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汪鹏程四岁那年，最痴迷的去处便是村里的戏台。和其他满场疯跑的娃儿不同，鹏程最爱扒在台边，听戚老师给大孩子们讲课。村里的大人们瞧着这小人儿聚精会神的模样，常啧啧称奇：“这娃儿怕是要成器哩！咱们李塘村开天辟地，怕是要出个文曲星了！”
转眼到了1976年9月1日，汪鹏程到了背起书包的年纪。这时节，同村的伙伴大水、大凤和有谷，已经考进了公社的初中。
戚老师下乡已是第七个年头。这些年，回城的知青一拨接一拨，留在马桥的，就只剩她和另外两位知青——两女一男。
马桥完小曾几次想调戚老师过去，都被李塘村的乡亲们硬生生给“留”了下来。李塘村有个硬气人——汪满火，如今已是马桥大队的支书。汪支书出面，硬是从李塘村的集体积累里拨出一份工分，额外算给戚老师。这份情，是李塘村对戚老师的挽留。
鹏程报名那天，学费是一块钱，在那年月可是笔“巨款”。他娘洪金花领着儿子，一路寻到戏台找戚老师。戚老师摸着鹏程的小脑瓜，对洪金花笑道：“金花婶，您放宽心！一看鹏程就是个读书的好苗子！您这儿子，不简单呐！”
鹏程个头小，被分在了教室第一排。从此，每天清晨，村口那座小石桥上，第一个翘首等待戚老师身影的小小人儿，准是他。
放学的钟声悠悠荡开，孩子们如归巢的雀鸟四散离去。空寂的教室里，戚老师轻轻朝鹏程招招手，孩子立刻奔了过来，脚步轻快。戚老师俯下身，从那只洗得泛白、边角磨损的帆布挎包里摸索着，小心翼翼拿出一样东西——报纸叠成的方正小包。她压低声音，带着一种分享秘密的郑重：“给，新找的。”
鹏程屏住呼吸，手指微微颤抖着剥开报纸。两本薄薄的小人书显露出来，封面印着彩色的图画，纸张粗糙却散发着一股奇异的、好闻的油墨香气。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像盛满了星星。
戚老师竖起食指，轻轻贴在唇边，声音压得更低，如同耳语：“嘘…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她的笑容温柔地漾开，如同初春的溪水。小鹏程立刻挺直了胖乎乎的小身板，极其认真地模仿老师的样子，肉乎乎的手指也笨拙地竖到嘴边，小脸绷得紧紧，仿佛在完成一件关乎世界存亡的重大仪式。
他用力点头，小手把裹着报纸的小人书紧紧搂在胸前，那温暖的触感一直熨帖到心底。在那些纸张脆薄、图画简单的方寸世界里，鹏程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充盈心间的快乐。这沉甸甸的暖意，如同悄然飘落的蒲公英种子，在懵懂的幼年心田上轻轻着陆，无声无息扎下根须。戚老师给予的，又岂止是两本小人书？那分明是贫瘠年代里，最珍贵的甘泉，无声浸润着孩子干渴的求知心田。
公社初级中学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黄土山包上。谁也说不清当年为何选这么个地方。光秃秃的山包，爬上去少说得五分钟，一条黄泥巴路蜿蜒而上，连个台阶都没有。晴天一脚灰，雨天一步一滑，得提着十二万分的小心。山顶上是三排工字型排开的平房，权当教室、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食堂则歪在山包西侧，一个陡坡下。所幸修了段“Z”字型的水泥台阶通下去，只是那台阶拐弯处，赫然杵着一座旱厕，臭气熏天，熏得人脑仁疼——真不知是哪个“天才”把厕所安在了这上风上水之地！
学生寝室更远些，在山包东侧，中间还隔着一条哗哗淌水的溪沟。只有两间腾挪出来的供销社化肥仓库，勉强充当男女生宿舍，塞得满满当当。
大水、大凤和有谷读初中那会儿，住校生足有一百二十号人，其中男生八十，女生四十。宿舍里，木头做的上下铺纵横交错，为了挤下更多人，除了贴墙的床铺，床与床之间的缝隙窄得只能侧身挤过。能分到靠墙的铺位，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好歹能透点气，有点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若是被塞在中间，那可就遭了大罪：每天得在床铺的“迷魂阵”里侧身挤过几重关卡不说，还得忍受那空气凝滞、被褥常年不晒散发出的，混杂着汗酸和霉变的、令人作呕的腌臜气味。
万幸的是，大水分到了靠门靠墙的上铺。冬天固然冷风直灌，但至少进出方便，通风透气。兴许是他十五岁才上初一，个头看着还有发展潜力，老师无意中让他当了这“门神”吧。
早饭和午饭还好些，学校会安排老师，或者指派初三几个大块头的学生，在食堂维持排队打饭的秩序。可一到晚饭，就彻底乱了套！没人管束，原本竖着的队伍瞬间溃散，变成黑压压一片人墙，疯狂地挤向那小小的饭菜窗口。靠近窗口的那面墙，早已是满目疮痍：抠出的破洞，剥落的石灰，裸露的砖头，泼溅的菜汤油渍，甚至……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血迹！
每到这时，大凤她们这些女同学和小个子男生，都只能识趣地远远站在饭厅中央。就算硬着头皮挤进去，打到饭菜，也往往在挤出人群时洒掉大半。幸好有大水在，大凤的晚饭总有着落。只是苦了那些没有“靠山”的女生和个别小个子男生，轮到他们时，常常只剩冷冰冰的饭粒，至于菜？早光了！桶底那点冰冷的残汤剩菜，食堂大师傅也懒得再盛，往往摆摆手，由着他们自己动手去刮。
初夏时节，下午上课前那半小时，总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奶奶，背着一个沉重的冰棒箱，颤巍巍地爬上那黄土山包。她身后总跟着个小不点孙子，小手死死托着箱底，帮奶奶分担一点分量。老奶奶的儿子，曾是这中学打钟兼做杂工的，几年前病故了。学校念她孤苦，特许她来这山包上卖冰棒。老奶奶不识字，算数也慢，一分钱一根的冰棒，依然引得学生们蜂拥而上。
大凤的爹虽是支书，但为人耿直，家里负担又重，给大凤的零花钱，一个星期也就两毛。这两毛钱得买牙刷牙膏肥皂，有时家里带的咸菜馊了，还得在食堂打点菜。因此，大凤也只能偶尔摸出一分钱，解解馋虫。
卖冰棒那会儿功夫短，买冰棒的学生一窝蜂挤在老奶奶小小的冰棒箱前。老奶奶一手护着怯生生的小孙子，一手护着摇摇晃晃的箱子，还要忙乱地收钱、递冰棒。就在这时，总有几个调皮的家伙，趁乱抓了冰棒就喊“钱给了！”，老奶奶被无数伸过来的手和吵嚷声弄得晕头转向，根本记不清谁给了谁没给，只能连声应着“好、好、好”，继续手忙脚乱地应付。有一次，大凤就站在冰棒箱边上，足足看了二十分钟，她清清楚楚地看到，竟有五个男生，就这样白拿走了冰棒！
大凤不敢当场戳穿，怕挨打。看着老奶奶佝偻的背和小孙子挂着鼻涕的脸，她心里堵得难受。
她把这事告诉了大水。大水想了想，说：“我们帮帮老奶奶吧。” 从此以后，只要老奶奶的冰棒箱出现在山包上，大水和有谷就自动成了“义务监控员”。再遇到想浑水摸鱼的家伙，他俩就站在旁边，目光炯炯地盯着，有时咳嗽一声，有时干脆出声提醒。那几个常耍滑头的顽皮生，见大水和有谷两个大个子戳在那儿，心里发虚，也不敢再闹腾。时间久了，老奶奶心里明镜似的，感激这两个好心的孩子。每次卖到最后，她总要特意留下三根冰棒，塞给大水、有谷和自己的小孙子。大水起初总推辞，但有时实在拗不过，或者箱底只剩些快要化掉一半的冰棒，老奶奶执意要给，他和有谷才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