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之初的兴奋与新鲜感，如同被投入冰水的炭火，在日复一日、近乎刻板枯燥的政务循环中迅速熄灭，只留下呛人的青烟与冰冷的灰烬。武泽苍被迫进入了一种规律且倍感痛苦的“皇帝作息”。每日，当天边还是一片墨蓝，星辰尚未完全隐去，他便要被内侍轻声唤醒，在宫人的服侍下洗漱更衣，穿戴起那身虽不及衮冕繁复却依旧象征身份的常服龙袍，然后强打着精神，前往太极殿参加如同例行公事般的早朝。
早朝之上，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山呼万岁之后，便是处理一些需要当庭议论、或者某些官员认为必须“上达天听”以示重要的政务。然而，所谓的“议论”，往往充斥着引经据典的扯皮、不着边际的揣测、以及各方势力隐晦的角力。武泽苍端坐于龙椅之上，听着下方或激昂、或沉痛、或圆滑的奏对，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许多问题争论半天，最后往往以“容后再议”、“着某部核查”等套话收场，真正能当场拍板定案的事情少之又少。
早朝结束后，真正的“煎熬”才刚刚开始。他需要移驾御书房（经过整理已可使用），开始雷打不动的“坐班”，与那仿佛永远也批阅不完的奏折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殊死搏斗”。
然而，随着他逐渐深入这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日常运作，武泽苍敏锐地意识到，工作效率低下这个顽疾，其根源远非奏折数量庞大这般简单。更深层次、也更令人沮丧的原因，在于整个庞大官僚体系那如同老牛拉破车般的固有运作模式和陈腐气息。
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极端缓慢与难以避免的失真。这并非某个官员的过失，而是时代的局限。一份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奏折，即便通过八百里加急的快马驿道，一路换马不换人，昼夜兼程，送到京城也需要至少五到七日。若是来自岭南、蜀中，或是西北边陲，耗时半月乃至一月都是常事。当这份沾满风尘的奏报最终摆上武泽苍的御案时，其上所描述的“某地春雨不足，恐影响春耕”的情况，可能早已因为一场及时雨而缓解，或者已然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旱灾。这种信息的严重滞后性，使得许多基于奏折做出的决策，从诞生之初就带上了“马后炮”的色彩，甚至可能因为情况变化而起到反效果。
更让他头疼的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过滤”与“修饰”。一份地方上的紧急军情或灾异报告，在经由州、府、行省各级官员层层转递、附上各自的看法和建议的过程中，其核心内容难免会被有意无意地筛选、润色、甚至篡改。地方官为了政绩，可能将小灾报成无害，将大捷夸成滔天之功；为了推卸责任，可能将人为失误归咎于天灾，或将棘手矛盾无限期拖延上报。等奏折历经千山万水，抵达中枢，其真实面貌早已如同雾里看花，难辨真假。武泽苍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试图通过布满污痕和扭曲镜片来观察世界的盲人，难以触及帝国肌体最真实的脉搏。
其次，是决策流程那令人窒息的冗长与低效。许多在他看来简单明了、完全可以快速决断的事情，一旦进入这套官僚体系的流程，就如同陷入了泥沼。
他清楚地记得一份关于“是否在黄河某险要处增设一个汛兵了望哨”的奏折。这本是一件花费不多、却能有效预警水患、保障沿岸百姓安全的实事。然而，这份奏折的旅程却堪称“公文旅行”的典范：先由当地县令上报府衙，府衙认为涉及河道军事，转呈河道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认为需要兵部核准编制和经费，于是又转到兵部，兵部则认为需要工部确认工程预算和可行性，工部接着要求户部审核拨款……如此这般，这份薄薄的奏折在六部诸司衙门之间来回转悠了足足三个月，盖满了各式各样的官印，附上了厚厚一沓各部官员的“核议意见”（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最后才如同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筋疲力尽地滚到了他的御案前，请求“圣裁”。
武泽苍看着这份“饱经沧桑”的奏折，简直哭笑不得。一个原本利国利民的小事，竟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在内部流程上！而更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官员早已习惯了这种“遇事上报，等待批示”的工作模式，秉持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官场“生存智慧”，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主动解决，而是如何巧妙地将责任推出去，或者至少拉上更多的人一起承担。整个官僚体系充满了惰性与保守，缺乏主动性和担当精神。
再者，便是官员们那早已固化、令人头疼的行文办事风格。奏折之中，充斥着大量毫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阿谀奉承之词，以及为了显示学问而刻意引用的生僻典故。真正需要皇帝关注和决策的核心问题、关键数据，往往被淹没在这片辞藻的汪洋大海之中，需要他像沙里淘金一般费力地去寻找、提炼。
一份汇报某地发现轻微疫情，请求调拨药材的奏折，开头可能先花上数百字歌颂皇帝仁德，感念天地庇佑，中间才用隐晦的词语提及“偶有疠气流传，民间微恙”，最后再委婉地提出“可否恩准酌量拨付艾草、苍术等物，以安民心”。若不仔细阅读，几乎会错过那最关键的信息。这种“春秋笔法”和“为尊者讳”的习惯，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准确传达和决策效率。
面对这些积弊，武泽苍并非没有尝试改变。他凭借着自己超越时代的见识和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开始推行一些在他看来是“常识性”的改革。
他首先下达口谕，并通过中书省发出明文要求：以后所有奏折，必须言简意赅，直陈其事，开门见山，减少甚至避免不必要的虚文客套和引经据典，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问题、提出诉求或建议。
然而，习惯的力量是强大而顽固的。许多浸淫官场数十年的老臣，早已将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刻入了骨髓。他们写的奏折，虽然表面上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大段歌功颂德，但字里行间依旧充满了各种隐晦的奉承和拐弯抹角的表达，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对皇帝的尊重和自己的文采。改变一种沿袭了数百年的文风，非一日之功。
他又尝试进行权力下放，将一些常规性、重复性、非关键性的事务，比如地方官员常规考核的初步评定、小型工程经费的审核、普通案件的复核等，授权给中书省的官员先行阅览，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他只需要最终审阅、认可或用朱笔稍作修改即可。这在他看来，是提高效率、解放自己的必要手段。
但此举立刻引来了轩然大波。以几位御史言官为首的守旧派大臣，纷纷上疏劝谏，言辞激烈。他们认为，批阅奏章是皇帝独享的权力，是“乾纲独断”的体现，将此权“假手于人”，哪怕是中枢近臣，也是“怠政”的开端，长此以往，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奸臣窃柄。他们抬出“祖宗成法”，引用历代因权臣擅权而导致的祸乱，试图将武泽苍的改革扼杀在摇篮里。
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试图建立一种类似“每日简报”的制度，要求各地督抚、重要边将，将辖区内最重要的军政信息，每日以最简短的文字摘要，通过专门的快马信道汇报上来，以便他能及时掌握天下动态。
但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包括李慕、张世安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臣的委婉反对。理由很现实：以目前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技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驿站系统无法支撑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的信息传递，人力、物力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且信息的保密性和准确性也无法保证。这个超前的构想，在现实条件面前，只能无奈搁浅。
“陛下，此事关乎朝廷体统与礼制，非同小可，需交由礼部、太常寺会同详议，方可定夺…”
“陛下，此乃军国重事，牵扯甚广，非臣等所能擅专，利弊权衡，还需陛下圣心独断…”
“陛下，祖宗之法，乃历代先皇智慧结晶，维系朝纲之根本，不可因一时之便而轻言变革啊…”
他的耳边，时常回荡着这样或委婉或直白的劝诫之声。他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无比、由无数规则、惯例、人情世故和既得利益编织成的粘稠泥沼之中。每当他想要迈出一步，推动一点改变，四面八方就会涌来无形的阻力，拉扯着他，试图将他重新拉回那个固有的轨道。
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就像一艘构造复杂、年代久远的巨舰，正沿着数百年形成的强大惯性，缓慢而沉重地向前航行。他这个刚刚掌舵的新船长，想要让它稍微提速，或者改变哪怕一丝航向，都需要耗费远超想象的心力，去对抗那无处不在的摩擦力与保守力。挫败感与无力感，如同阴冷的潮水，一次次漫上他的心头。改革之路，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