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推行的“民族大融合”、“西北拓荒”、“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文治武功，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其产生的影响早已超越疆界，在周边诸国乃至遥远部落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一种名为“向往”的暗流，开始在亚欧大陆上悄然涌动，最终汇聚成一场指向大宋的、自发而浩大的人口迁移潮。
一、 漠北风霜，牧民南望
窝阔台的金帐汗国，虽在刘混康的威压下被迫西顾，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连年的征战、严苛的赋税，以及被迫放弃东方丰美草场的屈辱，使得许多中小部落生计维艰。他们对比听闻：
“宋人皇帝分了田地，牧民也能有自己的草场和牲口，永免赋税！”
“宋地法令严明，没有头人随意夺我妻女，抢我牲畜！”
“病了有宋人医官救治，孩子还能上学堂识字……”
这些传闻，如同在干燥草原上投入的火星。起初是零星的牧民家庭，趁着夜色，驱赶着所剩不多的牛羊，冒险穿越边境线，向南迁徙。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只为寻求一线生机。宋军边防起初严格盘查，但朝廷很快意识到这股人潮的价值，下令：“凡愿归化之北民，查无奸细，皆予接纳，编户授田，一视同仁。”
消息传回草原，南迁的洪流再也无法遏制。成千上万的蒙古、突厥部落民，扶老携幼，如同候鸟般向南迁徙。他们被安置在河西、陇右新开辟的屯垦区或专设的“归化牧场”，学习农耕或进行定居牧养。尽管生活依旧艰苦，但那份“有恒产、有王法”的安定感，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窝阔台虽怒，却无力阻止，更不敢因此再度触怒宋廷，尤其是那位深不可测的刘混康。
二、 西域名城，商贾东来
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与白衣大食（后倭马亚王朝），在经历了与蒙古的“护路圣战”及后续摩擦后，国力损耗，内部纷争不断。而大宋，这个曾经神秘、如今却愈发清晰强大的东方帝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商机无限：西北边疆新城的建立、贯通东西的商路在宋军保护下愈发安全，以及对各种商品（从丝绸瓷器到玉石马匹）的巨大需求，吸引着嗅觉敏锐的大食商人。他们不再满足于短暂的贸易停留，开始举家迁居至哈密力、敦煌乃至更东方的城市，建立货栈、工坊，甚至参与官方的边境贸易管理。
文化包容：宋朝“百家争鸣”的风气，以及“天理教”对异质文化一定程度的包容（如允许保留信仰，但需符合“天地正气”框架），使得这些来自远西的mSL学者、医师、天文学家发现，他们的知识在这里能找到知音甚至获得官职。汴京的弘文馆内，开始出现裹着头巾的学者与中原大儒辩论星象历法。
秩序与安全：相比故土的战乱与动荡，大宋境内严格的法律、强大的军力带来的和平环境，成为了最大的吸引力。许多普通的工匠、农夫，为了躲避战火，也宁愿跋涉万里，迁入这传说中的“秩序之国”。
三、 葱岭内外，部落归心
远在中亚的众多部落——葛逻禄、样磨、乃至部分钦察人，也通过商旅和逃亡者的口耳相传，得知东方有一个“不轻易屠城”、“允许部落自治（在一定规则下）”、“皇帝甚至会与贤者平等辩论”的强大帝国。这对于长期周旋于蒙古、花剌子模等强大势力之间、饱受欺凌的小部落而言，无异于黑暗中的灯塔。
一些部落首领，在经过艰难抉择后，率领全部落男女老少，开始了史诗般的东迁。他们穿越戈壁雪山，一路上减员严重，但支撑他们的，是对“宋地乐土”的坚定想象。当他们的先头队伍终于看到河西走廊上飘扬的宋字旗时，无不跪地痛哭。宋朝边境官员依据“民族融合”政策，对这些远来归附者给予安置，允许其保留部分组织结构和习俗，但需接受朝廷册封和律法约束，子弟需入学接受教化。
四、 汴京视角，海纳百川
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汴京朝廷呈现出一种谨慎的乐观与宏大的自信。
朱熹一派的官员强调：“远人来服，乃德化所感。当以夏变夷，导之以礼乐，使其渐染华风，同为王民。” 他们主张加强移民的儒学教育和道德规范，使其尽快融入。
而边塞实学派和部分务实的朝臣则看到：“此乃充实边疆、增益国力之良机。北民善骑射，可编入边军；西匠精技艺，可兴办百工；商贾通有无，可富庶地方。关键在于善加引导，使其各尽所能。”
徽宗皇帝则站在帝国版图前，看着那不断标注出的新移民聚居点，志得意满。他下旨进一步完善移民接纳与安置流程，并令刘混康密切关注移民汇聚带来的“气运”变化。
刘混康确实感知到，随着数以十万计、乃至百万计怀着不同梦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涌入，帝国范围内的“无无能量网”变得更加“厚重”与“斑斓”。无数新的情感、信念、知识体系在碰撞交融，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能量光谱，既给深红真罡带来了新的滋养，也带来了新的、需要调和与净化的杂质。
大宋，这个以“天理”自诩的帝国，在无意中，已然成为了整个东方乃至部分西方世界民众心目中的“应许之地”。万邦倾心，百川归海。这股融合的洪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重塑着帝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因，也将其推向了世界舞台的更中央，迎接更为辉煌，也必然更为复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