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惊鸿那封以“吕宋旧闻”为引、直指宗藩与土地痼疾的密信，被快马加鞭送至紫禁城，经由绝对可靠的渠道，直接呈送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御案前。
彼时，朱由校刚在御用监亲自调试完一座利用水力驱动、可自动报时的精巧钟楼模型，心情颇为愉悦。然而，当他拆开沈惊鸿的信，起初以为又是老师分享些边关趣闻或格物心得，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拿着信纸的手指甚至微微收紧。
信中那个“海外古国”的故事，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末日图卷。宗室繁衍无度，禄米耗尽国库；特权兼并土地，民不聊生；末世之君内外交困，无力回天……这些描述，虽然冠以“异国”之名，但朱由校并非对本国现状一无所知。他只是以往未曾将这些分散的问题如此直观、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更未曾从“万世子孙基业”的角度去深思其后果。
尤其是沈惊鸿最后那几句诛心之问：“待到那时，陛下之子孙，尚能如今日之陛下，享有四海，安稳无忧否？ 国家之税赋，尚能如现今这般……否？” 以及“今日之藩王，耗的是国家之元气；而这元气，本应是留予陛下万世子孙之基业啊！” 这些话，如同重锤，狠狠敲击在朱由校的心上。
他不由自主地看向摇篮中熟睡的皇子朱慈炅，那张恬静的小脸是如此的无辜与脆弱。作为一个父亲，他渴望给予儿子最好的一切，一个安稳、富足的江山。然而，若真如老师故事中所预言，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孙可能因宗室拖累、财政枯竭而陷入窘迫，甚至……他不敢再想下去。
“魏伴伴。”朱由校的声音有些沙哑。
一直侍立在旁的魏忠贤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情绪的变化，连忙上前：“奴婢在。”
“你去……将各地藩王近年来请求加禄、赐田的奏疏，还有户部关于宗室禄米支出的汇总，给朕找来。”朱由校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近五年各地上报的垦田数额与税粮入库的对比，也一并拿来。”
魏忠贤心中一惊，皇帝突然查问这些，莫非与沈惊鸿那封密信有关？他不敢怠慢，连忙应声去办。
当那一摞摞卷宗摆在面前时，朱由校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福王就藩河南，乞请赏田四万顷（虽未全数满足，但已占田极广）；各地宗室请求增加禄米的奏疏几乎从未间断；户部的报表更是清晰地显示，宗室禄米的支出，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逐年缓慢攀升，已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另一边，垦田数字增长缓慢，甚至在某些藩府众多的地区还有所减少，但税粮入库却未见相应增长，其中隐含的土地兼并和赋税流失，触目惊心。
沈惊鸿的故事，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海外奇谈”，而是有了冰冷数据的佐证。朱由校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所继承的这个帝国，体内正潜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毒瘤，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国家的元气，威胁着他儿子未来的江山。
朝堂波澜：皇帝的倾向与各方的反应
皇帝连续数日查阅宗室与田赋档案的消息，以及其明显变得沉郁的态度，无法完全瞒过朝堂上的有心人。很快，各种猜测和暗流便开始涌动。
杨涟等要求抑制兼并的官员闻之，精神大振，认为皇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次上疏，言辞更为激烈，不仅要求清丈田亩，更隐晦地提出应对宗室庄田和禄米制度进行“核查”与“整顿”。
而保守派和与宗室利益攸关的官员则感到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怒。他们虽然不知道沈惊鸿密信的具体内容，但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态度的转变必然与远在山海关的那位“帝师”脱不了干系。他们纷纷上疏，或引经据典论证宗藩制度的合理性、祖宗成法的不可变更性；或攻击杨涟等人“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甚至有人含沙射影，指斥边臣“妄议朝政，其心可诛”。
徐光启等稳健的实干派，则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他们赞同需要解决土地和宗室问题，但也深知其牵涉之广、阻力之大。徐光启私下与同僚议论：“惊鸿此着，可谓石破天惊。若能借此促使陛下下决心整顿，自是好事。然……操之过急，恐生大变。需有万全之策，循序渐进。”
阉党集团内部，则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打击政敌（尤其是那些与各地藩王交往过密的官员）的好机会，可以借“核查”之名，行铲除异己之实。另一部分则担心，一旦开启对宗室和特权阶层的整顿，火可能会烧到自己身上，毕竟阉党及其亲属中，侵占田产、接受投献者亦不在少数。魏忠贤本人则持观望态度，他需要权衡利弊，看清皇帝最终的决心有多大，以及如何能在这场风波中攫取最大利益。
天启的抉择与沈惊鸿的后续
面对朝堂上愈发激烈的争论和暗流汹涌的局势，天启帝朱由校在经过数日的深思熟虑后，并未立刻做出激进的决定。他深知，此事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一次小范围的御前会议上，他对着几位阁臣和户部、吏部尚书，定下了基调：
“杨涟所奏，民间田土不均，确是实情。沈惊鸿所言……海外故事，亦足引以为戒。然，宗室乃太祖血脉，国家屏藩，不可轻动。清丈田亩，查明实数，乃整顿赋役之本，可先行一步。着户部、都察院，拟定章程，先从北直隶、南直隶等畿辅要地开始，逐步清丈，重点是查清隐匿、投献之田，均平赋役。过程中，务必谨慎，不得扰民，亦不得借此滋事。”
他刻意回避了直接提及宗室庄田的问题，但“隐匿、投献之田”无疑包含了大量被宗室、勋贵、官绅以各种名义占有的土地。这无疑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既回应了改革派的呼声，又没有立刻激化与宗室集团的直接冲突。同时，他私下里嘱咐魏忠贤，对各地藩王的赏赐和禄米请求，要“更加严格核查，酌情处置”，实质上开始收紧口子。
这道旨意下达，标志着大明王朝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终于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虽然范围有限，力度温和，但其象征意义巨大。杨涟等人虽觉不够解渴，但也看到了希望。保守派则暂时松了一口气，只要不直接触动宗室根本，清丈田亩尚可周旋。
消息传回山海关，沈惊鸿仔细分析了皇帝的决策，心中了然。他知道，以天启的年纪和所处的环境，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这“清丈田亩”的口子一开，就如同在堤坝上凿开了一道缝隙，后续的变革便有了可能。他立刻写信给徐光启和在户部、都察院的盟友，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于后世知识的、关于如何更有效进行土地清丈和防止舞弊的技术性建议，例如利用简易测绘工具、建立交叉复核机制、鼓励民众举报等，力求使这第一步能够走得扎实，见到实效。
同时，他并未放松对辽东的经略。“猎虏锐士”的主动出击愈发频繁有效，对野人女真的联络也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皇太极似乎暂时被压制，忙于整合内部和应对明军的骚扰。沈惊鸿深知，内政改革的推进，离不开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他必须确保辽东防线固若金汤，才能为朝堂之上的变革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一场由土地问题引发的深刻变革，已然在暗流中悄然启动。前路依旧布满荆棘，但坚冰既已打破，航向已然调整。沈惊鸿站在时代的潮头，一边握着强兵利刃抵御外侮，一边执着理性之光试图照亮帝国前行的迷途。他知道，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与历史惯性的漫长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