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去衡阳（十四）
日子重新被粘稠的沉默和鞋油味浸泡。王建国的修鞋摊又支了起来，就在老地方，菜市场最里头的角落，塑料棚顶破了个洞，雨天会漏下水滴，在地上积出一个小小的水洼。
他来得比以往更早，天不亮就蹬着那辆三轮车吱呀吱呀地过来，收摊也比谁都晚。菜市场喧嚣鼎沸的人声、肉摊剁骨的闷响、鱼贩子刮鳞的唰唰声，似乎都隔着一层膜，传不到他耳朵里。他只是埋着头，额上沁着油汗，对付着手里一双双开裂、掉跟、需要钉掌的鞋。
动作比过去更慢了些，但依旧稳。锥子扎透皮革，拉线，打钉，上油……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偶尔，他会停下手，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被摩挲得边缘起毛的铅笔信，展开，只看一眼，又折好，小心翼翼塞回去，然后继续手里的活计。那一眼，像是要从那稚嫩的笔画里汲取某种支撑下去的力量。
老主顾把鞋递过来：“老王，这跟磨偏了，加个掌子。”
他点点头，伸出粗糙的手接过，看一眼：“三块。”
“哟，老王，没涨价啊？现在啥不贵？”
他不答话，只是低下头，开始打磨鞋跟。那主顾讪讪地放下钱。
挣的都是毛票。一块，两块，五块。偶尔能接到换个拉链、修个皮包的话，能多挣十块。他把收到的钱，按照面额捋得平平整整，放进那个铁皮饼干盒里。盒子渐渐又有了点分量，但离那个遥远的数字，依旧隔着天堑。
除了修鞋，他开始留意别的活。菜市场收摊后，他帮人搬过货，卸过车，一箱箱沉重的蔬菜水果压得他老腰吱嘎作响，汗水浸透旧衫，换回几张皱巴巴的纸币。隔壁小店要盘账，他帮着清点过零钱，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下一枚一枚地数，手指被纸币边缘割出口子。
他吃得越来越简单。馒头咸菜，或者清水煮挂面，滴两滴酱油。偶尔煮一次粥，吃两三天。李桂兰不在了，屋里没了烟火气，也没了那份心思。人像是被抽掉了大半精气神，只剩下一个执念在撑着这具干枯的躯壳。
有一天，社区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是个年轻姑娘，手里拿着表格。
“王大爷，我们核实情况，您符合低保条件，办一下手续，每个月能有点补助。”
王建国正在补一只小孩的运动鞋，头也没抬：“谢谢政府。不用了。”
姑娘愣了：“为什么？您这情况……”
“我还能动。”他打断她，声音沙哑，却硬邦邦的，“能挣一口饭吃。钱，留给动不了的人。”
姑娘张了张嘴，看着老人佝偻得几乎伏在鞋摊上的背影，和那双青筋暴起、沾满黑色鞋油的手，最终什么也没说，叹了口气走了。
晚上收摊回家，冷锅冷灶。他打开饼干盒，把今天挣的毛票放进去，仔细数了一遍。太慢了。照这个速度，也许到他死，也攒不够一张机票钱。
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像冰冷的潮水，又一次漫过心头。
他坐到桌前，昏黄的灯光下，又一次拿出那封铅笔信。艾瑞克。八岁。妈妈胳膊上有伤，青的。爸爸打她。
女儿那通短暂电话里惊恐的哽咽和戛然而止的忙音。
还有李桂兰临终前望着他那最后一眼。
寂静的老屋里，响起一声极力压抑的、像是受伤老兽般的呜咽。他猛地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滴落在油腻的桌面上。
绝望几乎要把他吞噬。
第二天，他依旧天不亮就出了摊。眼睛是肿的，但手上的活儿没停。中午，一个穿着体面、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在他摊子前停下，递过来一只做工精致的皮鞋，鞋尖蹭掉了一大块皮。
“老师傅，这能补吗？尽量看不出来，这鞋挺贵的。”
王建国接过鞋，仔细看了看皮子纹路和损伤处，又抬头看了看那男人。
“能补。五十。”
“五十？”男人挑了挑眉，“这么贵？街头那边补一下才十块。”
王建国没说话，只是把鞋递还给他，低下头，继续搓手里的麻线。
男人犹豫了一下，大概是实在喜欢这双鞋，又递了回来：“行吧行吧，五十就五十，可得补好点，看不出痕迹。”
王建国接过鞋，拿出工具和颜料，调色，一点点填补，打磨，上色，抛光……他做得极其专注，额上的皱纹紧紧拧着。阳光透过棚顶的破洞，正好照在他手上，那双手稳得惊人。
半个多小时后，他把鞋递回去。破损处几乎看不出痕迹，颜色还原得极好。
男人拿起鞋，对着光仔细看，脸上露出惊讶和满意的神色：“嘿！老师傅，可以啊！这手艺绝了！值这个价！”他痛快地付了五十块钱。
王建国接过那张绿色的钞票，手指在上面停顿了一下，然后把它和其他毛票分开，单独折好，放进了饼干盒的最底层。
那天之后，他摊子前挂了个小木牌，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精修名鞋、皮具，价格面议。”
他开始接一些别人不敢接、或者接不了的细活。修复划痕，织补破洞，更换高级皮料。要价高了，质疑的人也多了，但他只用活儿说话。那双几十年练就的手艺，在绝望的催逼下，竟透出一种近乎极致的沉稳和精准。
饼干盒里的钱，增长的速度稍微快了一点。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他不再抬头看天。只是每一天，每一刻，都扑在那堆破旧的鞋履皮具上，像是在挖掘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隧道。
唯一的声响，是锥子穿透皮革的闷响，和拉线时的嗤嗤声。
一声又一声。
固执地。
响在喧闹的菜市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