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车把的手心直冒冷汗，车轱辘碾过青石板路的声响里混着远处隐约的炮声，这不是我熟悉的北平城。刚从胡同口拐出来时，就见着几个穿灰布军装的兵丁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往城墙根跑，他们的绑腿沾着泥，帽檐下的脸煞白，嘴里吼着听不懂的番号。我猛地勒住缰绳，黄包车的帆布篷被风掀得噼啪响，车座上原本放着的铜铃铛不知何时掉了，只剩下半截断绳晃悠。这不对，我记得昨天收车时还数着铜板盘算着买新车的事，怎么一睁眼连街面都变了？路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门板上用白灰刷着歪歪扭扭的“防空”二字，墙根下蜷缩着几个乞丐，怀里揣着破碗，眼神直勾勾盯着我这车——搁平时这可是顶体面的洋车，此刻却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慌。
“站住！那车夫，过来！”一声粗吼打断我的愣神，两个戴钢盔的兵朝我挥手，枪托在地上顿得咚咚响。我心里咯噔一下，脚底下却不敢怠慢，赶紧把车停到路边。其中个高的兵伸手就拽我胳膊，他的手套磨出了洞，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这车借军用，快卸了座套！”我急得直摆手：“老总，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您高抬贵手……”话没说完就挨了个耳光，火辣辣的疼从脸颊烧到耳根。“吃个屁！小鬼子快打过来了，耽误了军情毙了你！”矮个的兵掏出刺刀就去割帆布，我眼睁睁看着那新换的蓝布座套被划开道大口子，棉絮像雪片似的飘出来。手背上青筋直跳，可攥紧的拳头终究没敢挥出去——这年头兵比狼恶，硬碰硬只能是自讨苦吃。
他们把车抢走时，高个兵甩给我两个铜板，叮当落在地上滚进阴沟。我弯腰去捡，手指刚碰到铜板就被人踩住，抬头一看是个穿长衫的先生，鼻梁上架着圆眼镜，镜片碎了一块。“别捡了，命比钱金贵。”他把我拉起来，往我手里塞了块干硬的窝头，“往西跑吧，东边城墙快守不住了。”我咬了口窝头，渣子剌得嗓子生疼，含糊着问：“先生，这到底是咋了？我昨天还拉着客人去前门外听戏呢……”他苦笑一声，眼镜滑到鼻尖：“昨天？现在是民国二十六年，小鬼子占了丰台，北平城早晚得落他们手里。你不是本地人？”我脑袋“嗡”的一声，民国二十六年？那我攒钱买新车的事……难不成是做梦？可脸颊的疼、窝头的糙、远处越来越近的枪炮声，都真得扎心。
正愣着神，就听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喊着“飞机来了”，原本散着的人瞬间像惊了的蚂蚱似的往胡同里钻。我也跟着往旁边的窄巷跑，刚拐进去就撞到个小姑娘，她怀里抱着个布娃娃，辫子散了一半，哭得满脸是泪。“娘！我要娘！”她拽着我裤腿不放，我这才发现巷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有个老太太胸口插着块弹片，眼睛还圆睁着。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我赶紧抱起小姑娘往深处跑，头顶上飞机呼啸而过，投下的炸弹在远处炸开，震得墙皮簌簌往下掉。“别怕，叔叔带你找安全地方。”我捂住她耳朵，可自己的心跳得比炸弹声还响，这哪是北平城，这分明是阎王殿。
跑过三个胡同，总算看见个半开的院门，门楣上“王记杂货铺”的牌匾被炸掉了一半。我踹开门冲进去，院子里一个掌柜模样的老头正往地窖里搬罐头，见我们进来直摆手：“满了满了，再进人就塌了！”我把小姑娘往他面前一推：“她爹娘没了，您行行好！”老头瞅了眼小姑娘哭红的脸，叹了口气往旁边挪了挪：“快进去，把梯子拉下来。”地窖里挤了七八个人，有抱孩子的妇人，有拄拐杖的老汉，还有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胳膊上缠着渗血的绷带。黑暗里谁都没说话，只听见彼此的喘气声和外面隐约的哭喊。
不知过了多久，上面没了动静，年轻人爬上去探了探，回头说：“鬼子进城了，正在街上贴告示。”地窖里顿时一片抽气声，妇人把孩子搂得更紧，老汉直念佛。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她已经不哭了，睁着大眼睛问：“叔叔，我们能出去找娘吗？”我喉咙发紧，刚想说点啥，就听外面传来皮鞋声，接着是砸门的响动，还有人用生硬的中国话喊：“开门！检查！”老头脸色煞白，哆嗦着说：“躲不开了，都别出声。”可小姑娘突然哇地哭出来：“我要娘！我怕！”
地窖门“哐当”被踹开，几道手电光扫进来，晃得人睁不开眼。三个戴钢盔的鬼子端着枪下来，皮靴踩在梯子上噔噔响。我把小姑娘护在身后，手悄悄摸到墙角的半截砖头——真要动手，拼一个够本。领头的鬼子用刺刀挑了挑妇人的包袱，翻出个银镯子揣进兜里，又指了指学生的绷带，叽里呱啦说了句啥。旁边的翻译官赶紧喊：“皇军问你是不是兵！”学生梗着脖子：“我是北平大学的！你们闯进民宅是强盗！”鬼子被激怒了，一枪托砸在他头上，血顺着额头流下来。妇人尖叫着想去拦，被另个鬼子揪住头发拖了出去。
混乱中，我突然想起以前拉车时听人说的，鬼子怕硬的也怕不要命的。我猛地站起来，故意把地窖顶的土蹭下来些：“老总，他就是个学生，有伤在身，要罚罚我！”鬼子把枪对准我，黑洞洞的枪口离我胸口只有三尺远。我攥着砖头的手全是汗，眼睛死死盯着他的脸——那脸上有道刀疤，眼神比野狗还凶。翻译官推了我一把：“少废话！皇军检查是看得起你们！”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枪声，接着是一阵混乱的喊叫。领头的鬼子骂了句，招呼着同伴往上跑，临走前还踹了我一脚。
等上面没了动静，我们才敢爬出来。院子里躺着个鬼子的尸体，胸口插着把菜刀，旁边是倒在血泊里的妇人。学生挣扎着站起来，抹了把脸上的血：“是抗日军！他们在巷子里打起来了！”老头跪在妇人身边哭，我把小姑娘抱起来，她已经吓得没了声，只是紧紧攥着我的衣角。街上传来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火光把半边天都染红了。我突然想起我的车，想起那些攒了一半的铜板，可现在那些都不重要了——活着，能带着这孩子活着出去，比啥都强。
学生说他认识条小路能出城，往西山走有抗日军的队伍。我们跟着他穿胡同钻小巷，一路上到处是残垣断壁，偶尔能看见烧焦的尸体，分不清是兵还是百姓。有次差点撞上巡逻队，多亏个捡破烂的老太太把我们拉进废品堆，用破布盖住才没被发现。老太太叹着气说：“造孽啊，好好的城变成这样，前儿个还看见鬼子把逃难的往卡车里塞，不知道拉去啥地方……”我摸着小姑娘冻得冰凉的手，心里像被开水煮着——以前总想着买新车、过好日子，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安稳日子竟成了奢望。
走到西直门时天快亮了，城墙被炸开个大口子，碎石堆上还挂着断手断脚。学生说从这儿能出去，可刚爬到一半，就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回头一看，十几个骑兵追了上来，马背上的鬼子举着马刀，阳光下闪着寒光。“快跑！”学生推了我一把，自己却捡起块石头朝鬼子扔去。我抱着小姑娘拼命往前跑，身后传来惨叫声和马嘶声。等跑出老远回头看，学生已经倒在血泊里，马刀还插在他胸口。眼泪突然涌出来，我咬着牙没让它掉下来——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得带着他用命换来的生路走下去。
城外的路更难走，田野里的庄稼全被踩烂了，到处是散兵和难民。有天在破庙里歇脚，遇见个瞎眼的老太太，她说她儿子是二十九军的，守南苑时没了，她一路摸过来想找找儿子的尸骨。我把最后半个窝头分给她，她摸索着抓住我的手：“好心人，你听这炮声，离得越来越近了……可咱中国人不能怕，骨头得硬着！”这话像锤子敲在我心上，是啊，我祥子这辈子没怕过苦没怕过累，难道还能怕了这些强盗？
我们在山里转悠了半个月，靠挖野菜摘野果活命，小姑娘渐渐不怕生了，总跟着我身后喊“祥子叔”。她说她叫丫蛋，家在王府井旁边的胡同，她娘说等她爹从上海回来就带她去吃豌豆黄。每次她说这话，我就想起以前拉着客人经过那家点心铺，玻璃柜里的豌豆黄黄澄澄的，透着甜香。我摸着她的头说：“等把鬼子打跑了，叔带你去吃，管够。”她就咯咯地笑，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这天正走着，突然从树后跳出几个穿灰军装的人，举着枪喊：“站住！干什么的？”我赶紧把丫蛋护在身后：“老总，我们是逃难的，想找抗日军……”为首的是个络腮胡，听完眼睛一亮：“你们从北平城出来？里面情况咋样？”我把城里的事说了说，他听完一拍大腿：“好样的！敢跟鬼子顶上的都是好样的！”他说他们是八路军，正在这一带打游击，还把我们带回了营地。
营地在个山坳里，几十顶帐篷搭在树林里，战士们有的擦枪有的练刺杀，见了我们都挺和善。络腮胡是个连长，姓赵，他让伙房给我们煮了锅稀粥，还找了件干净的棉袄给丫蛋穿上。喝着热粥的时候，赵连长问我：“祥子兄弟，你这车夫身手不错，跑山路都不带喘的，愿不愿意留下跟我们干？”我愣了愣，看着丫蛋喝粥时满足的样子，又想起惨死的学生、瞎眼的老太太、被抢走的洋车，心里那股憋屈的火气突然冒了上来。
“我能干啥？”我问他，手里的粥碗还在发烫。“能做的多了！你熟悉北平周边的路，能当向导；你力气大，能帮着运弹药；实在不行，拉着我们的伤员转移也行啊！”赵连长拍着我肩膀，“咱们不是正规军，没那么多规矩，只要肯抗日，都是自家兄弟。”我看了看丫蛋，她正跟个小战士学叠布娃娃，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又看了看远处训练的战士，他们的军装补丁摞补丁，枪也老旧，可眼里的光比城里那些兵亮多了。
我把粥碗往桌上一放，站起身：“赵连长，我留下！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说！”“得让丫蛋在营地跟着卫生员学认字，将来鬼子打跑了，她得做个有文化的人。”赵连长哈哈大笑：“这算啥条件！咱们队伍里就缺有文化的，将来让她当医生！”丫蛋听见这话，跑过来抱住我腿：“叔，你不走了？”我蹲下来，擦掉她嘴角的粥渍：“不走了，咱跟这些叔叔一起，把鬼子打跑再回家。”
那天下午，我跟着战士们去后山抬伤员，山路陡得很，我却走得稳稳的。以前拉洋车时总想着自己的日子，现在才明白，没有国哪有家。远处又响起炮声，可这次我没觉得怕，反而攥紧了手里的扁担——这扁担虽然没车把顺手，却能扛起比新车更重的指望。丫蛋在营地门口朝我挥手，阳光照在她脸上，像北平城春天里最暖的光。我知道，这仗不好打，往后的日子会更苦，可只要咱中国人骨头不软，总有把鬼子赶出去的那天。到时候，我要带着丫蛋回北平城，修修我的洋车，拉着她去吃豌豆黄，告诉她这城有多好，因为这是用命守下来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