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普同的家，稳稳当当地坐落在村子的中央位置。没有刻意挑选的风水，只是祖辈传下来的基业，占地约莫半亩，方方正正。一道用白灰混合着黄土夯筑而成的院墙，将这片小小的天地与外面的世界隔开。岁月无情，雨水冲刷，日晒风化，原本还算齐整的白灰墙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深褐色的土芯，坑坑洼洼，像是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墙根处，顽强地钻出几簇不知名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
推开位于东北角、几乎正对着中院门的两扇略显破旧的木门，便进了前院。前院不大，却承担着重要的生活功能。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南角那个用石头和泥土垒砌的猪圈，里面哼哧哼哧地住着两头白毛猪。那是家里的“存钱罐”，母亲李秀云每天雷打不动地提着泔水桶去喂它们，看着它们一天天滚圆起来，脸上便会露出对未来的一点期冀。猪圈旁边，一株虬枝盘结的老槐树拔地而起，树冠如盖，荫蔽了小半个前院。春天，满树洁白的槐花缀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甜香。院墙外，紧挨着的地方，还有两颗天生天养的榆树，每到初春，一串串嫩绿的榆钱便挂满枝头，像一串串碧玉铜钱。
穿过前院，推开同样陈旧但对开的中院木门，便来到了后院，也就是一家人真正的生活起居之所。
后院的主体，是坐西朝东的四间正房。正对着中院门的是堂屋（相当于客厅兼餐厅），左右两侧各有一间稍小的屋子，是父母和孩子们睡觉的地方。在正房的北侧，与之呈直角，还有三间坐北朝南的配房。一间是灶房，一间是堆放农具杂物的仓房，另一间则空着，有时也堆放些粮食或柴草。所有这些房屋，无一例外，都是土坯垒就的墙体。
土坯房，是那个年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居所。墙体是用麦草或稻草掺和着黄泥，倒入长方形的木模子里，一块块脱坯晒干后砌成的。屋顶的结构最能体现这种建筑的特色：几根粗壮的原木大梁，稳稳地架在前后山墙之上。在大梁之间，横着搭上许多稍细些、长度在三四尺左右的方形木料——这叫“椽（chuán）子”。椽子排得密密麻麻，像鱼骨一样支撑着更上层的重量。椽子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用芦苇编织成的席子（苇箔），用以承托和找平。再往上，是一层用炉灰渣拌着少量白灰做成的保温层，既保温又能找坡度。最顶上，则是用水泥砂浆抹平压光的屋面。这种屋顶相当结实，不仅能遮风挡雨，平坦的屋顶更是农家的“空中晒场”和储物空间。秋天收了谷子、高粱、棉花，常能看到母亲李秀云踩着梯子爬上去，摊开晾晒。一些暂时不用的家什，比如破箩筐、旧草席，也常堆放在屋顶一角。
吴普同睡觉的屋子，是和妹妹小梅一起的（弟弟家宝还小，暂时跟父母睡）。屋子不大，靠北墙盘着一个占据了几乎三分之一面积的土坯炕。这炕，是冬天里最温暖的存在。灶房烧火做饭的烟火，会通过炕洞曲折地流过炕体，将热量均匀地传递到每一块土坯里。晚上躺在烧得热乎乎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闻着被褥间阳光和尘土混合的味道，是童年最踏实、最幸福的记忆之一。夏天，炕面则会铺上凉席，驱散暑气。
屋子的门和窗户都是木制的。门是对开的，开关时会发出“吱呀”的声响。窗户则是那种老式的小木格子窗棂，一格一格，方方正正。没有玻璃——那是村里的稀罕物，只有大队部或条件最好的人家才用得起。窗户上糊的是韧性很好的白麻纸。每年秋末冬初，寒风渐起时，母亲李秀云就会熬上一小盆浆糊，带着吴普同一起，把窗户上经过一年风吹雨打、已经发黄变脆甚至破损的旧纸小心地撕掉，再用新买来的洁白窗纸重新糊上。新糊的窗户纸透亮了许多，虽然比不上玻璃，但屋里也顿时显得亮堂不少。阳光透过洁白的窗纸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窗棂清晰的格子光影。吴普同喜欢用小手轻轻触碰那绷得紧紧的窗纸，感受那微妙的震动和脆弱的质感。糊窗户纸，是迎接寒冬的仪式，也预示着年关将近。
屋子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旧木桌，两三个小板凳，一个掉了漆的木头箱子用来放衣物。墙上可能贴着几张不知哪年哪月的年画，或者用图钉摁着几张吴普同在村小得的印着红五星的奖状。地面是踩实了的土地面，扫得干干净净，但总有扫不尽的细小尘土。
家里的人口也很简单。核心就是爹（吴建军）、妈（李秀云）、妹妹（吴小梅）、弟弟（吴家宝）。爷爷？吴普同只在墙上那张蒙着灰尘、穿着旧式军装的黑白照片里见过。据母亲说，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在吴建军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好像是生病没的。母亲偶尔会提起，爷爷年轻时当过兵，打过仗，但具体打过谁，在哪里打的，她也说不清楚。那身军装，成了爷爷留在吴普同心中唯一的、模糊而遥远的英雄形象。
奶奶也早已不在。家里还有一个亲人，是父亲的妹妹，吴普同的姑姑，叫吴建芳。她嫁给了同村一户姓王的人家，住在村子的东头。按理说离得很近，但走动却极少。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时姑姑会带着表哥来拜个年，或者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必须碰面，平时几乎不来往。吴普同对姑姑的印象很淡薄，只记得她个子不高，说话很快，和母亲李秀云之间似乎总有一种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父亲吴建军对此也从不说什么，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吴普同小小的心灵里，最向往的亲戚家，是姥姥家。姥姥家在出村向南三里地的另一个村子，叫小李庄。去姥姥家，是吴普同童年里仅次于过年的快乐事。
姥姥家条件比自家要好一些。这“好一些”，在吴普同最直接的感受里，就是食物的差异。在自己家，一日三餐的主食，大部分时间都是红薯面做的窝窝头。那窝窝头颜色深褐，质地粗糙，吃起来有点噎嗓子，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红薯味儿。偶尔能掺点高粱面或者小米面，就算改善生活了。白面馒头？那是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来重要客人时才能见到的稀罕物。
而在姥姥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姥姥慈祥，姥爷话不多但很和气。每次吴普同跟着母亲去，姥姥总会像变戏法一样，从那个漆着红双喜字的木头柜子里，摸出些好东西来。有时是几块动物形状的饼干，又香又脆，还带着甜味儿；有时甚至能拿出一个玻璃瓶的水果罐头！黄澄澄的糖水梨，或者红艳艳的山楂。当姥姥用筷子小心翼翼地从糖水里夹出一块晶莹剔透的梨肉，或者一颗圆滚滚的山楂，放到吴普同的小碗里时，那甜滋滋、冰凉凉的味道，简直能让他幸福得晕过去。那是他在自己家从未体验过的奢侈美味。他小口小口地咬着，舍不得一下子吃完，让那甜蜜的滋味在嘴里停留得更久一些。就连装罐头的玻璃瓶子，洗干净后带回家，都能成为他装石子、弹珠的宝贝容器。
去姥姥家的路，那三里地的土路，在吴普同脚下仿佛铺满了期待。春天，路边野花星星点点，他蹦蹦跳跳；夏天，树荫浓密，他听着蝉鸣；秋天，田野一片金黄（主要是谷子、高粱成熟），他追逐着飘落的树叶；冬天，踩着积雪，咯吱作响，心里却暖融融的。母亲李秀云走在旁边，步伐也会比平时轻快些，脸上带着回娘家的松弛笑容。她会指着路边的庄稼，告诉吴普同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短短的三里路，连接着清贫的日常与短暂却真实的甜蜜。
回到自己那半亩方圆的院落，日子又回到了惯常的轨道。清晨，吴普同常常是在后院传来的各种声响中醒来的：父亲在院子里劈柴的“咔嚓”声，母亲在灶房拉风箱的“呼啦”声，锅碗瓢盆的轻微碰撞声，还有猪圈里那两头白猪饿得拱门、发出急切的哼唧声。阳光透过新糊的窗纸，将温暖的光斑洒在土炕上。
他揉着眼睛爬起来，穿上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妹妹小梅可能还在赖床，弟弟家宝则早被母亲抱起来，在炕上咿咿呀呀地玩着。空气中飘散着红薯稀饭和咸菜的味道。
推开房门，后院的情景便映入眼帘。父亲吴建军已经把劈好的柴火整齐地码放在灶房门口。他可能正在修理农具，或者检查猪圈的围栏，动作沉稳而专注，像对待他的土地一样。母亲李秀云在灶房里忙碌着，灶膛里的火光照亮了她沾着一点灶灰的脸庞。热气从锅盖边缘和烟囱里袅袅升起，融入清晨微凉的空气中。白色的炊烟在土坯房顶上空盘旋片刻，便被风吹散，飘向远处光秃秃的树梢和湛蓝的天空。
院子的一角，可能堆放着秋天收回来的、金灿灿的谷穗，或者红艳艳的高粱穗子，像一座小小的金山。墙角倚靠着锄头、铁锨、镰刀等农具，木头把手上被父亲的手掌磨得光滑油亮。那只芦花老母鸡，正带着一群刚孵出来不久、毛茸茸的小鸡仔，在院子里悠闲地踱步，用爪子刨着土，寻找着草籽和小虫。前院大槐树的枝桠伸展过来，在春日里投下斑驳的绿荫，在夏日里送来阵阵蝉鸣，在秋日里飘落金黄的叶子，在冬日里只剩下遒劲的枝干，倔强地指向天空。
这半亩院子，四间土坯房，便是吴普同童年的整个世界。它简陋、清贫，带着泥土的粗糙和生活的沉重。墙是斑驳的，屋顶是灰扑扑的，食物是粗粝的。但这里也有土炕的温暖，有母亲灶台上升腾的烟火气，有父亲沉默劳作的身影，有妹妹弟弟的嬉闹，有春天槐花和榆钱的清甜，有夏天在院子里泼水纳凉的畅快，有秋天爬上屋顶看星星的静谧，有冬天围着火盆听母亲讲古的温馨。这里有亲人之间最朴素的牵绊，有生活最本真的滋味。
这里没有华丽的陈设，没有珍馐美味，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劳作、清贫中的坚韧和那份在粗粝土壤里顽强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芬芳的亲情与温暖。这半亩方圆的烟火，是吴普同生命的起点，是他性格里那份沉默坚韧的源头，也是他无论走多远，回望时心底最柔软、最踏实的那片故土。在这里，他学会了认识土地，感受四季，理解父母的辛劳，也懵懂地体会着人情的冷暖与亲疏。这座土坯围成的院落，像一个小小的茧，包裹着他最初的生命，孕育着他走向外面世界的渴望，也注定成为他一生回望时，最深沉、最复杂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