然后，再以这三个民主政府的名义，公开支持、协助日本同盟军，成立他们的民主政府。这样，循序渐进，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