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风从落基山脉一路刮来，带着沙尘与寒意。
拉斯维加斯战役结束后，美人解的军队在短暂的喘息中迎来了新的变化。那些从中部撤退下来的士兵陆续抵达，他们曾属于宪政内阁的正规军，是旧体制最后的残余力量。虽然他们的旗帜和信仰各不相同，但如今，他们都清楚一点——国民阵线才是真正的威胁。
在旧金山港口的临时收容站，一列装甲车缓缓停下。舱门打开，数十名穿着破旧军服的士兵走了出来。他们的肩章早已被撕去，步伐整齐却带着一种沉重。接待他们的是美人解的政治干事和后勤军官，双方的对话简短而克制。
“你们是第十二机步师的残部？”
“是的，内华达方向撤下来的，带不走太多东西。”
“武器保留，你们先登记。”
“明白。”
登记区的灯光昏暗，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报上名字、编号和原部队。没人提起过去的政治立场，也没人再谈自己效忠过的那一面。负责接收的干事只是反复确认他们是否愿意重新编入作战序列。绝大多数人都点了头。
“只要能打法西斯，我在哪都行。”
一名老上尉这样说。
他的军衔徽章还挂在制服上，但布料上溅满尘土和油渍。登记员没有拆掉那枚徽章，只是递给他一张临时证件。
这些来自旧军队的士兵很快被分配到各个作战单位中。
格洛丽亚批准了成立“整编训练团”，由原宪政军的军官担任教官，负责训练美人解的基层士兵。训练场设在加州中部的一片废弃机场，跑道被改造成射击区和战术演练区。每天清晨，刺耳的哨声准时响起。
“队列对齐！不要像游击队一样！”
“防线的构筑要在十五分钟内完成，不然你们会被炮火覆盖！”
这些指令一度让美人解的老兵不适应，他们习惯了游击式的灵活打法，不喜欢死板的操练。但渐渐地，他们发现，经过这群旧军官的训练后，战场上的损失在减少。
火力分配、弹药管理、通信调度——所有这些原本依赖即时应变的环节开始变得有序。
后勤部门也得到了新的血液。旧军队的工程兵和通信兵在短时间内修复了被炸毁的光缆，恢复了从旧金山到西雅图的通讯链路。
“我们以前修的是联邦的，现在修的是你们的，但做的事是一样的——保持联系。”一个名叫梅森的技术军士在汇报时说。
在机械厂里，曾经为宪政内阁制造装甲车的技工重新上岗，他们把旧型号改装成能适应复杂地形的突击车。
有的车辆还贴着旧军徽，没人去撕掉，工人们只是重新喷上油漆，写上新的编号。
这种融合并非没有摩擦。
许多美人解的干部对这些旧军官抱有戒心，担心他们只是暂时投靠。
但格洛丽亚的命令很明确：“不论他们来自哪里，现在都在我们这边。只要能战斗，他们就是同志。”
有一次，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一位来自工会的代表提出疑虑：“他们信仰自由市场，我们信仰工人政权，这怎么共存？”
“在枪口下生存的时候，意识形态可以暂时放一边。等我们打垮了法西斯，再讨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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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对岸，航线穿过了地中海的夜色。
那架从突尼斯起飞的旧式运输机上，坐着三十多名乘客，他们中有科学家、工程师，还有一些记者与学者。所有人都沉默地望着窗外，偶尔有婴儿的哭声在机舱里回荡。机长通过无线电向前方的航管请求入境许可时，声音几乎被风声掩去。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命运相似——他们都曾在钢铁盟约占领的地区工作、研究或公开反对过极右翼的政策。有人被通缉，有人家园被毁。
逃亡的路线漫长而危险，穿越北非的沙漠和战乱地区，他们先到达中东，再由友好国家安排经地中海秘密航线前往苏俄。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临时接待中心，工作人员整夜忙碌。机场跑道上的积雪被清理干净，一辆辆灰色军用卡车驶入接机区。舱门打开，寒气灌入，旅客一个接一个走下舷梯。负责接待的苏俄外交部官员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欢迎回到安全的地方。”
他们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大多数人只是被安排进一辆封闭的车厢，然后带往登记点。登记大厅的灯光微弱，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和冷金属的味道。
志愿者发放热茶和毛毯，几名医生轮流检查新来的人员，确认是否有人受伤或染病。
来自法国的核物理学家米歇尔被安排在队伍的前排。他曾在巴黎的研究所工作，如今只能背着一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本笔记和一块刻着家人名字的金属牌。登记官问他：“职业？”
他答：“反应堆理论研究员。”
登记官在表格上写下他的名字，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静地说：“科研部门会联系您。”
类似的登记场面在全国多地同时进行。彼尔姆、喀山、新西伯利亚——这些工业与科研中心重新开放了宿舍与实验室，作为难民科学家的安置地。
苏俄科学院下属的技术局设立了“国际协作办公室”，专门协调这些来自欧罗巴与北美的专家。
许多工程师被分配到航空、能源或医药领域，参与正在重建的科研项目。
一位从阿尔及利亚逃出的女性生物学家在接受登记时说，她原本研究传染病的基因特征，后来因拒绝为钢铁盟约的军医体系提供技术，被列为“思想危险分子”。
她低声补充：“他们在研究行尸病毒的军事用途。”
官员没有回应，只是在她的档案上加了一行备注。
在圣彼得堡的大学区，新的讲座已经恢复。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临时组成教学团队，为年轻学生讲授工程基础与医学实验。他们口音各异，但在课堂上使用统一的教材。黑板上写着：“知识是抵抗的一部分。”
街头的海报上也出现了新的标语：“欢迎所有追求真理的人。”
对苏俄来说，这些逃亡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人道接纳的对象，更是重建科研体系的关键力量。工业部开始统计可用人才，列出长期研究计划。铁路工厂被改造成科研实验中心，供外来团队使用。工人们在车间里和外国技师并肩工作，虽然语言不通，但合作渐渐有了默契。
夜色降临，莫斯科的灯光一盏盏亮起。
在外交部的大楼里，叶甫根尼签署了一份文件，批准了“科学家保护计划”的第二阶段。他合上文件夹时，秘书轻声汇报：“下一批来自开罗的人员今晚抵达。”
叶甫根尼只是点了点头，望向窗外的雪夜。
漂泊者们在新的国度重新落脚，他们暂时得到了安全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