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执政中枢 老成谋国
庆历三年（1043）的汴京，仿佛一锅将沸未沸的水。八月庚子，吴育在范仲淹举荐下除枢密副使的诏书颁布时，枢密院正为西北军务焦头烂额。他走进枢密院东厅的第一天，就看到壁上悬挂的《陕西二十四路屯兵图》上，插满代表西夏军势的赤色小旗。
此时的朝局正值微妙时刻。仁宗皇帝锐意改革，三月刚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四月韩琦、富弼同日拜枢密副使，“庆历新政”的大幕已然拉开。但保守势力盘根错节，以宰相章得象、贾昌朝为首的老臣对新政阳奉阴违。吴育这个以明察刚正着称的官员入主枢密，被改革派寄予厚望。
然而谁也没料到，吴育在首次枢密院会议上就展现出独特立场。当范仲淹提出“汰减冗兵”方案，要求立即裁撤陕西老弱厢军三万人时，吴育却指着军籍册提醒：“这些兵卒多出自河北灾区，若骤然裁撤，恐生变乱。”他建议仿效自己在临安时的“以工代赈”，将汰减兵员转为修葺边境堡寨的工兵。这个折中方案最终被采纳，后来陕西路奏报“裁军万余而无一人啸聚”，证实了他的远见。
庆历四年正月，吴育改任参知政事。在赴政事堂就职当日，他特意绕道崇文院，重温年少时读过的《贞观政要》。在魏徵 “十渐疏”的展柜前驻足良久，对随行的知制诰蔡襄叹道：“治国如医病，急则伤身，缓则误病。”
此时新政已进入深水区。范仲淹的“明黜陟”改革遭遇强烈反弹——当第一批“磨勘”不合格的官员名单公布后，竟有百余官员围堵政事堂。吴育一面命开封府维持秩序，一面上书建议：“宜分三等处置：劣者黜退，平者训诫，优者超擢。”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既贯彻了改革精神，又避免了树敌过多。
最见功力的是他对“精贡举”改革的补充。当范仲淹要求科举罢试诗赋、专考策论时，吴育在廷议中提出：“文学政事，本非二途。宜保留诗赋而增试时务。”他举出真宗朝名臣王曾考诗赋夺魁的实例，说服众人保留经义与诗赋并重的传统。这个修正使得改革没有完全否定前制，为后来科举制度的完善保留了重要空间。
四月的一场风波，更显吴育的政治智慧。御史台集体弹劾枢密使晏殊“骄奢僭越”，证据是其府中夜宴悬挂的琉璃灯形制逾矩。新政派欲借此打击保守势力，吴育却私下求见仁宗：“晏殊纵有失仪，然西北军务全赖其调度。若因小过罢重臣，恐寒将士之心。”次日他主动提议让晏殊“罚俸三月，戴罪理事”，既维护了法度，又保全了边防人才。
这种顾全大局的作风，甚至赢得了政敌的尊重。某次贾昌朝在朝堂讥讽新政“尽改祖宗法度”，吴育当即反驳：“祖宗之法，本为利民。今法度败坏，犹房屋倾颓，岂能因乃祖所建便任其倒塌？”接着话锋一转,“然修葺房屋也须先立支柱，再换梁椽，此即臣所谓循序渐进。”这番比喻让贾昌朝无言以对。
在财政改革领域，吴育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借鉴在三司任职的经验，创设“岁计簿”制度，要求各路每季度上报财政收支。某次审核河北路账目时，他发现地方官为迎合“减徭役”政策，竟将必要的河工也计入裁减之列。立即起草《新政施行七诫》，提醒同僚：“革新不是减法，去弊方为要义。”
五月江南蝗灾，范仲淹欲动用封仓库全部存粮赈灾。吴育连夜核算太仓数据，提出更稳妥的方案：“以三成官粮放赈，三成平籴稳市，四成贷给农户秋后偿还。” 这个创造性的“三分法”，后来被收入《宋会要》食货篇，成为宋代赈灾的经典范式。
然而新政终究难逃厄运。庆历四年六月，保守派伪造的“朋党图”流入宫中，仁宗对新政的态度急转直下。在决定新政存废的关键廷议中，吴育作出令人意外的表态：“范仲淹十事，其理甚正，然求治太速，进退太峻。”他建议“择其易行者先试之”，特别举出“厚农桑”“修武备”二条，认为“此二者纵在太平年景亦当施行”。
这个看似折中的主张，实则保全了新政核心成果。后来即便范仲淹、富弼相继离朝,“择吏员兴水利”“募民兵实边境”等政策仍在延续。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精准评价：“吴公执政，务存大体，不汲汲于名利，真社稷之臣也。”
庆历五年正月，吴育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终曲。因反对仁宗废黜郭皇后的诏书，他被罢参知政事，出知河南府。离京那日，新政主要人物皆已星散，唯有蔡襄等少数官员在城外饯行。看着暮色中的汴梁城楼，吴育对门生道： “治大国如烹小鲜，非谓无为，贵在知火候耳。”
在河南府任上，他仍坚持新政的合理内容，继续推行厚农桑政策，主持修复洛阳古渠。这些实绩让后来执政的王安石都感叹：若庆历诸公皆如吴育之务实，新政岂会夭折？
暮年致仕后，吴育在整理《奏议集》时，特地将庆历年间的章疏单独成卷，命名为《权宜集》。在自序中他写道：变法不难于立新，而难于除弊；不难于除弊，而难于除弊而不生新弊。这番感悟，道尽了北宋改革的所有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