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在航母上的限制要求，变得异常敏锐、执着，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
“诸位，关于航空母舰的定义，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具备飞行甲板的军舰，”顾维钧在一次相关的技术性讨论中，再次起身发言，他的语气平和，但措辞却极为精准且坚定，
“这涉及到其具体的吨位结构、机库容量、航空燃料携带量，以及最为关键的，其作战使命的界定。如果仅仅以排水量作为单一限制标准，而忽视其作为‘海上航空基地’的特殊功能属性，恐怕有失公允，也难以适应未来海军技术的发展。”
他引经据典，时而引用英国海军近年的一些试验数据，时而提及美国民间飞行家的一些跨洋飞行壮举所展示的航空潜力，论证飞机与海上平台结合所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他的发言逻辑严密，却又在关键处巧妙地留下一些可供诠释的空间。
美国代表休斯起初有些疑惑，他觉得这位中国代表似乎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投入了过多的热情。在他以及许多美国海军官员看来，飞机固然有用，主要体现在侦察和有限的岸基防御上，但要取代巨舰重炮作为海战主宰，那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他甚至私下对助手评论：“顾博士是不是有点过于沉迷于这些新奇玩意儿了？他们的海军基础还很薄弱，更应该关注一些实际的问题。”
但顾维钧的论点听起来又似乎很有道理，是基于“技术公平”和“适应未来”的角度，这符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
而且，华夏已经在战列舰问题上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让步，在这些“次要”问题上给予他们一些表达意见的空间，似乎也无伤大雅，甚至可以作为对其“合作态度”的一种补偿。
因此，当顾维钧提出一些对航母吨位限制相对宽松、对其定义更具包容性的条款修改意见时，美方并未强烈反对，有时甚至觉得这些提议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
英国代表张伯伦则更多地从政治平衡的角度考虑。他隐约觉得中国人在玩某种策略，但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太清楚。
毕竟，皇家海军内部对于航母的未来也存在争议，传统的“大炮巨舰”主义者仍占据主流。他更多的精力被日本在战列舰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所牵制，斋藤实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在每一个百分点上都要激烈争吵。
相比之下，中国代表在这些“边缘”议题上的执着，虽然有点烦人，但似乎并不构成核心威胁。“或许，这是他们在缺乏传统主力舰的情况下，寻求一种非对称的补偿手段？”张伯伦这样揣测，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补偿能在短期内改变力量对比。
为了不节外生枝，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在远东过于咄咄逼人的态势，英方在某些航母相关的条款上，也采取了默许或者不置可否的态度。
而日本代表斋藤实，他的全部心神几乎都浸泡在与美英争夺战列舰吨位的泥潭里。每一点吨位，在他眼里都是帝国海军未来的脊梁，是国家荣耀的象征，是确保对华、对美战略优势的基石。
当他的助手，一位年轻的海军少佐，偶尔低声向他报告华夏代表又在航母定义问题上提出什么“奇怪”的提议时，斋藤实总是极其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断道：“够了！支那人就是喜欢在这些奇技淫巧上浪费时间！没有强大的战列舰，几艘能起降飞机的船，又能有什么用？难道能用飞机扔下的炸弹能击沉我们的‘长门’、‘陆奥’吗？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要让他们干扰了我们的主要目标！”
他那被战列舰吨位比例折磨得有些焦虑的脑子里，根本容不下这些“细枝末节”。他甚至觉得，华夏人越是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就越说明他们在真正的海军实力上的无能和不自信，这反而让他更加轻视。
这种基于固有认知和战略误判的轻视，恰恰是唐启和顾维钧精心计算，并极力诱使其深陷的陷阱。
会议在争吵、妥协、秘密磋商中一天天过去。华盛顿的秋意渐浓，街头的梧桐树叶已变得金黄。在华夏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房间里，顾维钧时常工作到深夜。台灯的暖光笼罩着书桌，上面铺满了文件、电报稿和地图。
他仔细审阅着每一条涉及航母和海军航空兵的条款草案，字斟句酌，寻找着一切可以植入模糊性、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的表述。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需要与对方代表反复争论，有时需要巧妙地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需要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技术性的让步，以换取在核心关键定义上的突破。
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这不仅是一场外交谈判，更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战略欺骗和布局。他想起唐启曾说过的另一段话，那话语带着一种穿越者特有的沧桑与笃定：“老顾啊，你不晓得，未来的海洋，肯定不会是航母的天下，是舰载机的天下。那些看起来威猛的战列舰，迟早要变成漂浮的铁棺材。我们现在忍一时之痛，放弃一些看似光鲜的东西，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挣下一片真正能制霸海洋的家当！这个过程很煎熬，像是在黑暗里走路，但我们晓得光在哪个方向。”
终于，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和反复的拉锯之后，《华盛顿海军条约》中关于航空母舰的部分，最终定格成文。
条约对航母的单舰吨位和总吨位设置了上限，但在顾维钧等人不懈的努力下，其定义相对宽泛，对于航母的作战用途、舰载机数量与性能发展、相关航空技术（如弹射器、拦阻索等）的探索，并未施加严格的、前瞻性的限制。
尤其重要的是，条约并未对“海军航空兵”的训练、战术发展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投入做出任何有效约束。这就像是在一堵严格限制主力舰发展的厚墙上，巧妙地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未被严密看守的侧门。
当条约文本大致尘埃落定之时，顾维钧在酒店房间里，亲自起草了一封发给北京唐启的密电。他用的密码是出发前由唐启亲自参与制定的，极其复杂。窗外，是华灯初上的异国都市，而他的笔尖，却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重新走向海洋的沉重希望。他写道：
“北京。唐先生钧鉴：连日磋商，唇焦舌敝，幸不辱命。战列舰之饵已抛，斋藤等果深信我财力不济，无力竞逐，戒心大减。于航母及航空兵事，反复力争，美英初虽不解，然我据理以争，彼等或觉无关宏旨，或为制衡日本，未作深究。条约文本关于此部分，定义留有充分余地，限制多集中于吨位表象，于核心技术、战术发展及训练，几无实质束缚。可谓，鱼已咬钩，航母之路已清。然此仅法律之始，真正艰难，在于日后之践行。维钧不日将启程归国，面陈详情。顾维钧。”
写罢，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将胸腔中积压许久的重担暂时卸下。他走到窗边，凝视着远方。视线仿佛穿越了浩瀚的太平洋，看到了那片饱经沧桑却正在孕育新生的土地。
他想到了唐启，此刻或许正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对着地图和蓝图，筹划着如何将今天这纸文书上的模糊空间，转化为未来劈波斩浪的钢铁巨舰和翱翔海天的雄鹰。
这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和挑战，敌人的围堵、技术的壁垒、内部的质疑……前路注定崎岖而惨烈。但至少，在这至关重要的起跑阶段，他们成功地瞒天过海，为那个深藏于心的、宏大的蓝色梦想，抢得了一个隐蔽而宝贵的出发阵地。
夜色中的华盛顿依旧繁华，但对于顾维钧而言，他的心，早已飞回了正在黎明前黑暗中积蓄力量的东方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