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露水还挂在玉米叶上时，我已经背着帆布包走在村里的土路上了。王书记说要带我挨家挨户走访，可天刚蒙蒙亮他就被乡卫生院叫走 —— 张大爷的哮喘犯了，村里没有像样的诊所，只能让他赶紧送乡上去。我揣着笔记本独自出发，扉页上已经画好了李家坳的简易地图，三个自然村像散落的珠子，被沟壑和土路串联着。
走到村东头的第一户人家，窑洞门虚掩着，推开门时惊起一串麻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正蹲在院子里筛谷子，竹筛子在她怀里摇得咯吱响，谷壳子飞起来沾了她一身。看见我进来，老人眯起眼睛打量：“你是…… 新来的李书记？”
“大娘您好，我来看看您家情况。” 我在她旁边蹲下，帮着捡起掉在地上的谷粒。这些谷子颗粒瘦小，还混着不少沙土，显然是去年干旱的收成。
“看啥哟，就我老婆子一个人。” 老人叹了口气，竹筛子慢了下来，“儿子儿媳在深圳电子厂打工，三年没回来了，说是来回车票钱够买半年口粮。孙子在镇上读初中，俩礼拜回来一次，回来就给我带降压药。” 她指了指窑洞角落的蛇皮袋，“那是刚收的玉米，够我吃到开春，就是卖不上价，收粮的车嫌路远，给的价还不够运费。”
我在笔记本上画了个简易的家庭结构图，在 “主要困难” 一栏写下 “缺劳力、农产品销路差”。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掌心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泥土：“李书记，你是文化人，能不能想想办法让路好走点？我那点粮食哪怕多卖一毛钱，就能给孙子买本新字典了。”
离开老人家时，太阳已经升高了。我沿着土坡往下走，看见几片耕地用石块圈着，却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王书记昨天说过，这些都是撂荒的土地，年轻人出去打工后，老人无力耕种，肥沃的梯田就这么荒着。我蹲下来拔了把草，草根下的黄土干燥坚硬，用手指一捻就碎成了粉末。大学课本里说黄土高原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此刻亲手触摸到的贫瘠，比任何数据都更有冲击力。
走到第二自然村时，碰见几个孩子背着书包往村外走。最大的女孩也就十岁光景，背着比自己还沉的书包，手里牵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我拦住他们问：“你们去哪儿上学？”
“镇上中心校，要走一个钟头山路。” 女孩怯生生地回答，晒得黝黑的脸上沾着尘土，“老师说下雨路滑就别去了，可不去就跟不上课。” 她掀起衣角擦了擦弟弟的鼻子，我才发现她的布鞋鞋底已经磨穿，脚趾头快露出来了。
这让我想起昨天在村小看到的情景 —— 林老师用黑板擦敲着破课桌维持纪律，十几个孩子挤在两间窑洞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只能靠跺脚取暖。我在笔记本上重重画了个五角星，旁边写着 “教育硬件急需改善”。父亲常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可在这里，“再苦不能苦孩子” 这句话，正被现实狠狠撕扯着。
正午的日头晒得人头晕，我坐在土崖边啃干粮，背包里的水壶已经见了底。远处的山坡上，一个老汉正赶着两头牛耕地，牛走得慢悠悠，老人挥鞭子的动作也有气无力。我数了数，整个上午见到的劳动力不超过五个，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佝偻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格外孤单。
回到村委会时，王书记刚送完张大爷回来，裤腿上沾着泥点。他往搪瓷缸里倒了半缸浓茶，茶叶梗在水里打着转：“泽岚，走了一上午，看出点啥门道没？”
“王书记，我想不通。” 我拧开水壶喝了口凉水，嗓子干得发疼，“这么好的田怎么就荒了？年轻人为啥宁愿在外打工受气，也不回家种地？”
王书记猛灌了口茶，喉结滚动着：“不是不愿回，是回不来。你算笔账，一亩地种玉米收五百斤，一斤八毛钱，除去种子化肥，落不了几个钱。出去打工一个月挣三千，顶家里种十亩地。再说路不好，收粮的压价，买化肥得雇驴车去镇上拉，一来一回就是一天。” 他掏出旱烟袋，火星在昏暗的窑洞里明灭，“前几年村里想搞苹果种植，苗子都栽上了，结果那年下大雨冲坏了路，熟透的果子运不出去，烂在地里心疼得人直掉泪，之后再没人敢种经济作物了。”
我翻开笔记本，把走访的十二户人家情况列成表格：八户空巢老人，三户留守儿童，一户因病致贫。在 “共同诉求” 那一栏，十二户都写着 “修路” 两个字。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比任何汇报材料都更有说服力。
“王书记，我想先把修路的事定下来。” 我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路线，从村口主干道一直延伸到乡级公路，“路通了，农产品能运出去，农资能运进来，年轻人说不定就愿意回来了。还有学校，我打算写份报告给县教育局，至少先解决过冬的取暖问题，再苦不能苦孩子，他们是村里的希望啊。”
王书记的眼睛亮了起来，烟锅在桌腿上磕了磕：“泽岚，你真敢想？前几任干部也提过修路，可一听说要几十万就打了退堂鼓。”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指着笔记本上的数字，“我算过了，先修通主路需要三公里，村里能出劳力，省点机械费。我去县里跑交通局、扶贫办，再试试申请省里的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实在不行，咱们就分段修，先保证救护车、收粮车能开进来。”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图上投下斑驳的光斑，那些被沟壑分割的村庄，仿佛在我的笔尖下慢慢连成一片。
傍晚时我又去了村小，林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辅导作业。窑洞昏黄的煤油灯光下，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盯着课本上的插图出神。我蹲下来问那个中午遇见的小女孩：“想不想每天都能回家住？”
她咬着铅笔头点头：“想！奶奶说路修好了，爸爸就能开车回来接我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心里沉甸甸的。这些孩子的愿望如此简单，却被一条泥泞的土路阻隔了这么多年。王书记说得对，李家坳的穷根在路，可希望在孩子。我合上笔记本，封面上的地图似乎有了温度，那些标注着 “撂荒地”“缺劳力” 的符号，正在被 “修路”“建校” 的计划覆盖。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窑洞顶上望着村庄。零星的煤油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像撒落在黄土坡上的星星。远处传来老人的咳嗽声和狗叫声，风穿过沟壑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委屈。我知道修路的困难远超想象，资金、劳力、协调各方关系，每一步都可能碰壁。但当我想起那些布满老茧的手、磨穿的布鞋、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就觉得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回到窑洞时，王书记已经煮好了玉米粥。我们就着腌萝卜喝着粥，昏黄的灯光把两个影子投在墙上。“泽岚，你真打算干？” 他的声音里带着不确定。
我舀了一勺粥，玉米的香甜在舌尖散开：“王书记，您看这粥，要是路通了，就能用新玉米煮，孩子们还能喝上带糖的。” 墙上的影子点了点头，烟斗的火星明灭着，像在为这个决定点赞。
夜深时我在灯下写修路申请报告，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窗外的虫鸣形成奇妙的共鸣。笔记本上的表格里，“困难” 一栏写得密密麻麻，但 “解决办法” 那栏，我正一笔一划地添上新的希望。李家坳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也能听见未来的种子，正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悄悄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