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消失在山路尽头的那一刻，我童年里最后一点微弱的光亮，似乎也被彻底掐灭了。从此，我的世界只剩下奶奶邱桂英那张阴阳分明、写满刻薄与戾气的脸，和她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统治。
这个家，就是她一个人的王国。而她，是这里说一不二、生杀予夺的暴君。
奶奶的病，是她统治的根基，也是她施暴的借口。她总是病怏怏的，脸色蜡黄，尤其是那半张黑脸，更显得阴沉骇人。她常常捂着胸口，或者抱着那个切除过大半个胃的肚子，哼哼唧唧地躺在堂屋那张破旧的竹躺椅上，像一尊随时会散架、却又无比坚固的凶神。
她的病，让所有的活计都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别人身上。爷爷自不必说，他是沉默的老黄牛，承担着最重的农活。而我，这个三岁多、刚刚被父母“抛弃”在家的小孙女，也迅速被纳入她使唤的范畴，并且是最低等、最可随意打骂的那一个。
“平儿！死到哪里去了？滚过来！”她的声音尖利而沙哑，像钝刀子刮过生锈的铁皮，穿透土墙，无论我在哪个角落，都能准确地刺中我的耳膜，让我浑身一颤。
我往往吓得一个激灵，小跑着过去，怯生生地站在躺椅前，不敢抬头看她的脸。
她眼皮耷拉着，用那半白半黑的余光扫我一眼，便开始下达命令： “灶台上的碗筷还不收去洗了？眼瞎了？” “猪喂了没有？一天到晚只晓得吃，跟你一样！” “去，把院坝扫了，树叶落得埋脚背了看不见？” “灶孔里没火了，添柴！”
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只有无尽的挑剔和嫌恶。如果我动作稍慢一点，或者做得不合她心意，骂声立刻就像暴雨一样砸下来：
“砍脑壳的！懒死鬼投胎！手脚比蜗牛还慢！” “牛日的憨包！这点事都做不好！养你有哪样用？” “表子养的！跟你那没出息的妈一个德行！”
那些污言秽语，从她那张干瘪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恶毒得根本不像是在骂一个三岁的孩子。我起初听不懂“表子”是什么意思，但能从她那极端羞辱的语气和眼神里，感受到那是最肮脏、最恶毒的诅咒，连带着我的妈妈一起被践踏。
她骂人时，那双眼睛会骤然睁开，射出冰冷又凶狠的光，牢牢钉在我身上，让我无所遁形。那半张黑脸似乎也变得更加狰狞，仿佛那不是皮肤，而是凝结了所有恶意和病气的面具。
我怕她。怕到骨子里。
怕她的骂声，怕她的眼神，更怕她随时会挥过来的枯柴般的手。她打我从不手软，掐胳膊，拧大腿，用烧火棍抽小腿肚子，或者直接一巴掌扇在后脑勺上，打得我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她打人的理由千奇百怪：扫地留下一点灰尘，喂猪洒了几粒包谷，洗碗时碰出一点声响，甚至只是她心情不好，看我不顺眼。
“哭！你敢给老娘哭一声试试！”她往往在我眼泪刚蓄满眼眶的时候就厉声威胁，“哭一声多打一下！憋回去！”
我只能死死咬住嘴唇，把呜咽和眼泪一起憋回肚子里，憋得胸口生疼，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在她面前，我连哭泣的权利都没有。
爷爷偶尔会看到。但他从来不敢阻拦。最多就是在奶奶骂累了的间隙，或者她转身去忙别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小块用粗糙草纸包着的、几乎快要融化的水果糖。糖很甜，能暂时盖过嘴里的苦涩，但无法驱散心里的恐惧。爷爷的眼神总是躲闪的，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懦弱。他很快就会走开，继续去忙他永远忙不完的活计，仿佛刚才那一点点温情从未发生过。
奶奶的统治，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
吃饭的时候，她永远坐在主位，用那个专用的、稍微好一点的碗。她饭量极小，吃猫食一样几口就饱，但却牢牢控制着饭勺。给我舀饭时，总是吝啬地只给半碗，或者一勺抖了又抖，嘴里还要念叨：“丫头片子，吃那么多做哪样？浪费粮食！”
她心情稍好的时候（这种时候极少），会靠在躺椅上，一边慢悠悠地摇着，一边用她那难听的、跑调的嗓子哼几句根本听不清词的山歌。那声音像夜枭的啼叫，不仅不让人觉得安宁，反而更添几分诡异和凄凉。这通常意味着她身体稍微舒服点，或者听到了什么让她快意的家长里短，但绝不会意味着她对我的态度会有丝毫好转。
在这个冰冷的王国里，我是最卑贱的奴仆，是出气筒，是“赔钱货”，是“丧门星”。爸妈的离开，抽走了我最后一点可能的庇护，让我彻底暴露在奶奶的淫威之下。
老梧桐树的花年年依旧开，那股甜腻到令人头晕的味道年年弥漫。院坝下的垃圾场，依旧是我唯一能短暂逃离、并试图寻觅“宝贝”的地方——虽然大多数时候，只能找到更破的鞋，或者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我开始学会看奶奶的脸色。她眉头一皱，我的心就揪紧；她喉咙里发出一点不满的哼声，我就下意识地想躲；她眼睛一瞪，我几乎要吓得跪下去。
奶奶的统治，没有温情，没有道理可讲，只有绝对的服从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打骂。它像一张巨大而粘稠的蛛网，将我紧紧缠绕，让我在恐惧和压抑中，开始学会沉默，学会忍耐，学会在心底最深处，埋藏起对温暖和关爱最后一点微弱的渴望。
我知道，往后的日子，就是这样了。在这个叫做“家”的冰冷王国里，在暴君奶奶的统治下，一天一天地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