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家报纸，各有立场，角度各异，却像商量好一般，在同一个清晨，构成了对邵氏兄弟公司的一次立体火力突袭，构成精妙的传播矩阵。
《明报》针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文化层面的破题；
《星岛日报》用数据说服中产阶层；
《东方日报》引发市井共鸣；
《今日头条》则负责制造话题热度。
这种立体化宣传策略在1974年的香江传媒界堪称降维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报道都紧扣“市井”与“成本”两个关键词。
此时的香江刚经历股灾，市民对铺张浪费本能反感，而《鬼马双星》的草根喜剧定位恰好迎合此社会情绪。
郑硕就是打算利用这种微妙心态，将许冠文塑造为“平民代言人”，与邵氏‘华丽’的制作成本形成鲜明对比。
而当初许冠文带着《鬼马双星》剧本向邵逸夫提出分红请求被拒的旧事，与当下舆论攻势形成了历史回响。
卖报的阿伯一边用汗巾擦着脖子，一边对熟客嘟囔：“奇了怪了，今天的报纸，怎么好像每一份都在讲这个《鬼马双星》啊？弄的他们好像想要和邵六叔打擂台！”
早茶店里，人们翻开报纸，议论纷纷。写字楼的职员在巴士上交换着惊讶的眼神。
一场由郑硕精心策划、调动不同资源实现的舆论合围，在香江的晨曦中正式拉开大幕。
将《鬼马双星》的热度瞬间炒至沸点，也给看似铁板一块的邵氏兄弟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四颗重磅炸弹，同时在香江当时销量最大、读者群覆盖精英、市民、商界等不同圈层的《明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和《今日头条》上引爆，其产生的叠加效应是惊人的。
还不到早上八点，中环德辅道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那栋气派的大楼顶层，董事长办公室里的空气已经凝固得能结冰。
邵逸夫穿着熨帖得一丝不苟的浅灰色丝绸衬衫，背对着宽敞的门口，像一尊雕像般伫立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海雾尚未散尽，中环的街道开始苏醒，车流渐密，但他此刻完全没有心情欣赏这熟悉的景致。
他手里紧紧捏着秘书刚刚送进来的、还带着油墨味的四份报纸，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绷得发白，微微颤抖。
豪华的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墙角那座昂贵的欧式座钟发出规律而沉闷的“滴答、滴答”声，每一声都像敲在人的心坎上。
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足足两三分钟，胸膛几次不易察觉地剧烈起伏。
最终，他猛地一个转身，手臂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气，将那一叠报纸狠狠地摔在光可鉴人的红木办公桌面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震得桌上的笔筒都晃了几下。
他脸色铁青，额角的青筋隐隐跳动，目光如刀般射向一直垂手静立在一旁、大气不敢出的方逸华女士。
他的声音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查良镛……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明报》一向自诩中立、超然，这次竟然带头点火！他这是要把我邵逸夫放在火上烤！”
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想强行压下胸中翻腾的怒火，但效果甚微。
他指了指桌上那份《明报》，对一旁的方逸华沉声命令，语气不容置疑：“替我接查良镛办公室的电话。现在就要。”
电话很快接通了。
邵逸夫强迫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和，甚至带上了一丝刻意的客套，但仔细听，那平和底下是绷紧的弦：
“查先生，早啊。今天的早报，我已经拜读过了。贵报今日这篇评论，视角……很是独特啊，令人印象深刻。”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给对方，也给自己一个缓冲，随即话锋微转，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却尖锐的质问：
“只是，贵报此番如此……旗帜鲜明，就不怕外界误解，以为《明报》这块金字招牌，一不小心，就成了某些人商业争斗场上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了吗？
我们相识多年，合作向来愉快。能否请查先生笔下稍稍留情？
或者，方便的话，后续能否发一篇澄清说明，以正视听？”
电话那头，金庸先生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依旧是他那特有的、带着书卷气的平稳语调，不疾不徐。
仿佛在探讨一个学术问题，但话语间却藏着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劲力”：
“邵先生，您早。言论公器，重在记录事实，呈现多元声音。
近来市井坊间对《鬼马双星》这部片子，确实抱有不小的期待，议论颇多。
本报不过是顺应民意，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关注。至于您提到的商业纷争，《明报》的立场一贯是超然的，绝无卷入之意。不过……”
他话锋在这里微妙地一转，语气里添了几分似是而非的无奈和更深层的意味，仿佛在推心置腹：
“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早年欠下的一些人情债，到了时候，总是要还的。查某也难免有些……不得已的苦衷。
个中缘由，错综复杂，还望邵先生您能够体谅一二。”
这番话，说得极其艺术。表面上是客气地解释和请求谅解，实则绵里藏针。
既明确拒绝了邵逸夫“笔下留情”或“发文澄清”的要求，又巧妙地暗示了此次发声背后存在更复杂的人情纠葛和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将《明报》的立场置于一个看似被动实则坚定的位置。
邵逸夫握着听筒的手，指节瞬间攥得更紧，泛出死白色。
金庸的话像一盆冷水，夹杂着细碎的冰碴，从他头顶浇下。
他彻底明白了，查良镛这次是不会站到他这边了，甚至连表面上的中立都难以维持。
那种被曾经视为可以对话的“自己人”从背后捅刀子的感觉，混合着商业利益被挑战的愤怒，让他心口一阵发闷。
他强压着几乎要冲破胸膛的怒火，从牙缝里挤出最后几句毫无意义的客套话，便重重地、几乎是砸一般地撂下了电话听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