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那边，斯大林抽着烟斗，看着远东来的情报，眉头皱得死紧。
小鬼子在中国搞什么“实战练兵”，练的是步坦协同、渡河作战、山地攻坚……这他娘的是冲谁来的？明摆着是惦记西伯利亚的铁路和冻土平原啊！
“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练级练得太舒服！”斯大林心里门儿清。中国这块盾牌，必须够硬实，能多挡一会儿是一会儿。
于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尤其是对延安的“秘密输血”，力度更大了。一批批贴着其他标签的物资，通过艰险的西北通道运过去。
不再是简单的步枪子弹，而是更关键的制式迫击炮、防空机枪图纸、炼钢用的特种耐火砖，甚至还有小型石油冶炼设备的技术手册。
他们还悄悄扩大了在新疆的航空基地，名义上是帮中国训练飞行员，实际上是在为中国西北的天空提前布局。
他们的算盘打得噼啪响：给延安的每一支枪、每一份图纸，未来都可能变成打在关东军后背的一颗子弹，这买卖划算！
柏林这边可就有点精神分裂了。一边儿，和日本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算是名义上的盟友。
另一边儿，跟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那叫一个火热，蒋介石的德械师全靠他们装备和训练，这得赚多少钱啊！
陆军部的军官们对日本的新战术很感兴趣，他们把来自东方的战报当成了免费的教学案例。
“看，日本人在用装甲分队快速穿插，这个战术值得我们研究！”
“中国军队的土制爆炸物在巷战中的效果惊人，我们的城市作战手册需要更新。”
但同时，外交部和经济部门的人则急得直跳脚：“不能再刺激日本了！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和商业利益太大了！那些军火合同还得继续履行，赚钱嘛，不寒碜！”
所以，德国的政策就成了典型的“骑墙派”：对日本，嘴上喊两声“盟友万岁”；
对中国（主要是南京），生意照做，顾问团留着，但也开始悄悄控制高端技术的输出，生怕哪天日本盟友不高兴了。他们就在这种矛盾中，一边数着马克，一边观察着战局。
伦敦和华盛顿的绅士们，看着中国传来的消息，态度倒是很一致：深深的同情，以及……坚决不惹麻烦。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上，关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运用新战术的报道多了起来，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俱乐部的老爷们喝着咖啡感叹：“哦，可怜的中国人，他们打得真勇敢。”
但一提到实质性援助，气氛就变了。日本的新战略看起来“理性”多了——他们抢煤矿、抢铁路，但没嚷嚷着要立刻占领全中国。
这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英美：“看，他们只是想要资源和钱，并不是要彻底推翻远东秩序，触犯我们的核心利益。”
他们的算盘是：先稳住日本，维护自己在华的传统利益和贸易航线最重要。为了中国去和日本死磕？那不符合“利益至上”的原则。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基本停留在“口头支票”阶段：发表几篇同情中国的社论，给点微不足道的商业贷款或者人道主义物资（比如面粉和药品），至于飞机、大炮？想都别想！他们可不想刺激日本那只“东亚疯狗”。
总而言之，国际社会这场大戏，唱得那叫一个现实。没有哪个国家是真心为了“公理”和“正义”来帮中国的。
苏联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全，德国是为了赚钱和学技术，英美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老本儿。
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但谁也不愿意亲自下场，赌上自己的国运来帮中国扛雷。
中国抗战的前路，注定依然艰难，最终能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咬牙挺住，以及像“东山”那样在绝境中自己拼命长出的獠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