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关毅发完消息后，手机就没停过。
记者的采访请求一条接一条跳出来，有电话，有短信，还有公司转来的正式函件。关毅坐在桌边翻着名单，抬头看我一眼，“你想见谁？”
我说不知道。
他合上文件夹，“别怕说错话，你只要不说假话就行。”
发布会定在下周，时间一公布，媒体立刻围了上来。第二天一早，公司楼下已经站了好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人。我从侧门进去，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叠着声音。
第一次公开回应是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只有三家媒体获准进入，摄像机架在角落，灯光打在我面前的桌上。关毅坐在我斜后方，没说话，只是点头示意我可以开始。
有个女记者先开口，问我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我说在学唱歌。
她笑了下，“很多人都说你消失了，担心你撑不下去。”
我摇头，“我没消失，我在重新认识自己唱的歌。”
又有人问起家庭的事，提到汪璇和姜卫国他们是不是还在支持我。我顿了一下，想起那几封信，还有保温桶里的汤。
我说他们一直都在。
话出口后，屋里安静了几秒。那个年纪稍大的男记者低头记了点什么，再抬头时语气变了，“你现在怎么看自己这个身份？不只是歌手，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对象。”
我想了很久才回答：“以前我觉得只要唱得好就够了。现在发现，别人听你唱歌，也会看你做了什么。”
采访结束后，关毅递给我一份资料。是山区儿童音乐教室的项目书，页面上有孩子们的照片，有的抱着旧吉他，有的站在操场上学发声。
他说：“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去。”
我指着其中一页，“就这里吧。”
几天后我跟着团队出发。车开进山里，路越来越窄。教室不大，墙皮有些脱落，但黑板擦得很干净。我带了两台录音设备，还有一堆小喇叭。
第一节课教的是呼吸。
孩子们坐成一圈，我让他们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受气流进出。一个小女孩总是抢拍，声音断断续续。我蹲到她旁边，跟她一起数节奏。
她说：“老师，我怕唱不好。”
我说：“没人规定一定要唱得多好才能唱歌。你想唱，就可以张嘴。”
我们录了一段合唱。设备简陋，背景还有风声，但他们唱得很用力。我把视频剪短，加上一行字发了出去：“今天教了六个孩子发声，他们教会我什么叫不怕难。”
晚上回到住处，手机震动不停。评论比预想的多，大部分说的是没想到我真的去了。
也有人说我是作秀。
有个帖子传得很快，标题写着“借公益洗白家庭丑闻”。我看完没删，也没回。第二天照样出现在教室，带着新买的口琴。
第三天采访时，主持人提起网上的声音，问我有没有压力。
我说有。
他愣了下，大概以为我会否认。
我继续说：“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信。但我去做这件事，也不是为了让他们信我。我只是觉得，如果有一个孩子因为这间教室敢站上舞台，那就值得。”
摄像机对着我，灯光照得眼睛有点酸。我没避开镜头，把话说完。
后来那期节目播出时，这段被单独剪成片段，在热搜挂了两天。有学校联系项目组，说愿意捐乐器。也有音乐老师报名来做志愿者。
我看到消息那天，正准备去另一个村子。
路上接到关毅电话，说有几个品牌想找我合作，出价很高。
我问他都是什么产品。
他说有个儿童奶粉，还有学生用的耳机，但还有一个保健品，宣传页上写着“逆转衰老”“七天见效”。
我摇头，“那种不能碰。”
到了新教学点，教室比之前的还小。屋顶漏雨，临时搭了塑料布遮挡。孩子们挤在中间，看见我进来都站起来喊老师。
我打开包，拿出带来的小礼物——每人一副耳塞式麦克风，便宜但能用。他们小心翼翼接过去，像捧着什么贵重东西。
一个小男孩试音时声音特别低，头一直往下压。我问他为什么不放开唱。
他小声说：“怕吵到别人。”
我让他跟我做动作：双手叉腰，抬头，肩膀打开。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唱，你在替那些不敢唱的人发声。”
他看着我，眨了眨眼，深吸一口气，终于大声唱了出来。
周围的孩子鼓掌，我也跟着拍手。
下课后我坐在台阶上整理设备，远处传来脚步声。回头看见关毅走过来，手里拿着平板。
“刚开完会。”他说，“那三个品牌，我们只接奶粉和耳机。合同已经改好了，强调真实使用体验，不夸大效果。”
我点头。
他坐到我旁边，“你知道吗？刚才后台数据显示，今天的直播观看人数破纪录了。”
我没说话。
他看着教室的方向，“你不用每次都亲自来，可以派团队。”
我说我知道。
“但我想让他们看见，我不是只拍个照就走的人。”
他笑了下，没再说别的。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准备离开。临走前我把新的录音笔留在讲台上，写了张纸条：留给下一个来上课的老师。
回程车上，我翻出包里的信纸本子。蓝色封面，是我那天买的。翻开空白页，写下几行字：
1. 不卖假话的产品
2. 不骗孩子的广告
3. 不伤害别人的生意
写完合上本子，放进内袋。
手机亮了一下，是陈静姝发来的照片。她在厨房，桌上摆着两个饭盒，上面贴了标签：美丽一份，关毅一份。
下面写着：趁热吃。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车驶出山路时，天已经黑了。远处城市灯火连成一片，像一条发光的线横在地平线上。
我靠在窗边，闭上眼。
明天还有课。
最后一排座位上，录音笔红灯微闪，里面存着今天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