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的“最后指令”，像一根刺扎在陈晓心里，却也促使他加快了“清理”工作的步伐。梅机关档案室，这个储存着敌人无数秘密与罪恶的记忆库，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可以随意处置的私人领地。那感觉颇为奇妙——仿佛死神被任命为图书馆管理员，还拿到了随意涂改生死簿的权力。
随着战局恶化，机关内部人心惶惶，档案管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懈。高级军官们忙着寻找后路，中层官员浑浑噩噩，底层职员更是能糊弄就糊弄。这一切，都给了陈晓绝佳的操作空间。
他甚至大摇大摆地以“撰写最终战略研判报告，需参考历年核心档案”为名，从后勤课领了两个最大号的公文包，美其名曰“方便搬运资料”，实则是为了一次性能多“借”点东西出去。
内心吐槽：这算不算监守自盗？不对，我这是帮他们提前清理库存，免得将来搬起来麻烦。
他利用自己核心分析官的权限，频繁出入机要档案库。负责看守档案的老管理员是个快要退休的沉闷老头，早已失去往日的警惕，对陈晓这位“红人”几乎不设防，甚至还好心提醒他：“高桥阁下，有些档案年代久远，灰尘大，记得戴口罩。”
陈晓的目标明确：
一、尽可能抄写或记下对未来仍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日军残留间谍网络、与国民党人员的秘密往来，以及某些重大事件的原始记录。
二、彻底销毁所有与“高桥晓”身份相关的档案，抹去自己存在的一切痕迹。
三、有选择地销毁或扰乱那些可能对军统未来“肃奸”或权力争夺极为重要的核心名单，为未来埋下混乱的种子。这第三条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快感，仿佛在给未来的对手设置路障。
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独自一人的档案“迁徙”与“清理”。
每天下班后或午休时间，他都会在档案库里待上一两个小时。拥有独立的查阅隔间，为他提供了绝佳掩护。
他首先瞄准人事档案和特工名录。找到“高桥晓”档案袋后，他小心地将里面的文件抽出，藏在其他文件下面带出档案库。回到办公室，他用微型相机逐一拍照留存——这些底片未来或许能成为“护身符”或“交易筹码”，随后将原件在宿舍卫生间里一点点烧成灰烬，冲入下水道。看着水中打旋消失的灰烬，他感觉“高桥晓”这个身份的根基，正被自己亲手一砖一瓦地拆除。
处理完自身档案，他转向其他目标。他找到了记载“夜莺”数次预警及军统嘉奖令破译记录的绝密文件。这份文件必须消失。他利用隔间允许吸烟的便利，假装不小心将烟灰掉在文件上，引发一小片焦糊，再“惊慌”地报告管理员，声称文件因“年代久远，纸张脆弱”而意外损毁。在混乱和问责制度几乎瘫痪的当下，这种无人重视又无后续的破译记录，“小意外”最终大概率不了了之。
至于涉及武田信雄遇刺事件的调查卷宗，他仔细翻阅，确认没有任何线索指向自己后，在归档时直接将其归入“待销毁”类别，让同事在例行的“非核心档案”销毁中处理掉。
接下来是那些真正核心的机密：日军在华潜伏人员名单、与某些摇摆军阀的秘密协议副本、对重庆高层官员的贿赂或策反记录……这些文件他无法带走原件，太危险。他只能凭借惊人记忆力强记关键信息，或用微型相机冒险拍摄最重要几页。这个过程极其耗费心神，每一次快门轻微的“咔嚓”声，都让他心跳加速。
至于那些他判断对军统未来“有用”，却又不希望他们顺利得到的档案——比如一份关于江南地区地下党疑似活动据点的详细报告——他采取了更隐蔽的手段：小心调换其中几页关键信息的位置，或用极细针尖在重要名字或地址上刺出几乎无法察觉的小孔，使它们在微缩胶片拍摄或快速翻阅时容易被忽略。这种精细的“污染”工作需要极大耐心和技巧，带来一种幕后黑手操纵信息的隐秘成就感。
他像一个无声的幽灵，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架间穿梭，决定哪些记忆被保留、被篡改，或被彻底遗忘。
这种操控历史记忆的感觉，带来一种扭曲而特殊的成就感。他正在亲手埋葬一个时代的部分真相，同时也在为自己铺设通往未来的安全通道。
几天下来，他感觉自己像在档案的海洋里游了几个来回，身心俱疲，好在成果显着。
这天傍晚，他再次从档案库出来，手里拿着几份看似普通的参考资料，腋下却夹着两本刚完成“处理”的重要档案册：一本是《南洋情报网联络点及人员汇总（部分）》，另一本是《与渝方人员非公开接触纪要》。
他回到办公室，锁好门，将参考资料随手丢在桌上，小心翼翼地从腋下取出那两本档案册。册子不厚，但纸张泛黄，散发着陈旧墨水和灰尘混合的气味。
他抚摸着粗糙的封面，眼神复杂。这两本册子里的信息，若运用得当，在未来或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它们是他从敌人心脏窃取的最后、也最危险的“果实”。
他不能带走它们，那太显眼；也不能留在机关，那等于将主动权交还敌人。
沉吟片刻，他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他需要为这两本册子找一个绝对安全、只有自己知道的藏匿地点，直到需要它们的那一天——或是直到它们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而彻底湮灭。
他环顾办公室，目光扫过书架、文件柜、沙发、地板……
哪里，才是最合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