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怀里那几块皱巴巴的法币，站在烟味儿呛人的胡同口，眼睛发直。刚从那辆吱呀作响的洋车跳下来时，我还以为是哪个大户人家办白事，可定睛一看，胡同墙上糊着的不是挽联，是印着“保家卫国”的标语，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边，沾着些黑灰。几个穿灰布军装的兵丁靠在墙根儿抽烟，枪杆子斜挎着，枪托磨得发亮，他们嘴里骂骂咧咧，说的是南边儿的战事又紧了。我摸了摸后脑勺，昨天晚上还在西城拉着个阔太太去戏园子，怎么一觉醒来，街上的洋车少了大半，倒多了些插着小旗子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布口袋，里头不知道装着什么。“喂，那拉车的，愣着干什么？”一个兵丁朝我喊，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往前头走，这儿戒严了，待会儿有队伍过。”我赶紧应了声“欸”，拽着我的洋车往胡同里头挪，车座子上还留着昨天那太太掉的一根珍珠耳坠，我没敢捡，这会儿倒庆幸没捡，不然指不定被当成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
胡同深处有家小饭铺，门脸儿破得很，挂着块写着“老王饭庄”的木牌，漆掉得只剩个“王”字。我实在渴得难受，就把车停在门口的老槐树下，掀开门帘钻了进去。里头烟雾腾腾，几张桌子旁坐满了人，有穿长衫的读书人，手里攥着报纸，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有穿短打的脚夫，呼噜呼噜地喝着稀粥，就着腌萝卜干儿；还有个戴眼镜的学生，正跟同桌的人低声说着什么，时不时往门口瞟一眼。我找了个角落的空位坐下，喊了声“掌柜的，来碗白开水”。掌柜的是个脸膛黝黑的中年汉子，系着油污的围裙，手里擦着碗，头也不抬地说：“白开水没有，只有糙米粥，两分钱一碗。”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法币，心里犯嘀咕，这钱在以前能买俩烧饼，现在连碗粥都这么金贵。但实在渴得慌，还是点了点头：“成，来一碗。”
刚端起粥碗，就听见邻桌的学生压低了声音说：“听说了吗？昨天东边儿的火车站被炸了，日本人的飞机，飞得跟乌鸦似的，投了好几个炸弹，死伤不少人。”另一个学生接话：“可不是嘛，我表哥就在火车站当搬运工，昨天没去上工，不然……”话没说完，就被旁边穿长衫的读书人拽了拽袖子，读书人朝他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示意他别多说。那学生也机灵，立刻闭了嘴，端起碗喝了口粥，却没咽下去，眼圈儿有点红。我心里咯噔一下，日本人？这词儿我以前在茶馆听人念叨过，说是在东边儿闹事儿，怎么现在都炸到北平来了？我正愣神，就听见门口传来一阵喧哗，几个穿黑色短褂、戴黑帽子的人闯了进来，腰里别着短棍，脸上横肉乱跳。为首的一个矮胖子，三角眼，撇着嘴朝掌柜的喊：“老王，今儿个的‘孝敬钱’该交了吧？别让弟兄们多跑一趟。”掌柜的脸上堆着笑，搓着手说：“刘爷，您再宽限两天，这几天生意不好，实在凑不齐啊。”那矮胖子“啪”地一拍桌子，碗碟都震得叮当响：“少废话！这北平城现在是谁的地盘儿？不交钱，信不信我把你这破铺子给砸了！”
我攥紧了拳头，碗沿儿硌得手心生疼。以前在北平拉车，也见过地痞流氓，可没见过这么横的，光天化日就抢钱。邻桌的学生想站起来，被读书人按住了，读书人摇了摇头，示意他别冲动。掌柜的没办法，只好从抽屉里摸出几张法币，递给矮胖子：“刘爷，您先拿着，剩下的我明天一定凑齐。”矮胖子接过钱，用手指捻了捻，撇撇嘴：“就这么点儿？算了，看你可怜，明天要是再凑不齐，你这铺子就别想开了。”说完，带着人耀武扬威地走了。掌柜的看着他们的背影，叹了口气，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我把碗里的粥喝完，放下钱，走到掌柜的身边，低声问：“掌柜的，刚才那些是什么人？这么横。”掌柜的抬起头，脸上满是疲惫：“还能是什么人？日本人的狗腿子，叫什么‘维持会’的，天天来要钱，不给就砸东西。”我心里更沉了，以前总觉得北平是块宝地，再乱也乱不到哪儿去，可现在看来，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糟得多。“那……日本人真的占了北平了？”我又问。掌柜的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快了，听说南边儿的防线快守不住了，城里的有钱人都往南边跑了，就剩下我们这些穷人，跑也跑不了，只能在这儿挨着。”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呜——呜——”的声音像哭丧，听得人心里发毛。饭铺里的人一下子慌了，有人喊“飞机来了”，有人往桌子底下钻，还有人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跑。掌柜的大喊：“别慌！后院有地窖，快躲进去！”我也跟着人群往后院跑，刚进地窖，就听见头顶上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打雷，震得地窖顶上的土簌簌往下掉。接着就是“砰——砰——”的爆炸声，离得不远，震得耳朵嗡嗡响，地窖里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有个小孩儿“哇”地哭了起来，被他娘赶紧捂住了嘴。我紧紧贴着墙，心里直打鼓，以前拉车累得要命，也没这么害怕过，这炸弹要是落在头上，小命儿就没了。
过了大概半个钟头，外面的爆炸声停了，防空警报也不响了。有人试探着往外探了探脑袋，喊了声“好像走了”，大家才陆续从地窖里出来。我走到门口，往街上一看，刚才还好好的胡同，现在塌了半堵墙，地上散落着碎砖烂瓦，有户人家的院子着了火，冒出滚滚黑烟，几个邻居正拿着水桶往火上泼，可火太大，根本泼不灭。一个老太太坐在墙根儿下，哭着喊她的孙子，旁边的人劝着，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哭。我心里堵得慌，以前总想着攒钱买辆自己的洋车，再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可现在，连活着都这么难。
“喂，拉车的，你要去哪儿？”刚才那个学生走到我身边，他脸上沾了点灰，眼镜歪了，却眼神清亮。我愣了愣，说：“不知道，哪儿能拉着活儿就去哪儿吧。”他想了想，说：“我要去东单那边，有个同学在那儿组织募捐，给前线的士兵送物资，你能送我过去吗？钱我给你。”我点了点头，反正也没地方去，拉着活儿总比瞎晃悠强。我把洋车拽过来，他坐了上去，说：“麻烦你快点，那边还等着我呢。”我嗯了一声，拉起车就走。街上比刚才更乱了，有人在收拾废墟，有人在哭，还有人在议论刚才的轰炸。我使劲儿拉着车，洋车的轮子碾过碎砖，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你以前一直在北平拉车吗？”学生坐在车上问我。我一边拉着车，一边说：“嗯，拉了快十年了，以前这北平城不是这样的，街上热闹，洋车也多，客人也大方。”他叹了口气：“是啊，以前的北平多好，可现在……”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没关系，总会好起来的，前线的士兵在拼命，我们在后方也不能闲着，募捐点钱和物资，总能帮上点忙。”我没说话，心里却琢磨着他的话，帮上点忙？我一个拉车的，除了拉活儿，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到了东单，我把车停在一个街口，这里有个临时搭起来的棚子，棚子上挂着“支援前线，共赴国难”的横幅，几个学生正在给过往的行人讲解，旁边放着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着衣服、药品和食物。有不少人停下来，有的捐钱，有的捐衣服，还有个小贩把自己摊子上的馒头都拿了过来，说给前线的士兵吃。学生跳下车，从口袋里掏出五分钱递给我，说：“谢谢你，这钱你拿着。”我接过钱，刚想说不用这么多，他已经转身跑进了棚子，和其他同学一起忙碌起来。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顾好自己就行，可现在看着这些学生，还有刚才饭铺里的掌柜，街上那些救火的邻居，突然觉得，要是人人都顾着自己，这北平城就真完了。正在这时，我看见远处跑来一个人，怀里抱着个布包，跑得气喘吁吁，到了棚子跟前，把布包往箱子里一放，说：“这里面是我攒的几块银元，还有几件棉衣，给前线的弟兄们。”我定睛一看，这不是刚才饭铺里那个穿长衫的读书人吗？他刚才还劝学生别多说话，现在却主动来募捐。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五分钱，又看了看我的洋车，车座子还是好好的，轮子也没坏。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虽然没多少钱，没多少物资，但我有力气，能拉车。我走到那个学生身边，说：“同学，你们这儿还需要人吗？我能拉车，要是需要送东西，我能帮忙。”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眼睛亮闪闪的：“当然需要！太谢谢你了！我们正愁没人送物资呢，有些地方车开不进去，正需要洋车。”我点了点头，心里突然觉得踏实了点，以前拉车是为了自己的日子，现在拉车，好像有了不一样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跟着这些学生跑东跑西，有时候拉着物资去医院，给受伤的士兵送药品和衣服；有时候拉着学生去各个街口募捐，帮着搭棚子、搬箱子；晚上就住在饭铺的后院，掌柜的不收我钱，还总给我留一碗糙米粥。虽然累得浑身酸痛，有时候还会遇到那些“维持会”的人找麻烦，但我却觉得比以前有劲多了。有一次，我拉着一车药品去城外的临时医院，路上遇到了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有老人，有孩子，身上都脏兮兮的，饿得起不来。我看了看车上的药品，又看了看他们，心里犯了难。这时候，跟我一起的学生说：“祥子哥，咱们这儿还有几袋干粮，给他们分点吧。”我点了点头，把干粮拿出来，分给他们。一个老太太接过干粮，眼泪就下来了，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赶紧说：“别谢我，要谢就谢前线的士兵，他们在拼命保护我们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饭铺后院的草堆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虽然天上时不时会有飞机飞过，发出嗡嗡的声音，但我却不那么害怕了。以前总想着自己的洋车，自己的日子，可现在才明白，要是国家没了，自己的日子再好也没用。我摸了摸身边的洋车，它陪我走了这么多路，以前是我的指望，现在是我的伙计，跟着我一起为这北平城，为这国家出点力。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歌声，是学生们在唱，虽然声音不大，但很整齐：“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跟着轻轻哼了起来，虽然跑调，但心里却热乎乎的。我想，不管这仗要打多久，不管这北平城还要遭多少罪，只要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挺过去，就像以前拉车遇到上坡，只要使劲儿，总能拉上去。我攥紧了拳头，明天还要早起拉物资，得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