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禁令像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周明远被记过处分后，他爸周建业开始动用关系，联合几个家长联名投诉，说我的生意“影响校风”。学生会办公室里，主任把文件摔在桌上：“林阳，你必须马上停止所有经营活动。”
我捏着兜里的账本，脑子转得飞快：“主任，我有个提议。”我翻开账本，指着密密麻麻的收支记录，“这两个月，我们给爱心基金捐了八千块，还帮三十多个家庭困难的同学找到兼职。要是停了，这些怎么办？”主任皱着眉头没说话，我趁热打铁，“不如让我们成立勤工俭学社，由学生会监督，所有收入透明化。”
这个提议打动了校方。一周后，“阳光校园服务社”正式挂牌，办公室就设在旧器材室。我把零食盲盒升级成“校园定制礼盒”，推出考试加油包、节日限定款；跑腿服务也扩展到代打印、代取快递。更重要的是，我在服务社里给贫困生留了固定岗位，按小时结算工资。
生意越做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天半夜，我被电话吵醒，代理张磊着急地说：“林阳，出大事了！有个同学吃了咱们的零食拉肚子，家长闹到学校了！”我立刻赶到医院，发现是误会——同学本身肠胃敏感，和零食没关系。但这事被传开后，订单量还是暴跌了30%。
这次危机让我意识到，必须建立正规流程。我咬咬牙，租下校外一间仓库，装上监控和防潮设备；又和几家大型食品供应商签合同，要求每批货都附带检测报告。为了提高效率，我还自学设计，做了个简易的小程序，同学们可以在线下单、查看进度。
服务社的名声慢慢回升，连隔壁学校的学生都来打听合作。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找到我：“林同学，我是天使投资人陈明，想和你聊聊。”他掏出一份计划书，“我可以注资50万，帮你把业务扩展到全市高校，但要占30%股份。”
50万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但让出30%股份意味着失去绝对控制权。我犹豫时，苏瑶帮我分析：“你现在缺的不是钱，是专业团队。不如先签对赌协议，如果一年内做到目标业绩，再释放股份。”在她的建议下，我和陈明达成协议：资金分批到账，每完成一个里程碑，才解锁下一笔投资。
有了资金支持，我立刻招兵买马。找来计算机系的学霸优化小程序，拉上市场营销专业的学姐做推广，还请了个会计系的同学管账。我们推出“校园生活一卡通”，整合外卖、二手交易、失物招领等功能，用户量一周内突破五千人。
周建业坐不住了。他旗下的餐饮公司突然在学校附近开了家网红零食店，打着“学生专属折扣”的旗号，还雇人在论坛抹黑我们：“校外黑作坊生产的零食，吃了会中毒！”我没有急着反击，而是带着团队做市场调研，发现学生们更在意新鲜度和性价比。
我们推出“24小时闪电补货”服务，和本地农场合作，每天清晨配送新鲜水果；又开发“拼团砍价”功能，把热门零食价格压到比实体店还低。同时，我在小程序里设置“匿名举报”入口，只要上传证据，就能获得双倍赔偿。这些举措让周建业的新店门可罗雀，一个月后被迫关门。
庆功宴上，陈明举起酒杯：“林阳，你比我见过的很多创业者都狠。”我笑着看向苏瑶，她正帮新来的兼职生夹菜。这几个月，她不仅帮我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还偷偷联系媒体，报道服务社的公益事迹。现在，我们的故事登上了本地新闻，连教育局都派人来考察。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时，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面传来阴恻恻的笑声：“林阳，你以为赢定了？别忘了，周明远还没放弃……”电话突然挂断，我握着手机，后背一阵发凉。我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但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