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涛的名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陈山河的心头，也灼烧着“红梅家常菜”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幕后黑手的确认，并未带来拨云见日的明朗，反而让那无形的压力变得更加具体、更加沉重。对方甚至不需要亲自露面，只是动动手指，调动起体制内的力量，就能让他们这艘小舢板在风雨中剧烈摇晃，濒临倾覆。
停业整顿的期限像一道催命符。赵红梅和胡小军拿着那叠整改要求，开始硬着头皮着手处理。更换老旧的消防器材，重新规划后厨布局以达到苛刻的卫生标准，补办各种繁琐的手续，联系装修队修补被指出的“不合格”之处……每一项都需要钱，而且是短期内的大笔投入。赵红梅这些年辛苦积攒的一点家底，如同投入无底洞，迅速见底。
胡小军负责跑外联，求爷爷告奶奶，找以前的关系，希望能通融一下，或者至少降低点标准。但对方一听说涉及的是被“重点关照”的店铺，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就直接把话说死，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墙倒众人推”，什么叫权力的冷酷。
陈山河则变得更加沉默。他依旧每天清理着停业的餐馆，将每一个角落都擦拭得一尘不染，仿佛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对抗混乱和绝望的方式。但他更多的时间，是独自待在阁楼上，或者坐在后厨那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只有指尖夹着的烟卷明明灭灭，映照着他深不见底的眼眸。
他在思考那个摆在面前的、无比艰难的抉择。
吴先生（通过杨文涛）递过来的，看似是两条路，实则只有一条绝路。
第一条，屈服。接受吴先生那所谓的“合作”暗示，或许能换来眼前的太平，让餐馆重新开业，甚至可能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代价是什么？是尊严的彻底丧失，是重新沦为对方手中可以随意拿捏的棋子，是将自己和小雨、红梅、小军他们所有人的安危，再次交到那个阴险的仇敌手中。屈服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被彻底榨干价值，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抛弃。这条路，通往的是精神上的永久奴役和未知的更大危险。
第二条，对抗。像他现在这样，硬顶着，试图在这铜墙铁壁般的打压下，找出一丝缝隙。但对抗的资本是什么？他无权无势，身负案底，活动受限，财力枯竭。唯一的武器，似乎只剩下他那条还未完全磨灭的硬骨头和一股不肯低头的狠劲。但这在强大的体制力量和资本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对抗下去的结果，几乎可以预见：餐馆彻底倒闭，积蓄耗尽，他和赵红梅、胡小军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追究（对方完全可以罗织更多罪名），甚至可能危及到远在省城的妹妹陈小雨。这条路，通往的是现实的彻底毁灭。
屈服，是慢性自杀，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对抗，是快速灭亡，被现实碾得粉身碎骨。
无论选哪一条，似乎都看不到光明。
陈山河夹着烟的手指，微微颤抖。他不是怕死，从当年在厂区提着铁锹拼命那一刻起，他就没把自己的命看得多重。他怕的是连累身边的人，怕的是赵红梅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怕的是妹妹再次因为他而担惊受怕、抬不起头。
深深的无力感，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他的心脏，越收越紧。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在这个由规则、资本和权力构筑的新时代里，他这条依靠血勇和义气闯荡出来的过江龙，已经彻底失去了翻云覆雨的能力，变成了一条连泥鳅都不如的可怜虫。
“山河……”赵红梅不知何时来到了后厨门口，她的眼圈红肿，声音沙哑，“账上的钱……快不够了。下一批要买的消防设备，还有后厨改造的材料费……”
她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
陈山河掐灭了烟头，抬起头，看着赵红梅憔悴的脸。这个跟着他吃了无数苦、却始终没有离开的女人，此刻眼中充满了绝望和对他最后的依赖。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喉咙干涩，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能说什么？说“别怕，有我在”？现在的他，拿什么来保证？
就在这时，餐馆那部很少响起的座机电话，突兀地尖叫起来，打破了死寂。
胡小军从前台跑过来接电话，只听了几句，脸色就变得异常古怪。他捂住话筒，看向陈山河，压低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
“哥……是……是刘卫东！他从监狱里……托关系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