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深秋，山东濮州（今山东鄄城北）的旷野上，一场罕见的旱蝗灾害已持续半年有余。曾经肥沃的农田龟裂如老树皮，缝隙里嵌着枯黄的草屑，连最耐旱的谷子都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秆上爬满的蝗虫还在贪婪地啃食最后一点绿意。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惨淡的橘红，旷野里听不到往年秋收时的欢笑声，只有饥民们无力的呻吟——他们提着破篮子，在田埂上翻找着能果腹的草根，有的孩子实在饿极了，抱着母亲的腿哭喊，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就在这时，一队身着皂衣的官府差役骑着马奔来，马蹄踏过干裂的土地，扬起阵阵尘土。他们手持皮鞭，闯入附近一个破败的村落，踹开一间间茅草屋。“缴税！缴税！”领头的差役腰间挂着铜铃，铃铛随着他的动作叮当作响，却透着一股催命的寒意。一个白发老农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仅存的半袋杂粮，苦苦哀求：“官爷，这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口粮了，求您留一口吧！”差役却一脚踹翻粮袋，杂粮撒了一地，瞬间被围观的饥民抢食一空。“交不出税，就拿人抵！”差役说着，就命人把老农拖拽在地，皮鞭如雨点般落下，老农的哀嚎声与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这便是晚唐末年，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缩影。
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汉子攥紧了拳头。他身高八尺有余，穿着粗布短打，腰间别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弯刀，正是濮州当地有名的私盐贩子王仙芝。他看着差役远去的背影，又望向围拢过来的饥民眼中的无助，突然振臂高呼：“官府逼得我们没活路，不如跟他们拼了！”这声呐喊，如惊雷般划破死寂的夜空，起初只有几个人响应，很快，越来越多的饥民抬起头，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当天夜里，王仙芝聚集了数千走投无路的饥民，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的土台上插起一块木板，木板上用炭笔写着“天补平均”四个大字——这场看似仓促的起义，就此撕开了晚唐腐朽统治的第一道裂口，点燃了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之火。
要理解王仙芝为何能一呼百应，必先看清他所处的时代——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晚唐。自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盛世便如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苛重的烂摊子。到唐僖宗在位时（873-888年），王朝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而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接连不断的天灾与人祸。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安抚叛将与立功将领，设立了大量节度使，这些藩镇“拥兵自重，政令自出”，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还时常互相攻伐，甚至反叛朝廷。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自唐代宗以来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节度使的任免全由藩镇内部决定，中央根本插不上手。比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父亲去世后直接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征讨，打了几年也没能平定，最后只能默认他的地位。为了抵御藩镇叛乱，朝廷不得不扩充禁军，军费开支激增——唐穆宗时，禁军与藩镇兵的军费已占国家财政的八成以上，而这些负担，最终都通过赋税转嫁到了百姓身上。
更黑暗的是宦官专权。晚唐的皇帝，大多由宦官拥立，甚至被宦官谋害。唐僖宗继位时年仅十二岁，朝政完全由宦官田令孜把持。田令孜被僖宗称为“阿父”，他把朝廷当成自己的家产，肆意卖官鬻爵，将官职明码标价：节度使一职需缴纳三十万缗钱，刺史需五万缗，连最低级的县尉都要数千缗。有个叫崔荛的人，花了十万缗买了个陕州刺史，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搜刮百姓，甚至把百姓的门窗拆下来卖钱，当地百姓恨得牙痒痒，后来起义军攻来时，百姓们主动打开城门，把崔荛绑起来送给了起义军。当时民间流传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歌谣，正是对这种黑暗统治的控诉。
苛捐杂税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唐朝中期推行的“两税法”，本以“夏秋两季征税，以资产为标准”为原则，到了晚唐，却被统治者肆意篡改——除了两税，还新增了“盐税”“酒税”“茶税”“青苗钱”“折估钱”等数十种苛捐杂税，甚至连农民的农具、房屋都要缴税。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僖宗时期，一户中等农户的赋税，比唐玄宗开元年间增加了十倍以上。有个叫张全义的农民，家里只有三亩地，一年要缴的税却够买十亩地的粮食，他实在缴不起，只能卖掉自己的女儿，最后还是被逼得加入了起义军。
雪上加霜的是，从咸通末年（873年）开始，关东地区（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接连爆发严重的自然灾害：咸通十四年（873年），河南、山东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麦禾无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乾符元年（874年），蝗灾肆虐，“蝗虫自东而西，蔽日遮天，所过之处，草木皆尽”，连皇宫里的树木都被蝗虫啃得光秃秃的；乾符二年（875年），又逢暴雨，黄河决堤，河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村落漂没，百姓流离失所”，无数人抱着门板、树干在洪水里挣扎，最后还是沉入水底。
天灾人祸之下，百姓的生活陷入绝境。《资治通鉴》中记载：“关东饥馑，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许多农户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子女，有的甚至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河里，因为“养不活，不如让他早点解脱”。而官府不仅不加赈济，反而催逼赋税更急——正如当时的诗人聂夷中在《咏田家》中所写：“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仙芝的起义，绝非偶然的“草莽作乱”，而是底层百姓对腐朽统治的绝望反抗。
王仙芝的出身，决定了他比普通农民更具反抗的勇气与组织能力。他生于濮州一个贫苦农户家庭，自幼丧父，靠母亲纺线织布勉强糊口。十五岁时，母亲病逝，无依无靠的王仙芝为了活命，加入了当地的私盐贩子队伍——这个在晚唐时期充满危险与反抗精神的群体。
为何是私盐贩子？这要从晚唐的盐铁官营制度说起。自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以来，盐便成为国家垄断的战略物资，唐朝也不例外。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弥补财政亏空，对盐价一再加价：唐玄宗开元年间，盐价仅为每斗十钱；到唐德宗时，涨到每斗三百七十钱；唐僖宗时，更是飙升至每斗九百钱——相当于一户农民半个月的生活费。官盐价格昂贵，百姓根本吃不起，有的人家一年到头都吃不上盐，只能用咸菜汁代替，私盐便应运而生。
私盐贩子从盐场低价购盐，再偷偷运往各地贩卖，价格仅为官盐的一半，深受百姓欢迎。但朝廷为了维护盐税收入，对私盐贩子的打击极为残酷：《唐律疏议》规定，“贩私盐一石以上，杖一百；二石以上，徒三年；五石以上，绞刑”，连购买私盐的百姓也要受罚。为了对抗官府的追捕，私盐贩子们往往结成团伙，配备刀枪弓弩，甚至组建武装队伍。他们常年在山林、河道间穿梭，既要躲避官府的巡查，又要防备土匪的劫掠，逐渐练就了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武艺和严密的组织能力。
王仙芝加入私盐团伙后，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能力。他身材魁梧，力气大得能举起三百斤的盐袋，而且为人仗义，每次分盐钱时，总是把多的分给家境困难的兄弟；遇到官府追捕，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掩护大家撤退。有一次，他们的盐队在河南商丘附近遭遇官府围剿，差役们拿着弓箭围上来，眼看就要被擒，王仙芝抄起一根扁担，打翻了两个差役，又夺过一把刀，劈开一条路，带着兄弟们冲出了包围。这次事件后，王仙芝成了濮州一带私盐贩子的首领，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在多年的盐贩生涯中，王仙芝走遍了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疾苦与官府的残暴。他曾在河南开封遇到一个叫李大娘的农户，丈夫被差役打死，儿子被抓去当兵，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六岁的孙女，为了活下去，李大娘只能靠捡别人扔掉的烂菜叶为生。王仙芝看在眼里，拿出自己卖盐赚的钱，给了李大娘一些粮食和碎银子，还帮她把死去的丈夫安葬了。这件事传开后，更多百姓知道了“濮州王大哥”是个敢跟官府作对、肯为穷人出头的好汉，有的百姓甚至主动给盐队通风报信，告诉他们官府的巡查路线。
同时，王仙芝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江湖好汉，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他起义伙伴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出身盐商家庭，家境比王仙芝富裕，却也因贩卖私盐与官府结怨。黄巢自幼熟读诗书，文武双全，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因“宦官当道，科场腐败”屡试不第。一次落榜后，他在长安的客栈里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已透露出对晚唐统治的不满与反抗之志。
王仙芝与黄巢相识于一次私盐运输中。当时，王仙芝的盐队要把一批盐从山东运到安徽，途中要经过曹州，而黄巢是曹州一带的盐贩首领，负责护送盐队过境。两人在曹州的一家酒馆见面，刚聊了几句，就听到外面传来马蹄声——官府的巡查队来了。王仙芝刚要起身，黄巢却按住他，低声说：“别急，看我的。”只见黄巢让人把盐袋藏到酒馆后院的地窖里，又让伙计们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自己则拿着一壶酒，走到巡查队首领面前，笑着说：“官爷，辛苦了，喝杯酒暖暖身子？”首领本来想搜查，见黄巢态度恭敬，又得了好处，便挥挥手让队伍走了。
这次事件后，王仙芝与黄巢成了莫逆之交，经常一起商议“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王仙芝曾对黄巢说：“如今官府不仁，百姓受难，我们不能再只做私盐生意，总得为天下穷人做点什么。”黄巢则回应：“若有一日，你举旗反唐，我必率部相从。”这番对话，为后来两人合兵起义埋下了伏笔。乾符元年（874年）深秋，当濮州的饥民再次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时，王仙芝知道，“做点什么”的时刻，到了。
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王仙芝在长垣正式起义。他没有复杂的仪式，只是在土台上放了一面用红布做的旗帜，旗帜上绣着“天补平均”四个大字——这是他和几个核心兄弟商量了好几天才定下来的口号。土台下，数千饥民围着，有的手里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镰刀，还有的拿着木棍，眼神里满是期待。王仙芝站在土台上，声音洪亮地说：“乡亲们，如今皇上昏庸，宦官当道，官府只知搜刮，不管百姓死活。我们种地却吃不饱，织布却穿不暖，这样的日子，你们还能忍吗？我王仙芝今日起兵，就是要替天行道，补苍天不公，均天下贫富！愿意跟我走的，以后有饭吃，有衣穿！”
“天补平均”——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首次明确提出“平均”思想。在此之前，农民起义多以“替天行道”“反暴政”为口号，而王仙芝的“平均”主张，直接触及了晚唐社会贫富分化的核心矛盾，精准击中了百姓的痛点。话音刚落，饥民们便齐声高呼：“愿随王大哥反唐！”一个叫赵三的老农，颤巍巍地走到土台前，跪下说：“王大哥，我儿子被差役打死了，我跟你反了，就算死，也要拉几个贪官垫背！”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跪下，呼喊声震彻云霄。
起义军最初的装备极为简陋：大多手持锄头、镰刀、木棍，只有少数私盐贩子出身的骨干配备刀枪。但他们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为活命而战”的抗争。起义军首先攻克了长垣县城，打开官府粮仓，将粮食分给百姓——消息传开后，周边州县的饥民纷纷前来投奔，短短十几天，起义军便扩充到数万人。有个叫孙二娘的女子，丈夫被官府抓去做苦工累死了，她带着村里十几个妇女来参加起义军，王仙芝见她们虽然是女子，却个个精神抖擞，便让她们组成了一支“女子队”，负责运送粮草、照顾伤员。
乾符二年（875年）正月，王仙芝率领起义军攻克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濮州是黄河岸边的重镇，官府在此驻扎了数千兵力，刺史是个叫李侃的贪官，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起义军攻城时，百姓纷纷登城助战：有的为起义军送梯子，有的从城上往下扔石块砸官军，有的甚至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李侃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从后门逃跑，起义军顺利占领濮州。进城后，王仙芝下令：“只杀贪官污吏，不扰百姓！”起义军士兵们严格遵守命令，把李侃家里的粮食和钱财分给百姓，还打开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无辜百姓。百姓们感激涕零，有的送水，有的送粮，还有的直接加入了起义军。
同年六月，王仙芝又攻克曹州（今山东曹县）。曹州是中原重镇，也是黄巢的故乡。此时，黄巢已在家乡聚集了数千人，听闻王仙芝攻克曹州，便立即率领部众前来会合。两支起义军合兵一处，兵力达到十余万，声势震动中原。王仙芝与黄巢在曹州的州衙里歃血为盟，黄巢端着一碗酒，对王仙芝说：“大哥，今日我黄巢率部来投，愿与你共破大唐，共享太平，若有二心，天打雷劈！”王仙芝也端着酒，说：“贤弟，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以后我们兄弟同心，定要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随后，黄巢被推举为“副帅”，协助王仙芝指挥起义军。
起义军在山东、河南一带转战，所到之处，官军望风而逃。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遇到弱小的官军，便集中兵力歼灭；遇到强大的官军，便游击周旋，避开主力；攻克城池后，从不滥杀百姓，只杀贪官污吏，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这种“杀官济民”的做法，让起义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百姓的支持。据《旧唐书·僖宗纪》记载，起义军“所过州县，百姓归之如流，官军莫敢撄其锋”。在河南许昌，有个叫刘崇的官军将领，看到起义军善待百姓，又想到自己平日里被上司克扣军饷，便带着数百名士兵投降了起义军，王仙芝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让他担任了将领，刘崇感激不已，后来在战斗中屡立战功。
唐朝朝廷起初并未将这支“草莽之军”放在眼里。唐僖宗当时正沉迷于马球、斗鸡，对朝政毫不关心，有一次他和宦官们玩马球，还得意地说：“朕要是参加马球科举，肯定能中状元！”宦官田令孜则认为“一群饥民作乱，不足为惧”，只派了一些地方官军前往围剿。结果，这些官军大多“贪生怕死，敷衍了事”，有的甚至未战先逃，反而被起义军缴获了大量装备。在山东兖州，一支官军奉命围剿起义军，刚走到半路，就听说起义军有几万人，将领吓得赶紧下令撤退，士兵们也跟着逃跑，连武器都扔了一路，最后被起义军追上，杀得大败。
直到乾符二年（875年）九月，起义军逼近洛阳，朝廷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若被起义军攻克，后果不堪设想。唐僖宗慌忙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率领禁军三万余人，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藩镇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宋威是晚唐名将，曾参与平定庞勋起义（868-869年），颇有战功。他率军抵达河南后，对起义军采取“围堵拦截”的战术，试图将起义军困在山东、河南一带。
但王仙芝与黄巢早已料到官军的策略，他们决定避开官军主力，率领起义军南下，进攻唐朝的“财赋重地”——江淮地区。江淮地区（今江苏、安徽、湖北一带）是唐朝的漕运枢纽，也是朝廷主要的盐税、茶税来源地，素有“天下赋税，江淮占半”之称。起义军南下，不仅能摆脱官军的围剿，还能切断唐朝的财政命脉。乾符三年（876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生擒汝州刺史王镣——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他的被俘，让朝廷上下一片恐慌。唐僖宗甚至下旨“赦免王仙芝罪，许以官爵招安”，但王仙芝此时志在天下，拒绝了招安。他对前来招安的宦官说：“回去告诉你们皇上，若想招安，就得先免了天下百姓的赋税，杀了那些贪官污吏，否则，我王仙芝绝不投降！”
随后，起义军继续南下，先后攻克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天门）、随州（今湖北随州）等地，直逼扬州——唐朝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节度使高骈连忙向朝廷告急，田令孜不得不从长安调派禁军驰援。起义军见扬州防守严密，便转而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这里，成为王仙芝起义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蕲州刺史裴渥，是个典型的“投机官僚”。他出身名门，却没什么本事，靠家族关系才当上刺史。见起义军势大，他知道硬拼必败，便想出了“招安”的计策。裴渥与王仙芝之间，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曾与王仙芝生擒的汝州刺史王镣是同科进士，而王镣此时仍在起义军中，裴渥便通过王镣与王仙芝联络。
裴渥派了一个亲信，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王仙芝。信中说，他愿意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左神策军是禁军的核心部队，押牙是中级武官，负责统领士兵，监察御史则是正八品的文官，负责监察官员，对于出身底层的王仙芝来说，这已是“一步登天”的待遇。同时，裴渥还承诺，打开蕲州城门，供应起义军粮草，与王仙芝“约为兄弟”，以后互相照应。
亲信把信交给王仙芝后，又添油加醋地说：“王将军，裴刺史说了，您要是接受招安，以后就是朝廷的大官，再也不用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了。您的兄弟们，也能跟着您沾光，说不定也能当个小官，养家糊口不成问题。”王仙芝拿着信，心里泛起了嘀咕。他出身私盐贩子，一辈子被官府视为“贼寇”，如今能获得朝廷的正式官职，摆脱“反贼”的骂名，甚至能进入禁军，这对他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起义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缺乏稳定的粮草供应，长期作战也导致伤亡惨重——他想起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兄弟，想起他们临死前还在喊着“要吃饭，要活命”，心里不禁动摇起来：“是不是可以通过招安，为兄弟们谋个安稳前程？”
王仙芝的动摇，很快被黄巢察觉。黄巢当时正在城外训练士兵，听说裴渥要招安王仙芝，立即骑马赶到王仙芝的营帐。一进门，就看到王仙芝拿着裴渥的信，脸色犹豫。黄巢怒气冲冲地说：“大哥！我们当初在曹州歃血为盟，约定‘共破大唐，共享太平’，如今你却要独自接受招安，当朝廷的官，那我们这五万多兄弟怎么办？他们跟着你反唐，早已被官府列为‘叛贼’，你走了，他们难道等着被官军屠杀吗？”
王仙芝抬起头，看着黄巢，低声说：“贤弟，我也是为了兄弟们好。如今朝廷势大，我们长期作战，粮草不足，伤亡越来越多。我接受招安后，可以在朝廷中为兄弟们求情，让他们也能获得赦免，过上安稳日子。”
“安稳日子？”黄巢冷笑一声，上前一步，指着营帐外的士兵说：“大哥，你看看外面的兄弟们！他们有的家人被官府杀死，有的房子被烧毁，他们跟着你，是想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不是想当朝廷的官！你忘了官府是怎么对待百姓的吗？你忘了我们一路走来，多少兄弟战死沙场吗？去年在许昌，张二哥为了掩护大家撤退，被官军乱箭射死，他临死前还说‘一定要推翻唐朝’，你现在却要投降，对得起他吗？今日你若接受招安，便是背信弃义，我黄巢第一个不答应！”
两人争执不下，声音越来越大，营帐外的将领和士兵们也听到了动静，纷纷围了过来。起义军的将领们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出身私盐贩子、与王仙芝关系密切的将领，支持招安，认为“能当官总比当贼好”；另一部分出身农民的将领，则坚决反对，他们对官府恨之入骨，认为“招安是陷阱，官府绝不会放过我们”。一个叫李罕之的农民将领，跪在地上哭着说：“王大哥，我全家都被官府杀了，我跟着你就是为了报仇，你要是招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现在就杀了我！”
争执最终演变成冲突。黄巢见王仙芝还是犹豫，气得上前一步，一把揪住王仙芝的衣领，一拳打在他的脸上——这一拳打得很重，王仙芝的嘴角流出了血。“你醒醒！”黄巢嘶吼着，“朝廷要是真有诚意，怎么只给你一个官职，却不提兄弟们的死活？他们是想先稳住你，再趁机消灭我们！”
王仙芝被打醒了，他看着围拢过来的士兵，看着他们眼中的愤怒与失望，终于意识到：招安的路，走不通了。他若执意接受招安，不仅会失去黄巢这个盟友，还会导致起义军分裂，甚至被士兵们抛弃。无奈之下，王仙芝推开黄巢，擦了擦嘴角的血，对众人说：“兄弟们，我错了！我不该动摇，从今往后，我们继续反唐，不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绝不罢休！”
裴渥见招安失败，慌忙关闭城门，组织防守。起义军攻克蕲州后，裴渥逃往鄂州（今湖北武汉）。但经此一事，王仙芝与黄巢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王仙芝的“动摇”，让黄巢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而黄巢的“强硬”，也让王仙芝觉得难以共事。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在攻克蕲州后不久，王仙芝与黄巢正式分兵：王仙芝率领三万余人，继续在湖北、河南一带活动，试图寻找新的招安机会；黄巢则率领两万余人，返回山东、安徽一带，坚持“反唐到底”。虽然两人仍约定“互为声援，互不攻击”，但起义军的核心力量已一分为二，这为后来王仙芝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分兵后的王仙芝，虽然仍有一定实力，却失去了黄巢部的协同作战，逐渐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他的战略目标也变得模糊：一方面，他仍希望通过战功迫使朝廷招安，因此不敢过于激进地进攻长安、洛阳等重镇；另一方面，他又要维持起义军的声势，不得不继续攻城略地，与官军对抗——这种“既想反唐，又想招安”的矛盾心态，让他在战场上屡屡错失良机。
乾符四年（877年）正月，王仙芝率领起义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汉）。鄂州是长江中游的重镇，官军防守严密，守将是个叫刘巨容的将领，此人颇有军事才能，早已做好了防备。起义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有个叫王重隐的将领，是王仙芝的堂弟，在攻城时被箭射中，不治身亡。王仙芝悲痛不已，却还是下令撤退——他担心伤亡太多，会影响后续的招安谈判。
此时，黄巢部在山东攻克郓州（今山东东平），杀死郓州节度使薛崇，声威大震。官军主力被黄巢吸引，湖北一带的官军兵力空虚——这本是王仙芝扩大战果的好机会，手下的将领们也劝他：“大哥，如今湖北官军兵力少，我们不如趁机攻克荆州、襄阳，控制长江中游，到时候朝廷肯定会重视我们，招安的条件也会更好。”但王仙芝却摇了摇头，说：“不行，荆州、襄阳是朝廷的重镇，要是打下来，朝廷肯定会派兵围剿，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最终，他放弃了进攻鄂州，转而进攻黄州（今湖北黄冈）。黄州兵力薄弱，很快被攻克，但起义军也因此错过了“趁虚而入，控制长江中游”的最佳时机。
同年四月，王仙芝又率领起义军进攻荆南（今湖北江陵）。荆南是唐朝西南地区的军事重镇，节度使杨知温是个“只会读书、不懂军事”的文官，平日里只知道吟诗作对，根本不关心军务。城中守军仅有数千人，且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百姓，缺乏训练。起义军抵达荆南后，很快攻破了外城，杨知温吓得躲在府衙里哭，连官服都来不及穿，还让手下人把自己藏在柜子里。
眼看荆南即将被攻克，王仙芝却再次犹豫——他担心攻克荆南后，朝廷会彻底放弃招安，转而派大军围剿。他对将领们说：“荆南是重镇，要是我们打下来，朝廷肯定会生气，到时候招安就更难了。不如我们先撤兵，再等等朝廷的消息。”将领们纷纷反对，李罕之说：“大哥，现在正是好机会，要是撤兵，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王仙芝还是坚持撤兵，起义军将士们虽然不满，却也只能服从命令。
就在这犹豫的间隙，唐朝援军赶到了。荆南监军宦官杨复光，是个颇有军事才能的人，他早已向朝廷求援，此时，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率领的援军已抵达荆南城外。起义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荆南之战以失败告终。撤退途中，又遭到官军的追击，起义军伤亡数千人，粮草也损失殆尽。
荆南之战的失败，让起义军的士气大受打击，更糟糕的是，起义军内部的“投降派”开始抬头。一些将领见王仙芝“既不敢打硬仗，又无法实现招安”，便开始暗中与官军联络，寻求投降的机会。其中，起义军将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偷偷派人与唐朝招讨副使杨复光接触，承诺“若能授予官职，愿率部投降”。杨复光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王仙芝的起义军还有一定实力，要是能招降尚君长等人，就能瓦解起义军，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准备上奏朝廷授予他们官职。
但此时，唐朝招讨使宋威却心生嫉妒——他担心杨复光抢了“招降起义军”的功劳，影响自己的地位。宋威一直看不起杨复光，觉得他是个宦官，不懂军事，如今见杨复光要立大功，便暗中派人在途中劫持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随后，宋威向朝廷上奏，谎称“在战场上生擒尚君长、蔡温球，已将其斩首”，还把他们的首级送到长安示众。
尚君长的死，让起义军内部的投降派感到恐惧，也让王仙芝彻底看清了朝廷的“招安骗局”——朝廷根本没有诚意招安，只是想通过“招降”分化起义军，再将他们逐个消灭。此时的王仙芝，终于下定决心“反唐到底”，但为时已晚：起义军的士气已跌至谷底，兵力也因多次战败和投降而锐减，从最初的三万余人减少到不足一万。许多士兵看不到希望，纷纷逃离，有的甚至投降了官军。
乾符五年（878年）正月，唐朝招讨副使曾元裕率领官军主力，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追上了王仙芝的起义军。曾元裕是晚唐少有的“务实将领”，他不像宋威那样“贪功冒进”，而是采取“稳扎稳打，围而不攻”的战术。他先派轻骑兵切断了起义军的粮草供应，又在起义军的营地周围挖了壕沟，防止他们突围。起义军被困在营地中，没有粮食，只能吃树皮、草根，有的士兵甚至饿死。
正月初六，曾元裕见起义军已“粮草断绝，士气崩溃”，便下令发起总攻。官军分为三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进攻起义军的营地，而西面则是波涛汹涌的长江，起义军已无退路。战斗打响后，起义军将士虽然拼死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且缺乏粮草，体力不支。李罕之率领一部分士兵冲向官军，却被箭射中，倒在地上，他挣扎着站起来，又杀死了几个官军，最后力竭而亡。
王仙芝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冲锋，试图打开一条突围的道路。他手持长枪，杀死了数十名官军士兵，身上也多处受伤，鲜血染红了战袍。一个官军将领认出了他，大喊：“抓住王仙芝有赏！”顿时，无数官军围了过来，长枪、大刀纷纷向王仙芝刺去。王仙芝奋力抵挡，却还是被一把长枪刺穿了胸膛。他倒在地上，看着越来越近的官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道：“兄弟们，继续反唐，不要投降！”随后，便闭上了眼睛，年仅四十余岁。
官军杀死王仙芝后，割下他的首级，送往长安示众。唐僖宗得知王仙芝战死的消息后，大喜过望，下令“大赦天下，庆祝胜利”，还将曾元裕升任为招讨使，接替宋威。长安城内张灯结彩，官员们互相庆贺，仿佛已经平定了所有叛乱。但他们不知道，王仙芝虽然死了，他点燃的反唐星火，却并未熄灭。
起义军的残部，一部分溃散逃亡，一部分则辗转投奔了黄巢。他们将王仙芝的死讯告诉黄巢后，黄巢悲痛不已，下令为其哀悼三日。在哀悼仪式上，黄巢站在高台上，对众人说：“王大哥虽然死了，但他的志向还在！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反唐，直到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随后，黄巢接过了王仙芝的反唐大旗，率领起义军继续抗争。后来，黄巢率领起义军转战南北，最终在广明元年（880年）攻克长安，推翻了唐僖宗的统治，建立了“大齐”政权，实现了王仙芝未竟的心愿。
王仙芝的起义，从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举旗，到乾符五年（878年）正月战死，前后仅持续了四年，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位“唐末农民起义的揭旗者”，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提出的“天补平均”口号，是中国农民起义思想的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农民起义多以“反抗暴政”为目标，而王仙芝首次将“平均贫富”作为核心主张，直指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贫富分化。这一口号不仅在当时点燃了底层百姓的反抗怒火，也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思想借鉴：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赋”，都能看到“天补平均”思想的影子。
他的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虽然他本人战死，但他点燃的反唐星火，被黄巢继承并扩大，最终让唐朝走向灭亡。经过王仙芝、黄巢起义的打击，唐朝的统治已名存实亡：中央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宦官与藩镇互相残杀，百姓流离失所，最终在天佑四年（907年），被朱温篡夺政权，唐朝灭亡。可以说，王仙芝的起义，是唐朝灭亡的“第一推动力”。
他的起义也沉重打击了晚唐的腐朽势力。起义军所到之处，杀死了大量贪官污吏、地主豪强，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将土地分给农民。这种“杀富济贫”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晚唐的社会矛盾，也让统治阶级意识到“若不改革，必遭灭亡”——虽然唐朝最终未能改革，但这种冲击，为后来五代十国乃至宋朝的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当然，王仙芝的起义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他缺乏坚定的反唐意志，在招安问题上的动摇，导致起义军分裂，错失了推翻唐朝的最佳时机。起义军缺乏先进的组织制度，大多是“饥民聚集而成”，没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战略，作战多凭“一腔热血”，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溃散或投降。而且，起义军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缺乏稳定的粮草供应，这也是他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对王仙芝的评价，历来存在争议。《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将他称为“贼”“盗”，认为他的起义是“扰乱天下，导致生灵涂炭”；而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等，则认为他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肯定他反抗腐朽统治、追求“平均”的进步意义。但无论如何，在晚唐那个黑暗的时代，王仙芝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揭旗者”，他为底层百姓发出了抗争的呼声，为后来的反抗者点燃了希望的火种。
如今，在王仙芝的故乡濮州，以及他战斗过的长垣、黄梅等地，民间仍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在濮州，老人们会给孩子讲“王仙芝分粮救百姓”的故事，说他当年把官府的粮食分给饥民，自己却只吃粗粮；在黄梅，还有“王仙芝战死处”的遗迹，每年都有百姓去祭拜，献上鲜花和水果。这些传说与遗迹，或许没有正史记载的那么准确，却反映了百姓对这位“替天行道”者的记忆与敬意。
王仙芝虽死，但其精神永存。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真理——任何一个忽视底层百姓疾苦、腐朽残暴的政权，最终都会被人民所推翻。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提醒着后世的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关注百姓的需求，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