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屋书香：寒门学子的苦读岁月
在四川资州（今资中）的沱江岸边，有一个名叫“骆家坝”的小村庄。清咸丰年间，这里诞生了一个男婴，父母为他取名“成骧”，希望他能“成龙成凤，腾跃四方”。然而，现实却给这个家庭泼了一盆冷水——骆家世代务农，家中仅有一间四面漏风的草屋，几亩薄田在沱江的洪涝中时收时荒，日子过得紧巴巴。
1.1 树枝为笔，大地为纸
骆成骧的父亲骆文廷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双手布满老茧，却总在劳作间隙，用粗糙的手指在泥土上比划着自己仅认识的几个字。母亲王氏则心灵手巧，靠给镇上的富户缝补衣物换取微薄的收入。尽管家境贫寒，这对夫妻却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骆成骧长到七岁时，父母咬牙把他送到了镇上的私塾旁听。私塾先生见他眉清目秀、眼神灵动，便破例允许他在教室后排站着听课。可这“旁听”二字，藏着太多的辛酸——别的孩子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骆成骧只能捡一根树枝，在教室外的泥地上跟着模仿；别的孩子捧着线装书诵读，他只能在放学后追着同学，央求对方把书借给他看一晚。
为了能抄录书籍，骆成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母亲挑水、喂猪，然后一路小跑赶到镇上的纸坊，捡拾工匠们丢弃的废纸边角。他把这些废纸用米糊粘成厚厚的本子，晚上借着月光或油灯，一笔一划地抄写借来的《论语》《孟子》。有一次，他借到一本《史记》，为了能在三天内抄完归还，竟连续两晚没合眼，抄到最后手指磨出了血泡，染红了纸页。
母亲心疼地用布给他包扎手指，劝他：“儿啊，别这么拼命，娘再给你多缝几件衣服，换钱给你买书。”骆成骧却笑着说：“娘，我不苦。先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多抄一页，就离‘黄金屋’近一步。”
1.2 月光为灯，信念为火
资州的冬天格外湿冷，寒风穿过草屋的缝隙，像刀子一样割在人身上。骆成骧的书房就是草屋的一角，摆着一张用旧木板搭成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他抄录的书稿。为了省油，他总是等到天黑透了才点燃油灯，而灯油也常常是母亲用省下的菜籽油换来的。
十三岁那年冬天，连续几日大雪，家里的灯油耗尽了，镇上的油坊也因雪天歇业。骆成骧捧着一本借来的《孙子兵法》，急得在屋里打转——这本书第二天就要还给同学，可他还有好几页没读完。就在他对着窗外的月光发愁时，奇迹发生了：原本分散的月光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聚拢起来，像一束银辉精准地洒在书页上，每个字迹都清晰可见。
他以为是错觉，揉了揉眼睛，可月光依旧明亮。他试探着挪动书本，那束月光竟也跟着移动，始终照亮着他阅读的地方。就这样，他借着这“月光灯”，一口气读完了剩下的章节。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几晚，只要他捧书夜读，月光总会准时“降临”在书页上。
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乡邻们都说：“这是文曲星看中了骆家小子，特意为他掌灯呢！”尽管骆成骧知道这或许只是巧合——可能是雪后空气洁净，月光格外明亮，又或许是窗户的缝隙恰好形成了聚光效果——但他宁愿相信这是天地的馈赠。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天地尚且助我，我怎能辜负这份心意？当以勤学报之。”
从此，“月光掌灯”的传说成了他苦读的动力。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坚持在户外背书，累了就坐在树下休息，饿了就啃几口红薯。有一次，他在沱江边背书时睡着了，梦见自己骑着一条大鱼，顺着沱江游进了大海，海面上漂浮着无数书籍，他伸手一抓，竟抓到了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状元策论。醒来后，他把这个梦告诉了父亲，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梦是心头想，你心里装着啥，就会梦见啥。好好读，爹信你能有出息。”
1.3 良师引路，志向初成
十五岁时，骆成骧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资州书院的山长（院长）宋育仁。宋育仁是当时着名的学者，因不满官场腐败而回乡办学。他偶然看到骆成骧在书院墙外抄录碑文，见其字迹工整、神情专注，便主动与他交谈。
当宋育仁问及他的志向时，骆成骧回答：“我想考科举，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是想让像我一样的穷孩子都能读书，让家乡不再受洪水欺负，让国家不再被洋人欺负。”这番话让宋育仁深受触动，当即决定收他为徒，免除他的学费，并允许他借阅书院的藏书。
在宋育仁的教导下，骆成骧的学识突飞猛进。宋育仁不仅教他经史子集，更带他接触“新学”——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讲述鸦片战争的屈辱历史。有一次，宋育仁带着他登上资州的城楼，指着远处的沱江说：“你看这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家就像这船，百姓是水，而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船上的舵手。若舵手无能，船必倾覆。”
这番话让骆成骧豁然开朗，他意识到：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前途，更是为了国家命运。他开始关注时政，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西方的书籍，还在宋育仁的指导下，写下了第一篇策论《论资州水利》，提出了加固河堤、修建水库的具体方案，其中不少建议后来被资州官府采纳。
十八岁那年，骆成骧考中秀才，成为资州小有名气的“才子”。有人劝他去给富户当幕僚，既能赚大钱，又能结交权贵，他却拒绝了：“我要走的路，不是依附他人，而是靠自己的笔，为百姓说话，为国家出力。”
二、殿试夺魁：国难当头的状元风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十九岁的骆成骧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殿试之路。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偿白银二亿两。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京城的街头巷尾，到处是痛哭流涕的百姓和义愤填膺的学子。
2.1 策论惊座，忠肝义胆
殿试设在紫禁城的保和殿，由光绪帝亲自主持。当考生们陆续进入考场时，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光绪帝坐在龙椅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这位年轻的皇帝渴望变法图强，却受制于慈禧太后和保守派，面对国破山河碎的局面，他迫切希望能找到真正的栋梁之才。
策论的题目是“如何挽救时局”，看似宽泛，却考验着考生的家国情怀与经世之能。大多数考生要么避重就轻，空谈“仁义道德”；要么畏首畏尾，不敢触及敏感问题。而骆成骧铺开试卷，想到的不是如何迎合考官，而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将士、台湾岛上哭泣的百姓、资州老家因赔款加重赋税而破产的农民。
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写下八个大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八个字，如惊雷般划破纸面，既是对君臣关系的深刻诠释，更是对国家命运的痛心疾首。紧接着，他在策论中写道：“当今天下，非无才也，乃用才之道失也；非无兵也，乃练兵之法误也。”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人才，而在于任人唯亲、压制贤能；不在于没有军队，而在于军纪涣散、装备落后、指挥失当。随后，他提出四大对策：
- 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事，废除“文字狱”，让朝廷听到真实的声音；
- 严惩贪腐：清查国库亏空，严惩中饱私囊的官员，将赃款用于强军办学；
- 兴修水利：效仿李冰治水，在黄河、长江流域修建水利工程，既能防灾，又能利民；
- 创办新学：废除八股取士，开设算术、外语、物理、化学等课程，培养实用人才。
整篇策论，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没有空洞的口号，却句句泣血。骆成骧在文中写道：“臣闻，亡国之君，非无忠臣，乃不用忠臣；败军之将，非无勇士，乃不识勇士。今日之中国，若再不改弦更张，恐蹈安南、缅甸之覆辙！”
当阅卷大臣将这份策论呈给光绪帝时，皇帝正为《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彻夜难眠。他读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时，不禁眼眶一热；读到四大对策时，连连点头；读到最后“恐蹈安南、缅甸之覆辙”时，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拍着龙案站起身来，高声赞叹：“此等忠肝义胆，实乃我大清之幸！”
当即，光绪帝朱笔一挥，在骆成骧的试卷上写下“第一甲第一名”——骆成骧，成为了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
2.2 谢绝游街，捐资助孤
按照惯例，新科状元要穿红袍、戴官帽，骑着高头大马在京城游街三日，接受百姓的祝贺，这是科举时代读书人最荣耀的时刻。可当礼部官员向骆成骧传达这一安排时，他却眉头紧锁，摇了摇头。
次日，骆成骧在觐见光绪帝时，主动提出：“陛下，国难当头，臣无心夸耀。若陛下允准，臣愿将游街所需的银两，悉数捐给北洋水师的遗孤。”光绪帝愣住了——他见过太多中了状元后得意忘形的人，却从未见过如此“反常”的请求。
骆成骧解释道：“陛下，臣在来京途中，看到北洋水师的孤儿们沿街乞讨，他们的父亲为国捐躯，而我们却在为一个状元浪费钱财，臣于心不忍。这些银子，或许能让孩子们多买几本书，多吃几顿饱饭，将来也好让他们知道，父亲的血没有白流。”
光绪帝深受感动，眼眶湿润地说：“骆爱卿，你不仅有才，更有风骨！朕准了！”他还特意下旨，表彰骆成骧的义举，并从内库中拨出一笔银子，与骆成骧的捐款一起，设立了“北洋水师遗孤学堂”。
此事很快传遍了京城，朝野上下一片赞叹。有人说：“骆状元这一举动，比游街更能彰显状元的价值。”还有人写诗赞道：“不恋红袍不夸官，愿将荣耀济孤寒。资州自有真君子，胜过当年万户侯。”就连一些原本对科举制度不屑一顾的维新派人士，也对骆成骧刮目相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写道：“骆君此举，可见科举之中，亦有忧国忧民之士。”
骆成骧却平静地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国家都快没了，个人的荣耀又算得了什么？”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关注时局上，与维新派人士接触，探讨变法图强的道路。他甚至写下《变法刍议》，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开民智”的具体建议，可惜这些建议因保守派的阻挠而未能实施。
2.3 荣归故里，初心不改
当年秋天，骆成骧以“状元”身份荣归资州。消息传来，资州百姓自发地在城外十里铺搭建了彩棚，准备了迎接的队伍。当骆成骧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长衫，骑着一头老黄牛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大家都愣住了——他们想象中的状元，应该是前呼后拥、锦衣玉食，可眼前的骆成骧，除了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与当年那个在泥地上练字的少年几乎没什么两样。
“骆状元，您咋不坐轿子、穿官服呢？”有人不解地问。
骆成骧笑着跳下牛背，拱手道：“父老乡亲们，我还是那个骆成骧，穿不惯官服，坐不惯轿子。这状元的名头，是国家给的，更是资州百姓给的，我不能忘了本。”
在资州的日子里，骆成骧没有接受官府的宴请，而是走访了当年帮助过他的乡邻、教过他的先生。他给私塾先生宋育仁磕了三个响头，感谢他的栽培；他给借过书给他的同学送去了新墨；他还给村里的孩子们讲京城的见闻，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有一天，他来到沱江边，看着依旧时常泛滥的江水，对随行的官员说：“我在殿试时提到兴修水利，如今回到家乡，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资州的河堤修好。”他带头捐出了自己中状元后收到的部分贺礼，又说服当地士绅捐款，很快凑齐了修堤的银两。不到半年，一条坚固的石堤便沿着沱江建成了，百姓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命名为“状元堤”。
站在新建成的河堤上，骆成骧望着奔腾的沱江，对身边的人说：“这河堤就像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才能抵御风浪。而教育，就是加固根基的泥土，缺一不可。”此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放弃在京城的高官厚禄，回到四川，投身教育事业。
三、杏坛耕耘：教育报国的毕生坚守
回到四川后，骆成骧婉拒了朝廷授予的“翰林院修撰”之职，选择在成都、资州等地办学。他说：“官场黑暗，我无力改变，但教育可以培养新人，新人可以改变国家。这就像种地，今年收成不好，只要好好育种、施肥，明年总会有希望。”
3.1 创办新学，破旧立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骆成骧用自己的俸禄和募集的资金，在资州创办了“资中中学堂”——这是四川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堂的校址选在一座废弃的文昌宫里，他亲自带领工匠修缮房屋，把神像搬走，改成教室；把香炉清理干净，做成花盆；把布满灰尘的供桌，改成了学生的课桌。
开学那天，骆成骧站在学堂门口，看着前来报到的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在开学典礼上说：“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是求神拜佛的地方，而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要教你们的，不是如何应付科举，而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报国。”
与传统私塾不同，资中中学堂的课程设置充满了“新学”气息：除了保留《论语》《孟子》等经典课程，还增设了算术、博物（生物）、物理、化学、外语（英语、日语）、体操等课程。骆成骧特意从成都、重庆请来懂“新学”的教师，甚至说服了一位在四川传教的英国牧师来校教授外语和自然科学。
他还亲自编写教材，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在教算术时，他会用当地农民种地的例子讲解比例；在教博物时，他会带着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讲解资州的动植物种类。他常对教师们说：“教学生，就像栽树，不能只往上拔，还要往下扎根，根扎在本土的泥土里，才能长得高大。”
为了让学堂的理念深入人心，骆成骧写下“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的箴言，让石匠刻在学堂大门内侧的石碑上。他解释说：“‘吃饭难’，是让学生们知道百姓的疾苦，不能忘本；‘读书高’，不是说读书人地位高，而是说读书能让人明白道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每天清晨，骆成骧都会站在石碑旁，看着学生们入学。他会检查学生的衣着是否整洁，询问他们昨晚的功课，遇到调皮的学生，他不打骂，而是拉到身边，讲自己当年用树枝练字的故事。渐渐地，“石碑旁的骆先生”成了资中中学堂一道独特的风景。
3.2 寒门学子的“引路人”
在资中中学堂，骆成骧最关注的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他常说：“我自己就是穷孩子出身，知道没书读的滋味。学堂的门，永远为肯读书的孩子敞开，不管他有钱没钱。”
学堂开办的第二年，一个名叫邓孝可的少年引起了骆成骧的注意。邓孝可来自资州乡下，父亲早逝，母亲靠纺线供他读书。他常常在学堂外徘徊，隔着篱笆听里面的讲课声，眼神里满是渴望。有一次，骆成骧看到他在地上用石子演算算术题，便走了过去。
“孩子，你想上学吗？”骆成骧问。
邓孝可吓了一跳，低着头说：“想，可我没钱交学费。”
骆成骧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谁说上学一定要钱？你看这学堂的石碑上写着‘世上唯有读书高’，没说‘有钱才能读书高’啊。”他拉着邓孝可走进学堂，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宣布：“从今天起，邓孝可就是我们学堂的学生了，学费全免。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学堂的厨房帮忙打杂，换取笔墨和膳食。”
邓孝可激动得热泪盈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先生的恩情，学生一辈子不忘！”后来，邓孝可果然没辜负骆成骧的期望，他刻苦学习，尤其在算术和外语上展现出过人天赋，后来留学日本，成为着名的实业家，还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近代纺织厂，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学用结合”的理念。他常对人说：“没有骆公，我这辈子可能只是个乡下的放牛娃。他不仅给了我读书的机会，更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勇气。”
在资中中学堂，像邓孝可这样的寒门学子还有很多。骆成骧专门设立了“助学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是他的俸禄和士绅的捐款，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他还鼓励学生们相互帮助，家境好的学生捐出多余的笔墨纸砚，成绩好的学生义务辅导后进生。学堂里渐渐形成了一种“互助互爱”的风气，大家虽然出身不同，却都怀着“读书报国”的共同理想。
有一年冬天，资州下起了罕见的大雪，气温骤降。骆成骧巡查宿舍时，发现一个名叫李准的学生只穿着单薄的棉袄，冻得瑟瑟发抖。他立刻把自己身上的棉袍脱下来，披在李准身上。李准不好意思地推辞：“先生，您年纪大了，更需要保暖。”骆成骧却说：“我老了，抗冻；你年轻，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可不能冻着。”
后来李准才知道，那件棉袍是骆成骧中状元时，光绪帝赏赐的御用品，他一直舍不得穿，只在重要场合才拿出来。这件事让李准深受感动，他发奋读书，后来成为清末着名的海军将领，曾率舰队巡视南海，扞卫国家领土主权。晚年时，李准回到资中，特意在资中中学堂旁修建了一座“忆骆亭”，亭中刻着他写的诗：“寒夜棉袍暖我身，恩师教诲记终身。男儿当效公之志，一寸山河一寸心。”
3.3 走出课堂，拥抱大地
骆成骧常说：“书本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把书读死了，更不能死读书。”他反对传统私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做法，主张学生要“走出课堂，拥抱大地”，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在生活中领悟道理。
每个月，骆成骧都会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考察”。春天，他带着学生去沱江岸边观察农作物的生长，让他们记录水稻、小麦的生长周期，讲解“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夏天，他带着学生去考察资州的溶洞，用蜡烛和绳索测量溶洞的深度，讲解岩石的形成原理；秋天，他带着学生去镇上的集市，让他们用算术计算商品的价格，用外语与前来贸易的外商交流；冬天，他则带着学生去参观当地的手工作坊，了解铁器、陶器的制作过程，探讨传统工艺如何与现代技术结合。
有一次，他带着学生去考察都江堰。站在宏伟的水利工程前，骆成骧对学生们说：“你们看，李冰父子没中过状元，没读过《水经注》，却能修建出这样利国利民的工程，靠的是什么？是实地考察，是因地制宜，是为民之心。这告诉我们，真正的学问不在书本里，而在天地间，在百姓的需求里。”
他让学生们测量都江堰的水位，计算水流的速度，分析“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的设计原理。有个学生问：“先生，我们学这些水利知识，将来又不当水利官，有什么用呢？”骆成骧回答：“就算你们将来当农民，懂水利能让庄稼增产；当商人，懂水利能知道船运的风险；就算当老师，也能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让更多人明白‘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除了田野考察，骆成骧还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当时资州的街道泥泞不堪，雨天更是难以通行，他便组织学生们带头修路，用学堂里学到的算术知识计算工程量，用物理知识设计排水系统。不到一个月，一条平整的石板路便修好了，百姓们都称赞：“骆先生教出来的学生，不仅会读书，还会干活！”
他还让学生们参与赈灾。光绪二十九年，资州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百姓流离失所。骆成骧带着学生们挨家挨户统计受灾人数，发放赈灾物资，还用学到的博物知识，教百姓识别可食用的野菜，缓解粮荒。有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以前觉得读书就是为了考功名，现在才明白，读书是为了能在百姓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做点实事。”
3.4 与时俱进，兼容并蓄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爆发……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骆成骧没有固守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思想、新事物，他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他深知，要想让学生适应时代发展，必须让他们接触最前沿的知识。为此，他不惜重金从上海、广州等地购买新式书籍和仪器，包括《天演论》《物种起源》等西方名着，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物理实验器材等。学堂里专门设立了“实验室”和“阅览室”，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做实验、读新书，眼界越来越开阔。
有一次，一个保守的乡绅看到学生们在用显微镜观察细菌，愤怒地找到骆成骧：“你这是在教孩子们搞‘洋鬼子’的东西，是要毁了祖宗的学问啊！”骆成骧却平静地邀请他一起观察：“您看，这显微镜下的细菌，我们肉眼看不到，可它确实存在，会让人生病。就像西方的学问，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洋鬼子’的就排斥，只要对国家、对百姓有用，我们就该学。祖宗的学问要继承，但不能固步自封。”
在骆成骧的影响下，资中中学堂的学生们思想活跃，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学生加入了革命队伍，有的参与了四川保路运动，有的奔赴武昌参加起义。其中有个名叫喻培伦的学生，后来成为着名的革命烈士，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被孙中山追授“大将军”称号。
有人劝骆成骧：“先生，您还是管管学生吧，搞革命太危险了。”骆成骧却说：“我教他们读书，就是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坚持、什么该反对。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总要有人站出来。他们选择革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让国家变好，我为他们骄傲。”
尽管支持学生参与革命，但骆成骧始终坚持“教育中立”的原则，他告诫学生：“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国家富强、百姓幸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你们都要守住‘读书报国’的初心，不能为了权力、金钱而迷失方向。”
四、薪火相传：状元风骨的百年回响
岁月不饶人，进入民国后，骆成骧已年过六旬，两鬓斑白，身体也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坚持每周到资中中学堂讲课，风雨无阻。他的学生们都说：“先生讲课的声音虽然小了，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心里。”
4.1 咳血授课，至死不渝
民国五年（1916年）冬天，骆成骧因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常常咳血。医生劝他卧床休息，他却摇摇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能多教一节课，就是多给学生们留一点念想。”
有一次，他咳着血上完《论语》课，学生们看着他染血的手帕，心疼地哭了，纷纷劝他：“先生，您歇歇吧，我们自己会好好读书的。”骆成骧却笑着说：“别哭，我这血没白流。当年我在月光下读书，想着有朝一日能为国家出力；现在我能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成长，知道国家有了希望，这血流得值。”
他喝了口温水，继续说道：“我给你们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希望你们能扛起国家的未来。我老了，扛不动了，但你们年轻，肩膀硬，一定能扛起来。”
这堂课，成为骆成骧一生中最后一次完整的授课。一个月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躺在病床上，依然惦记着学堂的事。他让学生把学堂的章程和学生名册拿到床边，一页一页地翻看，嘴里喃喃着：“这个学生数学好，要鼓励他学工程；那个学生口才好，要让他多参与社会活动……”
临终前，他把校董和教师们叫到床边，留下最后的遗言：“学堂……要办下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要让穷人的孩子……有书读……”说完这句话，他便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61岁。
4.2 清贫辞世，万民相送
骆成骧去世后，人们才发现，这位曾经的状元、着名的教育家，家中竟清贫得让人落泪——除了几件打满补丁的旧衣服、一箱泛黄的书籍，再没有像样的家产。他的俸禄，大多用来资助学生和办学；别人送的礼金，也都纳入了学堂的“助学基金”。
他的葬礼没有奢华的仪式，没有官员的排场，只有自发前来送行的百姓。送葬的队伍从资中中学堂一直排到城外的沱江边，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他教过的弟子，也有素不相识的乡亲。有人抬着“一代宗师”的匾额，有人捧着他写的书稿，有人哭着喊“骆先生”，声音此起彼伏，回荡在资州的上空。
那个曾经受他资助的农学家邓孝可，跪在他的墓前，泣不成声：“先生，您教我们‘天下无如吃饭难’，可您自己，一辈子都没吃过几顿饱饭啊！”
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资中中学堂内修建了“骆公祠”，把他的画像供奉其中，祠堂的楹联写道：“状元本是清贫士，教育长为天下谋。”每年清明节，都会有大批学生和百姓前来祭拜，讲述他的故事，传承他的精神。
4.3 文脉永续，光照未来
时光荏苒，百年沧桑。资中中学堂后来更名为资中一中，成为四川着名的重点中学。校园里那座刻着“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的石碑，依然矗立在阳光下，历经风雨侵蚀，字迹却愈发清晰，仿佛在向每一个路过的学子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如今的资中一中，延续了骆成骧“教育报国”“学用结合”的理念，不仅注重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更重视实践能力和品德教育。学校设立了“骆成骧奖学金”，专门奖励家境贫寒却品学兼优的学生；开设了“骆成骧实验班”，鼓励学生们像当年的骆成骧一样，胸怀天下，勇于担当。
在学校的校史馆里，陈列着骆成骧当年用过的树枝笔、抄录的书稿、捐赠的棉袍，还有他与学生们在田野考察时的照片（复制品）。每天都有学生来这里参观，听老师讲述骆状元的故事。
有个名叫骆小川的学生，是骆成骧的后人，他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银财宝，却留下了比金银更宝贵的财富——读书的种子，报国的心。我要像他一样，努力学习，将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家乡做贡献。”
从草屋寒门到状元及第，从朝堂献策到杏坛耕耘，骆成骧的一生，是一部“读书改变命运，教育振兴国家”的生动教材。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真正的状元，不是金榜上的名字，而是刻在百姓心中的口碑；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融入血脉的担当。
如今，沱江的水依旧奔流不息，资中的城依旧文脉昌盛。骆成骧的故事，就像这沱江的流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又像那石碑上的箴言，提醒着每一个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知识的敬畏、对教育的重视、对国家的热爱，永远是照亮人生与民族未来的不灭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