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川一役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高鸡泊腹地弥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死寂与浓得化不开的血腥气。杨义臣端坐于刚刚夺占、尚显凌乱的高士达中军大帐内，听着各部将校禀报战果与清剿进展。案几上摊开的，是初步统计的斩首、俘获数目，以及缴获的军械粮秣清单，数字堪称辉煌。
“大帅，高士达主力已然尽殁，其营寨要隘皆已攻克，残余贼寇或溺毙沼泽，或遁入山林，已不成建制。”副将躬身禀报，语气中带着胜利者的昂扬。
杨义臣微微颔首，花白的须发在灯下更显沧桑，沉稳的脸上却未见多少喜色，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件分内之事。他目光掠过地图上那片被朱笔狠狠划去的高鸡泊区域，最终停留在北方更广阔的河北舆图上。
“窦建德动向如何？”他沉声问道。
“回大帅，据溃卒供称及斥候探报，窦建德闻听败讯，已率少量心腹向北逃窜，似往饶阳、平原方向而去。其势已孤，人马不过百余，如丧家之犬。”
窦建德率百余骑溃围而出，南奔至饶阳。见守备松懈，遂乘虚急攻，一举袭破城池。由是收拢兵马，得众三千余人，声势复振，更得一重要谋士宋正本。
“百余残骑，失其根本，纵有些许虚名，又能掀起多大风浪？”杨义臣轻轻拂去案几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语气中带着一丝属于胜利者的、理所当然的淡漠，“高士达既除，河北巨患已拔。窦建德，疥癣之疾耳，不足为忧。”
在他看来，失去了高鸡泊这块经营多年的巢穴和数万大军作为依托，仅凭窦建德那点残兵败将，在这强敌环伺、官军兵锋正盛的河北，覆灭只是时间问题。继续投入宝贵的兵力和时间进行追剿，效费比太低。他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当务之急是巩固战果，稳定已收复的郡县，并向朝廷报捷。
于是，在肃清了高鸡泊核心区域最后的抵抗后，杨义臣下达了班师命令。隋军这支庞大的战争机器，携带着缴获和俘虏，如同退潮般，缓缓撤离了这片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沼泽水泊，将焦土与废墟留给尚未散尽的亡魂。他们带走了高士达的人头和一纸报捷文书，也带走了朝廷对于河北局势“已定”的错觉。
然而，杨义臣低估了一颗坚韧且善于捕捉时机的枭雄之心。
就在隋军主力南返，注意力转移之际，窦建德如同潜龙入渊，悄然回到了平原郡一带。这里并非他的起家之地，却成了他绝处逢生的转折点。他并没有像寻常溃匪那样惶惶不可终日，而是立刻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政治智慧与组织能力。
他做的第一件事，并非急于攻城略地，而是打出了“收拢旧部，为东海公复仇”的悲情旗帜。他亲自出面，派遣人手，四处收容那些从野马川和高鸡泊溃散出来、如同惊弓之鸟、无所依归的高士达旧部。他并非简单地吸纳，而是选择在昔日战场附近，举行了一场公开而隆重的祭奠仪式。
荒原之上，临时搭建的祭台显得简陋而肃穆。窦建德一身缟素，亲自担任主祭。他命人尽可能收殓战场上无人理会的义军尸骸，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卒，皆以简易棺木或草席妥善安葬，堆起巨大的坟茔。在祭文中，他痛陈高士达（东海公）的“英勇”与“大义”，将败亡归咎于官军的“狡诈”与“势大”，极尽渲染悲壮与仇恨。他本人更是当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其情其景，感染了无数溃卒和围观民众。
“东海公待我等恩重如山，今日惨遭屠戮，曝尸荒野，此仇不共戴天！我窦建德在此立誓，必承东海公遗志，与官军血战到底，护佑我等河北子弟！凡愿随我者，皆为我兄弟，同甘共苦，誓报此仇！”窦建德声泪俱下，声音嘶哑却充满力量。
这一手“收葬死者，为士达发丧”的举动，效果极其显着。它不仅极大地安抚了溃卒们恐慌无助的情绪，给了他们一个重新集结的理由和情感的宣泄口，更在道义上将自己塑造成高士达事业的合法继承者和义军精神的延续者。许多原本心灰意冷的旧部，见状纷纷来投，军心士气竟奇迹般地迅速凝聚、复苏，乃至大振。借此势头，窦建德顺理成章地自称将军，正式扛起了河北义军残存的大旗。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迥异于其他“流寇”的用人策略。在此之前，各地起义军对俘获的隋朝官员、士族子弟，往往出于仇恨或恐惧，一概诛杀。而窦建德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这些人，只要愿意归附，皆以礼相待，量才录用。他深知，欲成大事，不能仅凭匹夫之勇，更需要懂得治理、通晓文墨、熟悉典章制度的人才。
“我等起兵，乃为反抗暴政，解民倒悬，非为滥杀无辜。隋官之中，亦有良善清廉之士，岂可一概而论？凡愿弃暗投明，助我安民者，皆当厚待！”他对麾下如此解释。
此举如同在血腥的乱世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意想不到的涟漪。一些对朝廷失望透顶、或为保全身家性命的隋朝底层官吏、乃至部分不得志的士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触窦建德。他们带来了官府的情报、治理的经验，甚至直接献城投降。窦建德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不再仅仅是流寇武装，开始带有某种“政权”的雏形。其声势日盛，前来归附者络绎不绝，短短时间内，麾下能战之兵竟骤增至十余万人，俨然成为河北地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霸主，其潜力与威胁，远非当日杨义臣所以为的“疥癣之疾”可比。
高鉴率部南下后沿屯氏河进入武阳郡，后躲进沙麓山中，暂时摆脱了追兵的高鉴及其残部，正在这里进行着短暂的休整与蛰伏。
（第一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