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任城的秋老虎，总带着股黏腻的热。杨洵正在院里翻晒新收的谷子，额头上的汗珠子滚进眼里，涩得他直眨眼。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他直起身，同村在驿站当差的王二就撞了进来，脸憋得通红：“杨洵！杨洵！广州来的信！你叔父……你叔父他没了！”
杨洵手里的木锨“哐当”掉在地上，谷子撒了一地。他冲到王二面前，抢过那封皱巴巴的信，手指抖得拆不开火漆。信纸是岭南特有的粗麻纸，墨迹被汗水洇得发蓝，寥寥数语写着：广州观察推官杨纬，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丧暂厝广州，待家人赴领。
“叔父……”杨洵的声音卡在喉咙里，眼泪突然就涌了上来。他最后见叔父，还是三年前杨纬赴广州上任时。那天也是这样的秋日，杨纬穿着件半旧的青布官袍，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拍着他的肩膀说：“阿洵，我此去岭南，千里迢迢，家中诸事，就托你多照看。记住，做人要直，做事要公，莫负了‘杨’字这一撇一捺。”
杨纬是任城出了名的善人。年轻时在家乡教过书，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如何奉养父母、如何和睦邻里，学生们都说，杨先生讲的“孝弟”，比书本上的字还暖。后来中了进士，被派到广州做观察推官，管刑狱诉讼，当地百姓都说他断案如神，更难得的是心慈——有次审一个偷米的少年，得知少年是为了给病母换药，杨纬不仅没罚，反而自掏腰包给少年母亲请了大夫，还送了半袋米，只告诫少年：“穷不是偷的由头，要堂堂正正挣钱糊口。”
这样的人，怎么就突然没了？杨洵蹲在地上，看着散落的谷子，像看见叔父临走时那双布鞋上的泥——他总说广州多雨，路滑，却舍不得买双好鞋，省下来的钱，都给了狱里那些无家可归的犯人买棉衣。
消息很快传遍了任城。杨纬的老邻居们都来了，有提着一篮鸡蛋的老婆婆，有扛着块新做的棺木板材的木匠，还有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后生，红着眼圈说要去广州接丧。杨洵一一谢过，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叔父在广州无亲无故，这丧，怕是要等些时日才能回来。
夜里，杨洵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幅《孝经》拓片上，那是杨纬亲手抄的，笔力遒劲，每个字都像站着的人。他想起叔父常说的话：“人这一辈子，不求官多大，只求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忠孝节义’四个字。”
迷迷糊糊间，他好像听见院里有马蹄声，“嗒嗒”的，轻得像幻觉。
叔父的丧还没从广州运回，任城的日子却还得照样过。杨洵每日除了打理田亩，就是往村口的驿站跑，盼着能有广州的消息，却总失望而归。王二说，岭南路远，又逢雨季，车马难行，怕是要入冬才能到。
这日午后，日头偏西，正是晡时。杨洵在屋里整理叔父留下的书稿，那些关于刑狱的札记，字里行间都是“慎刑”“恤民”的字眼。他看得入神，突然觉得一阵昏沉，头重脚轻，像喝了半斤米酒，眼皮子直打架。
“阿洵。”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温和得像春日的风。杨洵猛地抬头，看见一个穿青布官袍的身影站在门槛外，面如冠玉，三缕短须，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叔父杨纬！
“叔父！”杨洵惊得站起来，椅子被带得往后滑了半尺，“您……您不是……”
杨纬笑了笑，走进屋，步伐轻快，全然不像生病的样子。他身上的官袍还是那件半旧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腰间的玉带却擦得锃亮。身后跟着两个随从，穿着皂衣，腰佩短刀，神色肃穆，却不说话。
“坐吧。”杨纬在炕沿坐下，目光扫过桌上的书稿，“这些札记，你且收好，或许将来有用。”
杨洵这才如梦初醒，“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叔父，您……您这是回来了？广州的信说您……”
“那信没说错。”杨纬扶起他，神色坦然，“我确是死在任上了。只是如今有了新差事，特来告诉你一声。”
“新差事？”杨洵愣了，看着叔父的脸，分明是活生生的人，说话有气，身上还有股淡淡的墨香，和他生前一模一样。
“嗯。”杨纬点点头，语气带着几分郑重，“我如今在阴间当差，做忠孝节义判官。”
“忠孝节义判官？”杨洵从未听过这官职，只知道阴间有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却没听说过这样的官名。
“此官专主人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事。”杨纬解释道，手指在桌上轻轻点着，“谁家有孝子为亲尝药，谁家有节妇守寡抚孤，谁家有忠臣死谏，谁家有义夫舍身救友，这些事，都归我管。查实了，便记在簿上，将来阴间论功，阳间也会有善报。”
杨洵听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信还是该疑。他伸手想去碰叔父的袖子，却觉得指尖一凉，像触到了晨露。
“叔父，您……您还会回去吗？”他想起广州的灵柩，心里一阵发酸。
杨纬笑了笑，没直接回答，只是说起他在广州的事：“我断的最后一个案子，是个寡妇，丈夫死了，她独自养大三个孩子，还替丈夫还了生前欠下的债。有人告她偷了邻家的鸡，我查访下来，才知是邻家自己的鸡跑进了柴房。我判那诬告的人赔礼道歉，还赏了寡妇两匹布——那是我自己的俸禄买的。”
他说得从容，杨洵却听得落泪。这正是叔父的性子，见不得好人受委屈。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屋里没点灯，杨纬的身影在暮色里却越发清晰。两个随从始终站在门口，像两尊石像。
夜渐渐深了，杨家门口围了不少邻居。他们只看见杨洵在屋里对着空气说话，时而跪拜，时而流泪，时而点头，都觉得奇怪。王二的娘捏着佛珠念叨：“莫不是杨相公的魂回来了？”
屋里，杨纬还在跟杨洵说阴间的事。他说阴间也有官府，只是比阳间更重实情，没有贿赂，没有偏私，“阳间的官若不公，阴间自有清算。但忠孝节义之事，却不论阳间官阶高低，只看真心。”
他说起一个老秀才，一生没中过举，却在荒年开仓放粮，自己饿死在家中，“这样的义士，我已将他的事迹报给阎罗王，许他来生得享富贵。”又说起一个女子，丈夫从军战死，她守着公婆，悉心照料，直到二老百年，自己也守了四十多年寡，“这样的节妇，阴间已为她立了牌坊，阳间虽无人知，福报却不会少。”
杨洵越听越入迷，先前的恐惧早已消散，只剩下敬佩。他叔父一生行孝仗义，如今做这判官，正是应了那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叔父，您这判官，有府邸吗？”杨洵好奇地问。
“有，在阴间的忠义堂。”杨纬笑道，“只是不如阳间的官署气派，却也清净。”
正说着，门口的两个紫衣随从突然上前一步，对着杨纬拱手道：“府君，有一事斗胆建言。”
杨纬点头：“说。”
其中一个紫衣人道：“府君生前在范山下的石台读书，那里风光好，又离家乡近。如今您成了神明，何不就请乡邻在那里立个祠，一来方便百姓祭拜，二来也能让忠孝节义之事广为人知，劝化世人。”
另一个紫衣人也附和：“是啊府君，您主掌忠孝节义，立祠之后，百姓有疑难，或是想诉说自家的善举，也有个去处。”
杨纬听了，沉吟片刻，看向杨洵：“此事，你觉得如何？”
杨洵心里一动。叔父一生清贫，死后若能有个祠堂供奉，也是应当。而且，叔父管的是忠孝节义，立祠在此，或许真能让乡邻们更重德行。他赶紧点头：“好！我这就召集乡亲们商议，定要把祠堂立起来！”
杨纬笑了，眼里闪过一丝欣慰：“也好。只是不必铺张，能遮风挡雨便可。”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官袍：“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阴间的差事也忙，往后怕是难再这样相见。”
杨洵赶紧跪下：“叔父保重！侄儿定不辱命！”
杨纬对着他深深一揖，转身带着两个紫衣随从往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月光照在他脸上，温和如昔。
杨洵猛地从昏沉中惊醒，窗外天已微亮。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桌上的书稿还摊着，炕沿上仿佛还留着一丝凉意。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泪痕犹在。
“叔父……真的来了？”他喃喃自语，心里又惊又喜。他赶紧把夜里的事告诉了家人，杨家人听了，无不悲骇，又觉得不可思议。
“要不要……告诉官府？”杨洵的堂兄迟疑着问，“立祠这样的事，怕是要官府允准才行。”
杨洵觉得有理，当天就写了呈文，详细说了叔父托梦之事，以及想在范山下石台立祠的请求，递到了县衙。可过了几日，县衙却没回信。差役说，县太爷觉得这事太离奇，杨纬生前只是个推官，官阶不高，又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立祠不合规矩，驳回了。
“这可咋办？”杨洵急得团团转。他答应了叔父，不能食言。
邻居们听说了，都来劝他：“傻孩子，官府不允，咱自己立！杨相公是好人，就算没有祠堂，咱心里也敬他。”
张木匠拍着胸脯说：“我来做个木像！就放石台那儿，好歹有个祭拜的去处！”
张木匠的手艺在任城不算最好，甚至有些笨拙，平时只会做些桌椅板凳，从没刻过神像。他找了块上好的柏木，琢磨了三天，才动手。他没见过杨纬，只听杨洵描述：“中等身材，面白，有须，常穿青布官袍，眼神温和，像教书先生。”
张木匠边刻边想，刻到眉眼时，总觉得不对，改了又改。刻到第七天，木像快成了，他却对着木像发起呆来——这木像的神态，竟和他小时候见过的杨先生（杨纬教书时的样子）一模一样！连嘴角那点笑意，都分毫不差。
“奇了怪了……”张木匠喃喃自语，他明明记不清杨先生的样子了，手里的刻刀却像有了灵性。
木像成的那天，杨洵带着乡亲们去范山下的石台。石台是块天然的大青石，平平整整，正是杨纬年轻时读书的地方。大家合力把木像安放在石台上，又搭了个简单的草棚遮雨。
杨洵摆上祭品，对着木像拜了三拜，刚要说话，却见木像的眼睛仿佛眨了一下。他揉了揉眼，再看，木像还是木像，可那眼神，分明带着叔父生前的温和。
“杨相公显灵了！”有个老婆婆喊道，她年轻时受过杨纬的恩惠，此刻看着木像，眼泪直流，“真的是杨相公！”
那天，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求家中孝子平安，有人求节妇得善终，还有人只是来磕个头，说声“杨先生，谢谢您”。
杨洵看着这一切，心里踏实了。不管官府认不认，叔父在乡亲们心里，早已是该供奉的神明。
范山下的草棚祠堂，就这么立了下来。没有官府的批复，没有华丽的匾额，只有一尊柏木像，一个草棚，却比任何官修的祠堂都热闹。
附近的百姓有事没事都爱去石台坐坐，对着木像说说话。有个农夫，儿子在外做买卖，三年没回家，他对着木像念叨：“杨判官，我儿要是还念着我这老骨头，就让他回来看看吧。”没过半月，他儿子竟真的回来了，说不知怎的，突然就想家想得厉害，连夜辞了活计往回赶。
有个寡妇，丈夫死了，留下个年幼的孩子和一身债，日子过得艰难，几次想寻短见。她对着木像哭：“杨判官，我撑不下去了……”哭完回家，却发现门口放着一袋米，还有张字条，写着“好心人赠”，没留名字。后来她才知道，是村里的后生们受了杨纬故事的感召，偷偷凑钱帮她。
杨洵把这些事一一记在本子上，时常去木像前念给叔父听。他发现，木像的颜色越来越深，像被人常年抚摸过，眉眼间的温和也越发真切。
有次，县太爷微服私访，路过范山，看见石台前人来人往，好奇地问是什么地方。随从说是百姓为一个叫杨纬的前推官立的祠堂。县太爷想起之前驳回的呈文，皱了皱眉，亲自去看了看。
他站在木像前，看着那尊不算精致却神态毕肖的木像，听着百姓们说起杨纬的种种善举，又想起自己为官多年，虽无大过，却也从未像杨纬这样被百姓记挂。他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后来，有人提议把杨纬的事迹报上去，求朝廷赐个封号，立块碑。杨洵却摇了摇头：“叔父生前不求名，如今做了判官，也定然不图这些。百姓心里记得他，比什么碑都强。”
是啊，青史或许不会记载一个小小的观察推官，阴间的“忠孝节义判官”也不见于任何典籍，但任城的百姓记得。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有个叫杨纬的好人，活着时教人行孝仗义，死后还在护着善良的人。
多年后，杨洵也老了。他常带着孙子去石台，指着木像说：“那是你太叔公。他教我们，做人要直，做事要公，要对得起‘忠孝节义’四个字。”
孙子似懂非懂，伸手去摸木像的衣角，柏木的纹理温润，像太叔公当年的手。
风吹过范山，草棚的茅草沙沙响，像有人在温和地笑。远处的田埂上，有孝子背着老母亲散步，有节妇在田里劳作，有义夫帮邻居修补屋顶——这些，或许就是对忠孝节义判官最好的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