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块钱。
这个数字像一块沉甸甸的铅，压在吴建军的心头，也无声地弥漫在刚刚松了口气的吴家氛围里。半个月，几乎掏空了他从石家庄工地带回的所有积蓄，还向建芳姑开口挪借了一些。那些印着医院抬头的缴费单据，被他小心翼翼地叠好，塞进了随身携带的那个破旧人造革钱包的最里层，仿佛那不是票据，而是从家庭命脉上剜下的一块肉。
然而，当他和李秀云带着小梅回到西里村，看着女儿虽然依旧沉默、反应迟钝，但眼神里不再有那蚀骨的惊恐，能够安静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能够在他们呼唤时迟缓地转过头，甚至偶尔能自己端起碗吃饭时，那铅块般的沉重感，似乎又被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微微撬动了一丝缝隙。
“钱花了，可以再挣。”吴建军蹲在院子的门槛上，卷着一根旱烟，对正在灶间忙碌的李秀云说道，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笃定，“人，比钱要紧。小梅能好些，比啥都强。”
李秀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眼圈还是红的，但嘴角却努力向上弯着：“是啊，他爹。你看小梅今天早上，还知道把掉地上的筷子捡起来了……医生开的药，咱们按时给她吃，慢慢养着，总会越来越好的。”她的话语里，充满了小心翼翼的、近乎迷信的期盼，仿佛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神明和现代医学共同赐予的恩典。
家里的气氛，确实不一样了。虽然依旧清贫，虽然心头仍悬着未来的医药费和女儿未知的康复之路，但那根紧绷了许久的、几乎要断裂的弦，总算稍稍松弛了一些。压在吴建军眉宇间那道深刻的“川”字纹，似乎也舒展了些许。他开始重新规划，盘算着等秋收彻底忙完，是继续去北京的工地，还是看看附近有没有零活。吴家宝也来信说，他在石家庄那边活计不断，让家里别太担心钱。
这股微弱但真实的暖意，也透过电话线，传达到了保定的吴普同那里。
“哥……”电话里，吴小梅的声音依旧微弱，带着药物作用下特有的迟缓，但这一声清晰的呼唤，不再是幻觉，“我……回家了。”
简单的四个字，让电话这头的吴普同瞬间湿了眼眶。他紧紧握住听筒，仿佛能透过这冰冷的塑料物件，触摸到妹妹逐渐回暖的生命力。“哎！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他连声应着，声音有些发颤，“在家好好听爸妈的话，按时吃药，哥放假就回去看你。”
李秀云接过电话，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情况，语气里是许久未有的轻快：“小梅这几天吃饭香了些，也能睡个整觉了……你爸昨天去集上，还给她买了块花布，说做件新褂子……普同啊，你在学校就别老惦记着了，好好念书，家里有我们呢……”
挂断电话，吴普同久久没有动弹。妹妹病情的稳定，父母情绪的缓和，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他因连日奔波担忧而近乎枯竭的心田。
他知道，那三千多块钱的医药费是真实存在的，未来的药费也是一个无底洞。这份经济上的重压，如同影子，将长久地跟随着这个家庭。但此刻，亲情的纽带和对未来的那一点点确切的希望，战胜了这一切。他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感觉堵塞多日的胸腔似乎通畅了一些。
卸下了日夜悬心的大石，吴普同终于能够将几乎全部精力，重新投注到学业上。然而，他很快发现，“回归正常”并非易事。半个多月的频繁缺课和心神不宁，让他在学业上留下了明显的断层。大学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截然不同，没有老师会追着你补课，更没有密集的小测验来提醒你落后了多少，知识的鸿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直到你某天抬头，才发现已望不见前路。
《家畜生理学》的课程已经推进到了复杂的神经-体液调节，他看着课本上密密麻麻的示意图和英文缩写，感觉像是在看天书；《生物化学》更是讲到了令他头皮发麻的代谢循环，那些拗口的名词和环环相扣的反应式，在缺了关键衔接后，显得如此支离破碎。他翻看自己那本记得断断续续的笔记本，大片大片的空白和潦草的字迹，无声地诉说着之前的缺席与混乱。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攫住了他。他不能再落后了。家庭的困境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认识到，知识，或许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对他而言，却是目前最现实、最可能抓住的绳索。他必须学出个样子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曾经的抱负，更是为了将来能更有力量地支撑起那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
他的生活节奏再次变得规律，甚至比以往更加刻板、高效。只是，这规律的背后，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自觉，以及适应大学学习模式的转变。
在大学，课堂只是引子，真正的功夫在课下。吴普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不再像高中那样，被动地等待老师灌输和检查。上课时，他永远坐在能够听清看清的位置，手中的笔飞速移动，尽可能记录下老师讲的每一个要点、每一个案例分析，哪怕暂时不懂，也先记下来。他发现大学老师讲课跳跃性很强，常常一本书几十页的内容，几节课就带过，剩下的需要自己去找参考书、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消化。
于是，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几乎全部献给了图书馆。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总是固定在那个靠窗的、光线最好的位置。面前摊开的是厚厚的教材和从图书馆借来的相关参考书。他首先做的，就是对照着借来的、字迹工整的陌生同学的笔记（他私下里找学习委员王心凌帮忙，借到了班上公认记得最好的笔记），结合课本，一页一页地补全自己缺失的那部分。这个过程枯燥而艰难，常常为了理解一个概念，需要翻阅好几本不同的书，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遇到实在啃不动的硬骨头，他会记下来，然后鼓起勇气在课间去请教老师。教《生物化学》的老师是个严肃的老教授，起初对吴普同略显基础的问题有些不耐烦，但看他态度诚恳，笔记补得认真，倒也愿意多指点几句，告诉他该去看哪本参考书的哪个章节。吴普同如获至宝，立刻去图书馆找来，埋头研读。
晚餐他总是吃得很快，食堂里最便宜的土豆丝、白菜豆腐，搭配两个馒头，匆匆吃完便又返回图书馆。晚上的时间，他主要用于深化理解和完成老师布置的、需要大量查阅资料的作业或小论文。大学里没有频繁的考试，但每次作业和期末考核都至关重要，且更注重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宿舍熄灯后，他有时还会就着走廊里那盏长明灯微弱的光，再看一会儿书，或者默默回忆、梳理白天学到的知识脉络，直到眼睛酸涩难忍才回去休息。
室友们对他的“拼命三郎”状态感到有些不解。康大伟曾拍着他的肩膀说：“普同，至于嘛？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大学日子得会享受。”李学家也躺在床上懒洋洋地附和：“就是，你看梁天赋，天天跑学生会，将来分配照样吃香。”
吴普同只是笑笑，并不多做解释。他知道，他们的轻松源于背后相对稳固的家庭支撑和不同的人生规划，而他不能。他口袋里的生活费，每一分都带着父母和弟弟在工地挥洒的汗水，带着妹妹药片的苦涩味道。他减少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不再参与室友们的AA制聚餐，很少买零食饮料，连买本新的参考书都要犹豫再三，反复确认图书馆借不到才咬牙买下。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周围某些同学那种无忧无虑、热衷于社团和交际的校园生活之间，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鸿沟。他无法跨越，也不想跨越，他只能在自己选择的这条更为艰苦的路上，依靠自律和勤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他的努力是沉默的，成效也并非立竿见影地体现在分数上。但在一次次独自查阅资料、攻克难题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的内心正在发生一种微妙而坚定的变化。那种因家庭变故而产生的慌乱和无助感，逐渐被一种有序的、可控的充实感所取代。知识的积累和自学能力的提升，像是一砖一瓦，在他内心构筑起一道堤坝，帮助他抵御外界的风雨和内心的焦虑。他走的很慢，很吃力，背负着远超同龄人的重量，但他的每一步，都踩得异常坚实。
他知道，路还很长，家庭的负担不会轻易消失，妹妹的病需要长期的努力。但他不再恐惧，也不再怨天尤人。他选择了直面这一切，并将这份重负，化作了前行路上，最原始也最持久的动力。象牙塔的光，依然照耀着他，只是这光线下，他的身影不再是单纯求知的学子，更是一个在现实压力下，早早学会依靠自己力量跋涉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