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那天，城里的大学校门高大得像一道城墙，红砖外墙在阳光下泛着光。这一切都让孙启荣心潮澎湃，却也让他骨子里的自卑和算计瞬间激活。
他敏锐地察觉到周围同学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城里人”气质——干净的衣着、自信的谈吐、甚至书包的款式。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熨得笔挺却难掩陈旧的西装和那个磨了边的旧皮箱，心里那点得意被一种急于融入的焦灼取代。
“不能露怯。” 他暗暗告诫自己。他刻意放缓语速，模仿着在镇上听过的广播腔，在宿舍自我介绍时，这样的腔调引来室友略带惊讶的目光。他立刻捕捉到这种目光，心中暗喜，脸上却保持着谦逊的微笑。很快，“孙哥”这个称呼在班里传开了。
他年纪稍长，又刻意表现得稳重、乐于助人，迅速赢得了好感，特别是女同学的好感。一句带着崇拜的“孙哥真厉害”，像甘霖一样浇灌着他饥渴的虚荣心。
然而，真正的学业挑战很快到来。高等数学、专业理论……这些需要扎实基础和持续投入的课程，让习惯了“短平快”突击的孙启荣倍感吃力。
他发现自己坐在图书馆，书本摊开，心思却早已飞到如何在下一次学生会活动上发言，或者如何跟那位家里似乎有点背景的辅导员拉近关系。在这个新环境里，光靠书本知识，他很难出类拔萃，甚至可能露馅。
于是，他的“生存法则”在大学里升级了：
积极参与学生工作：他竞选班干部，加入学生会。跑腿、组织活动、写宣传稿，他干得格外卖力。他深谙“混脸熟”的重要性，知道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能力”和“态度”，比单纯的学习成绩更能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
他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出身贫寒但自强不息”、“成熟稳重乐于助人”、“有社会经验接地气”。在系里活动发言时，他会巧妙地将自己“差八分落榜”、“为了母亲跑买卖”的经历包装成励志故事，博取同情和赞赏。
他对需要死记硬背、或者老师明确划重点的课程投入较多，保证不挂科甚至拿个中等偏上的分数。对于真正需要深度思考和长期积累的核心专业课，他则采取“过关即可”的策略，靠着临考前的通宵突击和平时在老师面前的“良好表现”勉强过关。他把省下来的大量时间，都用在了经营人际关系和参与各种能“露脸”的活动上。
每次寒暑假回乡，是孙启荣精心策划的“衣锦还乡”时刻。他会特意向家境好的同学借来更挺括的西装外套，戴上不知从哪弄来的墨镜，拎着几本厚厚的外文专业书，出现在镇上的茶馆。
在乡亲们羡慕、敬畏的目光中，他侃侃而谈“大学里的讲座”、“城里的高楼”、“国家的大政方针”，夹杂着一些半懂不懂的新名词。他享受着这种被众星捧月的感觉，仿佛这才是他应得的荣光。
兰芝总是安静地站在他身边或身后，脸上带着与有荣焉的微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丈夫口中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学生会竞选”、“学分”、“学术报告”——对她来说如同天书。
她努力想听懂，想跟上他的脚步，却发现两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他偶尔看向她的眼神里，那份曾经的“文化人”对仰慕者的温和仍在，但深处，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甚至是……嫌弃她跟不上趟的无奈？她不敢深想，只能把这份不安压在心底，更加勤快地操持家务，照顾好公婆，默默支持着他口中那个“更远大的前程”。
他带回来的新词汇和新见识，像一层无形的膜，隔在了他们之间。
大二那年的迎新晚会，成了孙启荣人生中又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凭着在学生会“积极表现”和“成熟稳重”的形象，他被选为主持人之一。
当耀眼的聚光灯打在他脸上，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无数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他握着话筒，清晰地听到自己刻意模仿广播员、经过私下无数次练习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礼堂里回荡，带着一种奇妙的权威感。
他按照背得滚瓜烂熟的串词流畅推进，适时插入一点从城里同学那里学来的俏皮话，引来台下阵阵笑声和掌声。
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战栗的快感席卷了他！他感觉自己不是在主持晚会，而是在掌控着台下近千人的情绪起伏！知识？那些晦涩难懂的公式定理？在此时此刻，在这掌控全局的巅峰体验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感觉，比任何考试得满分、比任何女生的崇拜眼神，都更直接、更强烈、更令人沉醉！
晚会结束很久，那种站在舞台中央、被万众瞩目的晕眩感仍未散去。孙启荣躺在床上，心潮澎湃。他彻底悟了：知识或许能敲开门，但真正能让人“抬起头”、让别人“仰视”的，是站在高处、掌控他人的权力！
讲台，在他眼中也悄然变成了另一个等待他征服的“舞台”。他对兰芝偶尔来信中提及的家长里短、庄稼收成，愈发感到索然无味。
毕业那年，孙启荣凭借几年学生会工作的“资历”、刻意经营的“踏实可靠”形象、以及“高龄生”特有的“成熟稳重”，加上学业成绩勉强过关，竟真的被系里留了下来，担任助教。这在当时，是足以让整个乡镇都羡慕的“铁饭碗”，是鲤鱼跃过了真正的龙门。
第一次以“孙老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年轻的眼睛——好奇、探究、或许还带着一丝对新老师的敬畏——汇聚在自己身上，那股熟悉的热流再次涌上胸口。
最初，残存的理想主义和新鲜感驱使着他。他备课到深夜，查资料、抄教案，手指被钢笔磨出茧子也不觉得累。兰芝曾带着家里攒下的鸡蛋和烙饼，坐了半天的车来学校看他，站在教室后门偷偷看他上课。看到他挥洒自如的样子，她笑得像个刚结婚的小媳妇，眼里全是光。
孙启荣看到了她，心里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满足，也有一丝被窥见“另一面”的不自在，他很快示意她离开。
然而，大学这个小社会，等级分明，诱惑也无处不在。他很快发现了比传授知识更有趣的事情：
课堂上，有些女生在做笔记时会抬起头，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显然超过了单纯听课的需要。
那眼神里，有好奇，有欣赏，甚至……带着点懵懂的爱慕？下课后，她们会围上来问问题，有的问题浅显得可笑，显然只是为了多听他说几句话；有的则会带着羞涩夸一句“孙老师今天这件衬衫很精神”。
他第一次清晰地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无关行政级别，而是关乎对他人命运的掌控。
一次，一个叫李梅的女生因为家里突发变故，论文进度严重滞后，眼看无法按期答辩。她红着眼圈找到他，声音哽咽：“孙老师，求求您，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能赶出来……” 孙启荣坐在办公桌后，没有立刻表态，只是用一种平静的、带着审视和压力的目光看着她，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时间仿佛凝固了，李梅在他沉默的注视下越来越慌乱，眼泪无声地滑落。他缓缓开口，语气带着刻意的为难：“李梅啊，你这个情况……很难办啊。按学校的规定，恐怕……” 他故意停顿，满意地看到女孩眼中的绝望和对他陡然增加的、近乎乞求的依赖。
那是一种比舞台掌声更私密、更强烈、更令人心颤的掌控感。他最终“勉为其难”地答应帮忙周旋，女孩千恩万谢离去。那晚，李梅那张带着泪痕、充满感激与畏惧的脸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带来一种隐秘而巨大的快感，像品尝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令人上瘾的毒药。
他开始更加注重仪表，精心挑选颜色稳重、质地良好的衬衫，佩戴一枚象征“学者”身份的、亮闪闪的钢笔夹。讲课时，他不再满足于一板一眼的灌输，而是刻意加入一些轻松的笑话、引导性的提问，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目的就是让那些仰慕的、追随的目光更持久、更集中地聚焦在他身上。
兰芝和乡下的家，在他心中彻底退化为一个模糊的背景，一个需要他定期回去表演“情深义重”以维持人设的舞台。他需要的，是眼前这个由崇拜、权力和欲望构成的新世界。
留校第三年，孙启荣顺利升任讲师。职称的提升带来了更独立的办公室、更多的尊重，以及更不易被质疑的地位。
在校园里，他是走廊里学生会干部主动让路问好的人，是合影时被自然地让到中心位置的人。这种地位带来的便利和安全感，让他行事更加从容，也更加……肆无忌惮。
那年深秋，阴雨连绵。一个叫沈芸的女生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她脸色苍白，黑眼圈显示着连日的焦虑，声音细弱蚊蝇：“孙老师……我的毕业论文……进度太慢了……家里……家里出了点事……我、我怕赶不上答辩……”
孙启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体微微后仰，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没有说话，只是用那种惯常的、不急不缓的目光静静地看着她，任由沉默的压力在潮湿的空气里蔓延。沈芸在他的注视下愈发不安，手指绞紧了衣角。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无形的重量：“沈芸啊，你这个情况，很棘手。” 他顿了顿，看着女孩眼中瞬间涌上的慌乱，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牵动了一下，“系里对论文进度和答辩资格有严格规定，不是我一个人说通融就能通融的。”
沈芸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孙老师，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我、我可以不睡觉赶出来……”
孙启荣身体前倾，双手撑在桌面上，拉近了与沈芸的距离，目光变得深邃而……富有深意。“办法嘛……” 他拖长了语调，像在思考一个难题，“也不是完全没有。关键要看……你有多大的决心，愿意付出多少了。”
接下来的日子，孙启荣开始了他精心策划的“辅导”。第一次，他以“梳理框架结构”为由，约沈芸晚上到他的办公室。空旷的办公楼里只有他们两人，他故意将椅子拉得很近，近到能闻到她洗发水的淡淡香气。
第二次，他说有几本关键参考资料在资料室，带她过去，在狭窄的书架过道里，他站在她身后，翻找书籍时，手臂“无意间”擦过她的后背。第三次，他借口白天干扰多，约她在傍晚一间空荡的教室里“集中精力解决核心问题”，并顺手关上了教室的门。
每一次接触，他的言语都带着越来越明显的暗示，身体的距离都突破着上一次的界限。沈芸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和危险，但毕业证像悬在头顶的利剑，让她不敢断然拒绝，只能步步退缩。
那个关键的雨夜终于到来。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人，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像一层模糊的屏障。论文的最后一遍“修改”终于结束。孙启荣站起身，走到窗边，假意查看是否关严，然后慢慢踱步回来。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停在了沈芸的椅子旁。
“辛苦了。” 他的声音异常低沉。接着，一只带着薄茧的手，看似随意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搭在了沈芸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的肩膀上。
沈芸像被烙铁烫到，猛地一缩，想站起来，却被身后的椅子和身前的桌子困住，动弹不得。
孙启荣俯视着她，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眼神像深潭，带着一种混合了诱惑和威胁的复杂光芒。他微微俯身，气息几乎喷在她的耳廓，声音轻得像耳语，却字字如锤：“别怕……只要你听话，放心，我会帮你过的……一定让你顺利毕业。”
这句话像一道咒语，也像最后的通牒。在沈芸惊恐而僵硬的沉默中，在她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已无路可退的刹那，孙启荣低下头，彻底越过了那条为人师表绝不该触碰的底线。窗外的雨声掩盖了办公室里的一切声响。
第二天，沈芸的毕业论文在教研室会议上“顺利”通过。孙启荣坐在自己的新办公桌前，听着其他老师对沈芸论文“进步显着”、“符合要求”的评价，脸上波澜不惊，心中却翻涌着一种扭曲而巨大的满足感。
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如此彻底地尝到了用手中权力兑换欲望的“甜味”。这种滋味，如此强烈，如此便捷，如此令人沉迷。它像一道分水岭，清晰地标记着他灵魂堕落的深度。
他明白，有些界限一旦突破，就再也无法回头。那个曾在寒风中发誓要改变命运的乡村少年，早已在追逐权力、虚荣和肉欲的迷途中，彻底迷失。
而兰芝，那个远在乡下、替他维持着“好丈夫”假象的妻子，此刻在他心中，恐怕连一个模糊的影子都算不上了。他未来的路，注定将在这条用他人尊严铺就的深渊边缘，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