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山谦卦象解
此卦唐玄宗因禄山之乱,卜得之，乃知干 戈必息也。
图中 ：
月当天， 一 人骑鹿，三人脚下乱丝, 贵人捧镜，文字上有公字。
地中有山之课 仰高就下之象
大有至终必不可盈满,故圣人受之序卦为谦。天之道盈满,则必损地道，此卦为亦谦之义, 以自然界喻之，外卦为地，内卦为山，即山居地下，山乃至高大之物，而今居地下，此处卑乃 谦之象，亦示人有崇高之至德，而处卑下，乃尽谦之义。
卦图象解
一、月当天：清明之政，中秋时也。
二、一人骑鹿：才禄俱备。
三、三人脚下乱丝,隐于山后:小人不敢正面示人，惟隐山谦之后(即外饰谦为幌子)实则 乱如麻，计无所出。
四、贵人捧镜:明镜高悬,执法公正光大。
五、文字上有公字：处事以公，得理也。
全卦：不知谦下自晦，果必招讼也。
地山谦卦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五卦，其卦象由上坤下艮构成，坤为地、艮为山，形成“地中有山”的独特意象。这种看似违背自然常理的组合——本该高耸天际的山岳竟藏于大地之下，实则蕴含着中国哲学最精妙的辩证智慧。在《周易·序卦传》中，谦卦紧随大有卦之后，仿佛在昭示着“物极必反”的宇宙法则：当人拥有“富有四海”的权势（大有卦），唯有以“卑下自牧”的姿态（谦卦）才能守住基业。正如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所言：“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这种“山附于地”的卦象，在自然界中能找到奇妙的对应。地质学上，地表之下的隐伏山脉往往孕育着更丰富的矿藏与地下水系，正如谦逊之人看似低调，实则内蕴深厚。北宋大儒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进一步阐释：“地体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在地中，谦之象也。谦者，才高而不自许，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皆是谦也。”这种将自然现象人格化的解读，揭示出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路径。
卦象中“月当天”的意象更是耐人寻味。汉代京房在《京氏易传》中将其注解为“月体光明，普照四方，不私于一物”，这与《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政治理想高度契合。中秋时节的满月，在时间维度上象征天道循环的圆满，在空间维度上代表王道普照的公正。唐玄宗开元年间，史载“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正是这种“月当天”的治世景象。然而月亮的盈亏变化又暗喻着“盛极而衰”的警示，正如《周易参同契》所言：“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
值得注意的是，谦卦六爻皆吉，这在六十四卦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王弼在《周易注》中指出：“谦者，德之柄也。凡六爻皆阴爻，唯九三为阳爻，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故六爻皆吉。”这种全吉的卦象并非鼓励无原则的谦卑，而是强调“卑而不可逾”的智慧——如同大地承载山岳却不与之争高，最终成就“厚德载物”的境界。正如现代物理学中的“势能原理”，物体位置越低，所蕴含的势能越大，谦卦的智慧正在于通过主动降低姿态来积蓄更持久的生命能量。
二、卦辞与爻辞的深层解读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爻居于谦卦最下位，以阴爻处阳位，象征着谦德的初始阶段需如履薄冰。《象传》释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这里的“牧”字用得极为精妙，既有“牧养德行”的自我培育之意，又含“牧放野性”的自我约束之功。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政变（713年）后登基，当时的唐朝历经武则天晚年乱政与韦后之乱，国库空虚、吏治败坏。年轻的皇帝展现出惊人的谦抑姿态：他即位当月便下令“禁奢靡，罢贡献”，将皇家御马从四万匹减至三万匹；在大明宫紫宸殿设“待制官”制度，允许五品以上官员随时入宫议政；尤其对姚崇“十事要说”的改革建议，竟“皆纳之”（《资治通鉴》卷210），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正是“谦谦君子”的生动写照。
此时的唐玄宗如同一位谨慎的舵手，驾驭着大唐这艘巨轮穿越险滩。他亲自审阅地方官员的考绩，将不合格者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时时警醒；在灾荒年份带头削减膳食，命后宫嫔妃织布自给。这些举措使得开元前期“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郑綮《开天传信记》），完美诠释了“用涉大川”的卦理——当领导者以谦逊态度凝聚共识，再大的困难也能平安渡过。然而天宝年间，这位曾经的“谦谦君子”却变了：他听信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谎言，将科举录取人数从开元年间的年均百人减至天宝年间的二十余人；在华清宫沉湎声色，甚至对宰相杨国忠说出“朕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旧唐书·杨国忠传》）的昏话，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滔天大祸。
六二“鸣谦，贞吉”
六二爻以阴爻居阴位，得中得正，《象传》释为“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这里的“鸣”并非夸耀，而是“内蕴之德发于外”的自然流露，如同美玉在匣中自能发光。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正是践行“鸣谦”智慧的典范。他在《十事要说》中既提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又具体规划“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等改革措施，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处事方式，使得谦德与事功达到完美统一。
宋璟任宰相时更是将“鸣谦”发挥到极致。他坚持“不徇私情，犯颜直谏”，当唐玄宗想提拔岳父王仁皎为开府仪同三司时，宋璟以“赏罚者，国之大事，爵禄者，天下之公器”力谏而止；广州百姓为其立“遗爱碑”，他却上奏“臣在州无他异政，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请玄宗下令禁止。这种“有谦德而不失原则，有才干而不事张扬”的为官之道，恰如《周易集解》引荀爽所言：“六二得中，谦而正焉，故曰鸣谦贞吉也。”反观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为彰显权势竟“私第铸钱”，每次出行“呵道百余步，公卿以下皆避路”（《资治通鉴》卷216），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炫耀，与“鸣谦”精神背道而驰，最终落得“诛其身，没其家”的下场。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九三爻是谦卦中唯一的阳爻，居下卦之终，象征着将谦德与劳绩结合的君子品格。王弼注曰：“处谦之中，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众阴所宗，尊莫先焉。劳谦不伐，是以吉也。”这里的“劳”不仅指身体的勤劳，更含“忧劳天下”的精神担当。诸葛亮治蜀期间，“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在《出师表》中自述“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劳谦”的最高境界。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立即上表自贬三等，这种“有功归人，有过归己”的态度，完美诠释了“劳谦君子，万民服也”的《象传》要义。
反观唐玄宗后期，“劳谦”精神逐渐流失。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后，他将朝政托付给李林甫，自己则“专以声色自娱”。据《开天传信记》载，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这种将“无为而治”曲解为“无所作为”的心态，使得“劳谦”之灯彻底熄灭。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更是“自恃椒房之亲，谓天下无双，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旧唐书·杨国忠传》），与诸葛亮“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勤政形成鲜明对比。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尖锐指出：“玄宗前期如孔明，后期如阿斗，同一人也，而前后霄壤，谦与不谦之效如此！”
三、卦象图解的多维阐释
月当天：政治清明的时空象征
谦卦的“月当天”意象，在传统易图中通常描绘为一轮满月高悬天际，光华普照而不偏私。这种时空统一的象征体系，在《周易》中与“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的政治理想相互呼应。从时间维度看，中秋月相代表天道运行的圆满周期，正如《礼记·月令》所言：“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此时阴阳平衡，万物成熟，恰喻政治达到“中和”境界。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史载“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新唐书·刑法志》），正是这种“月当天”的治世写照。
空间维度上，满月的圆形轨迹象征着“无偏无党”的公正原则。《尚书·洪范》提出“王道正直”的政治理想，在谦卦图式中转化为月光普照大地的视觉隐喻。开元年间，唐玄宗改革科举制度，将“常科”与“制科”并举，使得寒门士子如张九龄等得以脱颖而出；他还完善“采访使”制度，派专员巡查地方吏治，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如月之恒”的公正精神。然而天宝年间，这轮“政治明月”逐渐被乌云遮蔽：李林甫为专权而“嫉贤妒能，排抑胜己”，甚至制造“韦坚案”“杨慎矜案”等冤狱；杨国忠则“贿赂公行，选任官吏不问贤愚”，导致“天下之人，怨入骨髓”（《资治通鉴》卷217）。正如《周易参同契》所言：“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玄宗未能守住“月当天”的清明，最终招致“安史之乱”的风雨。
这种时空意象还暗合《诗经·小雅》“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政治期许。开元十七年（729年），唐玄宗祭天于泰山，宰相张说进献《封禅坛颂》，文中描绘“万姓和会，四夷来同，祥瑞毕至，天人合应”的盛况，此时的玄宗确如中秋明月般赢得万众仰望。但天宝十载（751年），当术士罗公远预言“国有大难，陛下宜修德禳之”时，玄宗却嗤之曰：“吾以天下太平，纵有灾异，何足忧也？”（《太平广记》卷22）这种对“月当天”意象的背弃，最终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历史悲剧。
一人骑鹿：才德兼备的辩证关系
在传统谦卦图示中，常绘有“一人骑鹿”的形象。鹿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仁德的象征，《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描绘的正是君子宴饮嘉宾的和谐场景。而骑鹿者需具备驾驭仁德的智慧，即《周易》强调的“智仁勇”三达德。唐玄宗早年堪称“骑鹿”的典范：他任用姚崇、宋璟等“儒家之鹿”推行仁政，依靠张说、张九龄等“文学之鹿”弘扬文教，信赖郭元振、王晙等“将帅之鹿”安定边疆。这种“才德相济”的用人之道，使得大唐呈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
鹿性虽驯良却难驾驭，正如仁德需才智来统摄。开元年间，唐玄宗深谙此道：他既信任姚崇“救时宰相”的才干，又通过“紫微省议事”制度加以制衡；既欣赏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才华，又不委以实权以防其恃才傲物。这种“御鹿之道”恰如《韩诗外传》所言：“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反观天宝年间，玄宗将“骑鹿”变为“逐鹿”：他听信安禄山“边功邀赏”的谗言，纵容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对杨国忠“聚敛财富”的行为不加约束，甚至称赞其“能富国”。当“鹿”变成了“禄”的追逐对象，仁德自然荡然无存。
《周易·系辞传》云：“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安禄山虽有勇力却无仁德，最终发动叛乱；杨国忠虽有辩才却无德行，最终身败名裂。这与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治国方略形成鲜明对比。在成都武侯祠，明代思想家方孝孺题联“惟德与贤，可以服人”，正是对“骑鹿”意象的最好诠释：真正的领导者不是骑在仁德之上，而是与仁德同行。
三人乱丝：权力博弈的隐喻
谦卦图式中的“三人乱丝”形象，通常描绘为三人拉扯一团丝线，象征着权力结构中的复杂博弈。这种视觉隐喻在《周易》中与“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爻辞相互印证，暗示着潜藏的危机。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政坛，正是这样一幅“乱丝图”：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三方势力明争暗斗，将朝政搅得乌烟瘴气。
李林甫为巩固相位，先是设计陷害太子李瑛，后又排挤张九龄等贤相，史载其“口蜜腹剑，排抑胜己，朝野侧目”（《旧唐书·李林甫传》）。他曾对谏官说：“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这种箝制言论的做法，如同在丝线上打上死结。杨国忠则利用外戚身份，与李林甫展开“相权之争”，他通过制造“韦坚案”牵连数百家，又构陷名将王忠嗣，使得“天下冤之”。安禄山则在范阳厉兵秣马，一面讨好玄宗“愿为贵妃儿”，一面暗中积蓄力量，最终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
这三方势力的博弈，恰如《周易·文言传》所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开元年间的政治清明，曾将这团丝线梳理得井井有条：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科举与荐举制度并行不悖，节度使与采访使相互制衡。但到天宝年间，随着玄宗“谦德”的流失，权力监督机制逐渐失效。李林甫“专政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杨国忠“柄国凡五年，权倾朝野”，安禄山“拥强兵十五万，据幽蓟之险”，这三根“乱丝”最终缠绕成致命的绞索。
《周易·系辞传》强调“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谦卦中的“三人乱丝”意象，正是对这种危机意识的视觉警示。当领导者失去谦逊之心，听不进不同意见，权力这团丝线就必然会纠缠打结。正如现代管理学中的“帕金森定律”所言：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人员会不断膨胀，而效率却越来越低。唐玄宗晚年的朝堂，正是这一规律的完美注脚。
四、历史镜鉴与现实启示
唐玄宗的双重镜像
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前明后昏”君主，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恰似谦卦六爻的正反演绎。开元初年（713年），28岁的李隆基刚经历过平定韦后之乱的惊心动魄，他深知“满招损”的道理，在大明宫勤政楼亲自书写《贞元十道录》，将全国州县官吏的考绩张榜公布；他命人将《无逸》篇刻在屏风上，朝夕诵读以自省；甚至在任命宰相时，会亲自到相府“咨以治道”。这种“谦尊而光”的执政风格，使得大唐在短短二十年间从“中宗之乱”的废墟上重建辉煌，史称“开元盛世”。
然而天宝年间（742-756年），这位曾经的“谦谦君子”却判若两人。他在华清宫修建“长生殿”，与杨贵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他将朝政交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又纵容“外戚专权”的杨国忠；面对安禄山的叛乱迹象，他竟认为“蕞尔蛮夷，何足为忧”。《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享乐，当军情文书传来，他竟“以为恶言，斩之”。这种从“卑以自牧”到“刚愎自用”的转变，完美印证了《周易》“谦则亨通，骄则倾覆”的真理。
谦卦的现代治理启示 在现代社会治理里，“贵人捧镜”能变成法治精神，“文字公”能升华为制度公平理念。日本那个稻盛和夫的“谦让经营”理念，就是谦卦思想在现代的变身，就像给老古董换了件新衣裳。
五、哲学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天道循环的辩证思维 谦卦说的“盈满必损”，跟《道德经》“物极必反”一个调调。这种辩证思维在张载“民胞物与”哲学里还发展了，强调人和自然、社会和谐相处，就像给古老的智慧开了个升级包。
人格修养的阶梯模型 从“初六”的初步谦逊，到“上六”的“鸣谦”境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格修养体系。王阳明“致良知”学说里的“谦虚受益”思想，就是对这个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就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
结语： 地山谦卦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把唐玄宗的兴衰照得清清楚楚，也给现代社会治理指了条道。真正的谦德可不是胆小怕事往后退，而是用崇高德行干出大事业。这“处卑而志高”的智慧，就像山藏在地下却能孕育万物，给人类文明进步立了个永恒的标杆，就看后人能不能好好学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