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那台旧缝纫机,枣红色的机身蒙着层灰,机身上的牡丹花纹被磨得只剩淡淡的轮廓,像褪色的年画。踏板上的铁环生了锈,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却总也断不了,是李奶奶的陪嫁,算算年头,比她儿子岁数都大。
“这机子,是1958年上海‘飞人牌’的,”李奶奶用鸡毛掸子扫着机身上的灰,“当年你爷爷用三担稻谷换的,说是要给我做嫁衣。”她指尖抚过机头的蝴蝶商标,那里被岁月磨得发亮,“你看这蝴蝶,翅膀都快飞没了,可针脚还能扎透三层粗布呢。”
缝纫机的抽屉里藏着宝贝:泛黄的布头、生锈的顶针、还有张卷边的裁剪图。李奶奶总爱翻出这些旧物念叨:“这块蓝布是你爸周岁时做的棉袄,这块碎花是你姑出嫁时的盖头……”说着就用顶针抵住下巴,眼神飘向窗外的老槐树,那里曾晾着她用这台缝纫机赶制的衣裳,像彩色的云。
最热闹的是腊月里。李奶奶把缝纫机搬到堂屋中央,机头点盏煤油灯,踏板踩得“咔嗒”响,给全村人做新衣。孩子们排着队试穿,棉袄的棉花味混着机油味,在暖烘烘的屋里打转。“慢些踩,别把机子累着。”有人劝,她头也不抬:“它比我经早,当年大跃进那会儿,三天三夜没合眼,照样转得欢。”
有年暴雨冲垮了土坯房,缝纫机被泡在水里。李奶奶蹚着齐膝的水把它捞出来,用布裹着烤了三天,边烤边抹泪:“老伙计,挺住啊,还得给娃们做开学的书包呢。”后来机子虽修好了,针脚却总带点歪斜,她倒笑:“歪就歪吧,缝的是咱庄户人的日子,哪能处处齐整。”
如今缝纫机很少动了,可李奶奶还是每天擦一遍。去年孙女要出嫁,她执意要做床新被面。“买的哪有自己缝的结实?”她戴着老花镜,把牡丹花样拓在缎面上,针脚细密得像蚂蚁爬。踏板“咯吱”响着,机头的蝴蝶商标在灯光下忽明忽暗,仿佛真的要振翅飞起来。
“奶奶,这机子能卖不少钱呢。”孙女劝她,李奶奶摇头:“不卖,它比你爷爷陪我的时间都长。”说着从抽屉深处摸出枚铜纽扣,是当年给爷爷做中山装时剩下的,“你看这扣眼,还是他手把手教我锁的……”
暮色漫进屋里时,李奶奶把顶针套在无名指上,轻轻按了按机头。针脚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像一串未写完的诗行。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缝纫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个永远不会疲倦的匠人,守着那些被时光缝补过的岁月。
柜顶那只旧木箱,樟木的纹理里浸着深褐色的油光,铜扣早已生满绿锈,开合时“吱呀”作响,像在哼一首古老的歌谣。箱盖内侧贴着泛黄的红纸,褪色的“囍”字还剩半边,是李奶奶当年的陪嫁,算起来已有五十三个年头。
木箱里藏着李奶奶的“百宝箱”:蓝布裹着的银镯子,是她母亲的遗物;玻璃瓶装着晒干的茉莉,香气早就散得差不多了;还有一叠旧粮票,边缘被摸得起了毛边。最底下压着本红绸封面的结婚证,照片上的李爷爷穿着中山装,拘谨地挺直腰板,李奶奶的麻花辫垂在胸前,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这箱子,当年装过我的嫁衣,”李奶奶用软布擦拭着铜扣,“你爷爷用独轮车推着它,走了三十里山路。路上过河时车轮打滑,他连人带车摔进水里,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开箱检查——衣裳湿了倒罢,可不能让我妈的镯子沾水。”
每年清明,李奶奶都会把木箱搬到院中央,对着阳光晾晒。她把旧物一件件摊在竹席上,让阳光钻进樟木的缝隙。邻居们凑过来看热闹,七婶指着银镯子笑:“这花纹还时兴着呢,要不改个戒指戴?”李奶奶摇头:“老物件就得老样子,改了就没魂了。”
有回孙子好奇,偷偷翻出粮票当书签,被李奶奶轻轻打了手:“这是你爷爷在矿上扛水泥换来的,每张都沾着汗珠子。”她把粮票抚平,重新夹进结婚证里,“等你们这辈人老了,看着这些票子,就知道啥叫‘粮比金贵’。”
去年台风过境,屋顶漏雨,李奶奶抱着木箱往地窖跑,被门槛绊倒摔了跤。箱子磕在石阶上,铜扣崩开,里面的银镯滚到泥水里。她顾不上腿疼,颤巍巍地捡起来,用衣角擦了又擦:“老伙计,对不住啊,让你受惊了。”后来她找铜匠重新铆了扣,木箱开合时的“吱呀”声更响了,却多了种历经沧桑的厚重。
如今木箱依旧蹲在柜顶,落了灰也舍不得擦。李奶奶说:“樟木香能驱虫,擦了就没这味儿了。”她偶尔会搬来板凳,踮脚摸出箱里的茉莉,放在鼻尖嗅嗅,又轻轻放回原处。风穿过窗棂,吹动箱盖内侧的红纸,褪色的“囍”字在光影里忽明忽暗,像在跟岁月说悄悄话。
孙子结婚那天,李奶奶执意要把木箱送给孙媳:“这里面装的都是好日子,你留着,将来教你的娃认认啥叫老规矩。”孙媳接过去时,木箱“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缕陈香混着樟木的气息漫出来,像从时光深处飘来的祝福。
夜里,月光落在柜顶的木箱上,铜扣泛着幽光。李奶奶望着它,忽然想起五十年前那个推着独轮车的少年,裤脚还沾着河泥,却把木箱护得滴水未进。她摸了摸自己腕上的银镯,冰凉的触感里,藏着永远温热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