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的细则如同为帝国的肌体绘制了清晰的骨骼与血脉图谱，明确了土地这一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分配原则。然而，要让国家机器真正运转起来，让军队有粮饷，让官员有俸禄，让宫室城池得以修缮，就必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能够高效且相对公平地汲取社会资源的赋税制度。前朝赋税之弊，在于名目繁多，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征收随意，官吏从中盘剥，百姓不堪重负，国库却未见得充盈。新朝欲树新政，必先在财税上革故鼎新。
户部，特别是其下属的度支司，成为了这场财税改革的核心策源地。与拟定《均田令》时的激烈争论不同，这里的气氛更像是一个高度紧张的计算工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极致的专注，以及被庞大数字压得喘不过气的凝重。
度支郎中和他的下属主事、令史们，伏案于堆积如山的文书之后。他们的工具是算盘、毛笔、以及写满了各种算式和假设的草纸。案几上摊开着初步统计的户籍数据、田亩数据、前朝的赋税记录、以及各类物资的时价清单。
他们的任务极其繁重且精细：设计一套新的主体税制，既要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又要切实减轻前朝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还要与正在推行的均田制、府兵制完美契合，并且必须具备可操作性。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测算、推演、争吵和修改，一个以“租、庸、调”为核心的赋税方案逐渐清晰起来。
“租”，即田租。度支司的建议是：“每丁每年，纳粟二石。” 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以实物（粮食）为主的土地税。其基础正是均田制——既然国家授予了丁口土地（露田），那么丁口就有义务向国家缴纳一部分产出。税额的确定经过了反复计算，既要考虑平均亩产、农户必要口粮和种子留存，又要能满足国库的基本粮食需求。
“调”，即户调，是一种家庭手工业产品的实物税。“每户每年，纳绢二丈、绵三两；或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这体现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特点，鼓励农户进行家庭手工业生产，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绢帛、布匹等战略物资。
“庸”，即力役，是人民对国家承担的劳役义务。“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 但新政的关键在于“输庸代役”：“若不愿或不能亲身服役，则可每日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代替。” 这给了百姓极大的灵活性，可以避免耽误农时，同时国家也能获得所需的物资。而遇到国家有大型工程或紧急战事，需要加役时，也明确规定“加役十五日，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皆免”，防止无限制地征发徭役。
这套“租庸调”制，其征收对象明确，征收品类清晰，征收额度固定，且直接与均田制挂钩，“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去繁就简，试图用这一套相对清晰固定的制度，取代前朝那数不清的、随意性极强的苛捐杂税，如“户税”、“地税”、“杂徭”、“脚钱”、“营窖”等等，从制度上压缩官吏盘剥的空间。
方案草案被呈送至御前。陈衍召集了尚书省、户部、御史台及部分相关官员进行商议。
朝堂上，自然也有不同声音。
有保守的官员担忧：“税额是否过低？恐难以支撑国库用度。前朝之所以杂税繁多，实因度支艰难所致。”
度支郎中立刻拿出测算数据反驳：“据臣等核算，若均田制能顺利推行，户口增长，田亩垦辟，即便以此税额，总量亦将远超前朝横征暴敛之所得！且百姓负担减轻，生产积极性提高，税基方能持续扩大！”
“再者，”崔浩补充道，“清除了中间盘剥，税收能更多进入国库，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此乃‘轻徭薄赋’而国用足之道。”
陈衍最终拍板：“朕意已决。‘租庸调’之法，甚好。其利在于明白简易，百姓易知，官吏易操，贪腐难行。即以此为核心，颁行天下。”
他特别强调：“诏书中必须明确：以此为正税，除此之外，任何官府、任何人不得再巧立名目，加征任何杂税！违者，以贪赃论处，遇赦不赦！御史台给朕盯紧了！”
《租庸调制》的诏书旋即颁布。它不仅规定了具体的征收标准，还详细规定了缴纳时间、缴纳方式、以及减免条件。
诏书下达至地方，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
广大的农户在听里正、村老解读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就这些？没了？那什么‘火耗’、‘鼠耗’、‘脚钱’……真的都没了？”一个老农颤声问道。
“诏书上白纸黑字说了！除了租、庸、调，谁再敢多收一粒米、一寸布，咱就能去县衙告他！皇帝老子给咱撑腰！”里正激动地挥舞着抄录的诏书条文。
一种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喜悦和轻松感，迅速在乡野间蔓延开来。农民们计算着自家需要缴纳的数额，发现比起前朝，负担确实大大减轻，而且变得清晰可知，不再是一个无底洞。
而在一些州县衙门和豪强之家，气氛则有些微妙。一些习惯于在杂税上做文章、从中渔利的胥吏和暗中与官吏勾结的豪强，感到财路被断，心中不满，却又不敢明着对抗朝廷法令，只能暗中观望，或寻找新制度的漏洞。
户部和度支司的工作并未结束，反而进入了更紧张的阶段。他们需要根据新的税制，重新编制全国的财政预算，计算预期的岁入，并以此为基础，分配各项支出：军费、官俸、宫廷用度、工程开支、储备粮……每一项都需要精打细算。
陈衍对度支尚书李繁说道：“度支之要，在于量入为出，留有馀地。新税制初行，或有波折，国库未必立刻充盈。一切开支，务求节俭。朕之宫廷用度，率先削减三成。文武百官，亦需体谅时艰。”
“租庸调”制的建立，标志着新朝的财税体系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它像一套精心设计的渠网，旨在将社会生产的养分，更有效、更公平地导入国家的仓廪，既滋养万民，又强健国本。然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它能否真正摆脱前朝积弊，达到“稳定民生，增加国库”的理想效果，仍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以及对于执行环节坚持不懈的严格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