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那天的热闹劲儿，像山涧里的水汽，太阳一出来，很快就散了。寨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锣鼓声、欢笑声都消失了，只剩下鸡鸣狗吠和山里惯有的风声鸟叫。
我们仨的生活，也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天不亮起床，啃两口冷饼子当早饭，然后背着书包，走上那条越来越熟悉的山路去上学。放学后，赶紧回来砍柴、喂猪、做饭，收拾我们那个藏在深山里的新家。日子一天天过去，像山涧水一样，平静地流淌着。
我十三岁了，已经是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小学马上就要毕业，心里既盼着，又有点慌。盼着能考上镇里的初中，走出这大山看看；慌的是，初中花费更大，离家更远，我们仨该怎么办？这些念头，像小虫子一样，时不时在心里钻一下。
可还没等我想明白这些烦心事，一件更大的、让人害怕的事情，就像山里的瘴气一样，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把整个寨子、整个学校都笼罩在一种说不出的恐慌里。
那是一种病，叫“非典”。
最开始，只是听寨子里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在饭桌上闲聊时提起。说广东那边闹一种怪病，咳嗽、发烧，治不好，死得快。大家听了，也就当个闲话，没太往心里去。山高皇帝远，总觉得那些事离我们很远很远。
可没过多久，这“闲话”就变了味。消息像长了脚的风，越传越凶，越传越吓人。说这病传染得厉害，打个喷嚏就能传上；说得了这病就没救，医院都治不好；说死了人不能好好安葬，得挖深坑埋，还要撒石灰……传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听得人心里发毛。
学校里，气氛最先不对头。老师们脸上的笑容少了，眉头总是皱着。有一天早上，我们刚到学校，就看见校长和几个老师，正抬着大桶，用石灰水在洒教室和操场，那股呛鼻子的味道，老远就能闻到。
冉老师来上课的时候，脸上戴着一个厚厚的、白得刺眼的口罩，把大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显得格外严肃的眼睛。他说话的声音闷闷的，不像平时那么清亮。
“同学们，”他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近有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很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勤洗手，不要对着人咳嗽、打喷嚏。感觉不舒服，发烧、咳嗽，要马上告诉老师，告诉家里大人，千万不能瞒着！”
他说话的时候，教室里静悄悄的，连最调皮的同学都不敢出声。大家都被老师那严肃的样子和“传染病”“很严重”这些字眼吓住了。我偷偷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紧张和害怕。
下课的时候，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追跑打闹了，聚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
“你听说了吗？隔壁寨子有个人从外面回来，发烧了，被拉去隔离了！”
“真的假的？那可不得了！”
“我娘说，得了这病，肺就烂了，喘不上气，活活憋死！”
“死了还要埋深点，不然晦气……”
这些窃窃私语，像冷风一样，钻进耳朵里，让人脊梁骨发凉。我看着同学们那惶恐的眼神，心里也害怕起来。这病，听起来比山里的野猪、老熊还要可怕！野猪老熊看得见，躲得开；可这病，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沾上了。
放学回家的路上，寨子里的气氛也变了。平时聚在村口大树下闲聊的老人少了，家家户户门关得比平时早。偶尔碰到寨邻，也都是匆匆打个招呼，不敢多说话。空气里好像都飘着一股紧张的味道。
回到山洞，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看着小九和小娴无忧无虑地跑去喂猪、逗狼崽，我心里更担忧了。他们还这么小，万一……我不敢往下想。
晚上，我们围在火塘边吃饭。火光跳跃着，映着我们三个小小的身影。洞外是漆黑的山林，安静得有点吓人。
“姐，”小九扒着饭，突然抬起头问，“那个‘非典’，真的那么吓人吗？会死吗？”
小娴也停下筷子，睁着大眼睛看着我。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怕吓着他们；不说实话，又怕他们不懂事，不注意。
“是一种病，”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点，“就跟感冒发烧差不多，但是厉害点。只要我们讲卫生，多洗手，不去人多的地方，就没事。”
“哦，”小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我们天天在山里，应该没事吧？”
“嗯，没事。”我用力点点头，像是在安慰他们，也像是在安慰自己，“我们这地方偏，空气好，肯定没事。”
话虽这么说，但心里的那点恐惧，却像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着。晚上躺在铺上，听着洞外的风声，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传染”“死人”“埋深点”这些可怕的词。
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典”，比奶奶他们的明抢暗夺更让人害怕。它不像具体的坏人，你可以拿着刀去对抗。它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道会从哪里罩下来，让人无处可逃。
日子，就在这种越来越浓的恐慌中，一天天过去。上学，放学，干活。只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多了一层阴影。寨子里安静了许多，连狗叫声都少了。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但走在上面，总觉得脚步沉重，心里发慌。
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本该是忙着准备毕业考试的时候，可现在，大家心里想的，似乎不再是考试，而是怎么能躲开那场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瘟疫”。
这深山里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平静，又被这突如其来的“非典”，搅得人心惶惶。前面的路，好像又变得迷雾重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