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慎重起见，还是等上级有明确指示再行动。
或者，我们可以将昌平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向上级做一个专题请示。”
“嗯，很有建设性！”
就在此时，一人仿佛下定决心，忍不住开口“首长，俺可不可以发言？”这一声询问吸引了陈朝阳注意，是一位乡镇以下的农民代表干部！
“好，这位同志说说看！”
“俺在下面跑，确实遇到过这样的家庭。
家里男人抗战时在蒋伪部队打鬼子死了，现在家里就剩孤儿寡母或者年迈父母，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他们不敢声张，怕被划成‘敌伪家属’受歧视。但看着确实可怜。
老百姓私下议论，也说‘人死都死了，还是打鬼子死的，家里这么惨，政府管不管？’
不管吧，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管吧，又怕沾上问题。
这种家庭在俺们乡下还是有许多，当年被抓了壮丁的，但每个都是活生生的困难。
俺觉得，关键是要把他们的‘烈士身份’和‘政府关怀’分开。
不给他们烈士上的名分，但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和对抗日牺牲者的基本尊重，
对其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直系遗属父母、婆娘、未成年的娃子，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救济，确保他们不饿死冻死。”
“你叫什么名字？”听到这些话，陈朝阳不禁感到诧异。
毕竟，这样的话语竟然会从一个农村干部的口中说出，这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要知道就目前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而言普遍较低甚至没有，能够识字的人都寥寥无几，更别提像眼前这个人这样，不仅能说会道，而且逻辑清晰、思维通透了。
面对陈朝阳的询问，唐仁礼并没有丝毫的慌张：“首长，我叫唐仁礼，现任唐小庄村的村长！”
陈朝阳对唐仁礼的回答表示满意，他微笑着点头，示意唐仁礼坐下。
就在这时，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唐仁礼身上，似乎在思考着他所说的话。
尤其是当唐仁礼提到那些家庭情况时，众人更是不自觉地代入其中，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种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
即便是之前表示反对的雷虎，此刻也不禁有些羞愧。
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反对可能有些过于冲动了，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些家庭状况以及他所面临的困难。
陈朝阳耐心听完各方发言，手指轻轻敲击桌面，陷入短暂沉思。会场鸦雀无声，等待着他的最终拍板。
片刻，他抬起头，目光坚定而清晰，声音沉稳有力：
“同志们，大家的意见我都听到了，各有道理，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并做出以下决定：”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革命烈士’的称号，是授予为我军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既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我军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同志的崇高荣誉。
蒋伪军队的性质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武装，其官兵在抗战中的牺牲，不具备‘革命烈士’的内涵和授予基础。
因此，绝不为蒋伪抗战牺牲人员追认‘革命烈士’称号！这一点，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必须旗帜鲜明！”
“但是，”陈朝阳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历史的厚重感，“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在抵御外侮、保卫国家民族生存的正面战场上，
确有千千万万的蒋伪官兵，包括许多被强征入伍的普通农家子弟，浴血奋战，壮烈牺牲。
他们的死，是为了民族不被灭亡。从民族大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对他们的牺牲完全漠视，对其陷入绝境的遗属完全置之不理。”
“基于以上原则和现实考量，我将做三条决议及执行细则形成书面报告，立即上报地委和华北局备案。
说明这是我县基于本地实际情况的探索，请上级审查指示。若通过则进一步实施！”
“第一，不追认政治荣誉。不发放《革命烈士证明书》，不列入《革命烈士名册》，不享受革命烈属的政治待遇（如光荣牌等抚恤）。”
“第二，严格限定对象。只针对抗日战争期间，隶属的军队序列，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直接阵亡或因伤重不治身亡的官兵的直系遗属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
必须提供相对可靠的证明材料，如同部队战友的书面证明并经地方政府核实、原部队的阵亡通知存根、地方志记载等，并经过县民政、武装部门联合审定。
对汉奸、伪军、以及抗战后打内战的死亡人员，一律不适用此政策。”
“第三，给予人道救济，而非抚恤。对经审定符合条件的遗属，且当前生活确实处于极端困难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状态者，
由县民政局从社会救济专项经费中拨付，给予一次性或定期（视情况而定）的‘抗战牺牲人员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应明显低于革命烈属抚恤金标准，仅以保障其最低生存需求为限（如按当地最低口粮标准折算）。名目必须清晰注明是‘生活困难补助’，绝对区别于‘烈士抚恤金’！”
工作由民政局牵头，武装部配合审核身份，纪委全程监督。
必须坚持‘从严掌握、证据确凿、情况属实、本人申请、集体评议、张榜公布’ 的程序！严禁弄虚作假，严禁扩大范围，严禁提高标准执行！”
在整个过程中，以徐卫华为首的军职干部们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他们对陈朝阳所提出的决议深表赞同，并展现出了极高的服从性。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武装干部们，他们对这个决议持有不同的意见。
这表明地方武装干部们的革命热情虽然很高，但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分歧。
相比之下，基层干部如村长和书记等，则更多地表现出感同身受的态度。
他们可能更能理解和体会到决议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因此更容易接受并支持这一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