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翠龙山的雾与砚台里的月光
蜀地的山，多半带着股湿润的灵气。丹棱的翠龙山尤其如此，一年里倒有大半时间裹在雾里，像位藏着心事的老者，把千言万语都锁在云蒸霞蔚里。山坳里的紫云寺，飞檐上的铜铃被雾打湿了，响声也变得沉缓，像在数着寺里的晨昏——那是康熙末年的光景，几个少年的脚步声，正踩着露水，从佛堂旁的偏室里漫出来。
彭端淑那时不过十二三岁，身量还没长开，裹着件洗得发灰的粗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和哥哥彭端洪、弟弟彭肇洙、彭遵泗挤在一张旧案前，案上摊着泛黄的纸卷，砚台里的墨汁泛着冷光。寺里的香火味混着松烟墨的气息，在潮湿的空气里漫开，成了少年们最熟悉的味道。他们在这儿一住就是五六年，除了父亲彭珣按月来送米粮和书册，几乎与世隔绝。
清晨天刚蒙蒙亮，寺里的和尚还没敲响早课的钟，偏室的窗纸就透出了微光。彭端淑总是第一个坐起来，摸黑摸到砚台，往里面倒些山泉水，拿起墨锭慢慢磨。墨锭是普通的松烟墨，在砚台里转着圈，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磨着磨着，窗外的天色由青转白，雾从窗缝里钻进来，落在纸上，洇出淡淡的水痕。他呵口气搓搓冻红的手，继续在纸上写——有时是《论语》的章句，有时是自己凑的诗，字里行间还带着孩童的生涩，却已有了股不肯将就的执拗。
弟弟彭肇洙性子活泛些，写着写着就走神，盯着窗外的竹影发呆。彭端淑会悄悄用胳膊肘碰他一下，眼神里带着“莫偷懒”的提醒。哥哥彭端洪最是沉稳，埋着头一笔一划地抄经，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比寺里的木鱼声还要规律。几个少年偶尔也会争执，为“学而时习之”的注解争得面红耳赤，或是为一句诗的平仄吵到佛堂的和尚来看究竟。但多数时候，偏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轻响，和山风穿过窗棂的呜咽，像一首被时光拉长的歌。
父亲彭珣来送东西时，从不在寺里多待。他总是站在廊下，隔着窗纸喊一声“力学毋弃”，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落进静水里，在少年们心里荡开圈圈涟漪。彭珣是当地有名的饱学之士，虽没做过官，却把“实学”二字看得比什么都重。有次他见彭端淑的文章里用了些华丽的辞藻，当即把纸揉了，指着院里的竹子说：“你看这竹，一节是一节的实，哪有半分虚浮？做文章若学那墙头花，开得再艳，风一吹就落了。”
外祖父王庭诏来得勤些。这位夹江进士晚年隐居乡里，最爱往紫云寺跑，一来就拉着彭端淑讲经论史。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捏着毛笔却稳得很，在纸上写“崇实黜浮”四个字，笔锋如刀削斧凿，墨色深得像要透纸而出。“做学问不是给人看的，是给自己安身立命的。”老先生说着，往彭端淑手里塞块麦芽糖，“甜要从苦里熬出来，学问也一样。”
合江的董新策进士那次到访，纯属偶然。他本是来丹棱游山，路过紫云寺想讨碗水喝，却被偏室飘出的墨香勾了脚。寺里的小和尚说“是几个娃娃在读书”，他原没放在心上，直到看见墙角堆着的废稿。有一页上写着“蜀中山水奇，奇在骨而非皮”，字迹虽稚嫩，却透着股通透的见识。董新策惊得直拍大腿，当即让小和尚去叫人。
彭端淑出来时，手里还捏着没写完的稿子，长衫上沾着墨点。董新策拉着他的手问：“这句子是你写的？”少年点点头，眼神里带着几分怯生，却不躲闪。老先生便不走了，在寺里住了半月，每天教他们“炼字如炼金”——一个“山”字，要写出峰峦的起伏；一个“水”字，要带着江流的婉转。他教彭端淑读杜甫的诗，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是求奇，是求“真”；教他写文章要“删繁就简三秋树”，把那些虚浮的枝叶全砍掉，只留筋骨。
离开那天，董新策送给彭端淑一方砚台，砚背刻着“守拙”二字。“丹棱的山养人，你这娃娃，将来定能成器。”老先生摸着他的头说。彭端淑捧着砚台站在寺门口，看着董新策的轿子消失在雾里，心里忽然亮堂起来——原来学问这东西，真能像山风一样，吹过千山万水，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一起。
后来，紫云寺的青灯换了一盏又一盏，少年们的鬓角也渐渐染了霜。但彭端淑总说，他这辈子的学问底子，都是在翠龙山那几年攒下的。那雾里的晨读，那案头的批注，那几位老人的目光，像一粒粒种子，落在他心里，慢慢长出了参天的树。
二、科举路上的青衿与朱笔
雍正四年的秋天，丹棱的稻田铺成了金浪，风一吹，沉甸甸的稻穗就低下头，像在向土地行礼。彭端淑背着书箧走出翠龙山时，长衫的料子换了新的，却依旧是素净的青布——那是父亲特意请镇上的裁缝做的，说“赴考要体面，却不必张扬”。
乡试的考场设在成都府，黑压压的考生挤在贡院门口，个个都揣着“一举成名”的梦。彭端淑找了个角落放下书箧，听见旁边有人在炫耀自己的文章如何华丽，引得一群人围着赞叹。他默默打开包袱，拿出董新策送的那方“守拙”砚，往里面倒了些清水。磨墨的时候，他想起外祖父说的“考场如战场，守心最重要”，心慢慢静了下来。
三场考试考了九天，每天都是寅时入场，酉时出场。彭端淑带的干粮是母亲做的麦饼，硬得能硌出牙，他就着冷水慢慢啃，啃完了继续写。他的文章没什么花哨的辞藻，只是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像翠龙山的溪流，清澈见底。写到“民生疾苦”时，他想起父亲说过的“当官不是为了风光，是为了让百姓能安稳吃饭”，笔尖顿了顿，落下的字比平时更重些。
放榜那天，彭端淑挤在人群里，从榜单末尾往前找。眼睛看酸了，才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看到“彭端淑”三个字。他愣了愣，忽然想起紫云寺的青灯，想起父亲的“力学毋弃”，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旁边有人拍他的肩膀：“恭喜恭喜！”他才回过神，对着那人拱手，声音还有些发颤。
中了举人，按规矩要穿青衿（青色的官服）。彭端淑穿上时，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总觉得不太自在。父亲说：“这衣裳是给有担当的人穿的，你要记得，青衿下面，是百姓的盼头。”
九年之后，彭端淑和弟弟彭肇洙一起赴京参加会试。春闱放榜那天，兄弟俩挤在人群里，眼睛瞪得发酸。忽然，彭肇洙指着榜单大叫：“哥！你看！”彭端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彭端淑”和“彭肇洙”两个名字紧挨着，像两棵并肩的树，在京城的春光里挺直了腰。
那一刻，兄弟俩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了握手。彭端淑想起九年前丹棱的稻田，想起紫云寺的雾，忽然明白：有些路，走的时候觉得漫长，回头看，却不过是几步的距离——只要你不停地走。
进了吏部，彭端淑穿的官服是藏青色的，比举人时的青衿更深些。他从主事做起，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卷宗，给官员的升迁调转写评语。吏部的朱红长廊长得望不到头，廊下的铜鹤嘴里衔着铜珠，被岁月磨得发亮。彭端淑捧着卷宗走过时，脚步声在长廊里回响，像在提醒他：每一份卷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前程，一个地方的安稳。
他做事格外认真，看卷宗时总带着紫云寺读书时的劲头，一字一句地抠。有次看到一份官员的考核表，写得天花乱坠，却没提一句实实在在的政绩。彭端淑在旁边批了行小字：“花言巧语，不如一粥一饭。”上司看了，点头说：“彭主事说得在理。”
从主事到员外郎，再到文选司郎中，彭端淑的案头永远堆着小山似的卷宗。他却从没抱怨过，只是把砚台磨得更勤了。晚上加班，他就点一盏油灯，灯芯“噼啪”地跳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长忽短。有次弟弟彭肇洙来看他，见他眼窝深陷，劝他歇一歇。他指着案上的卷宗说：“这些都是百姓的事，歇不得。”
乾隆十二年，彭端淑担任顺天府乡试的同考官。闱场里的油灯比吏部的更亮些，他坐在帘内，手里的朱笔悬在卷纸上，一份份地审阅。忽然，一份考卷让他停住了笔。那字写得跳脱不羁，像蜀地山间的溪流，遇到礁石也不回头，绕个弯继续往前奔。文章里的见解更是新颖，把“经世致用”讲得深入浅出，没有半句陈词滥调。
彭端淑反复读了三遍，在卷首圈了个醒目的红圈，旁边注上“纪昀”二字。他对旁边的考官说：“这考生是个奇才，将来必成大器。”
后来纪昀果然成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名气比彭端淑还大。每次见了彭端淑，他都恭恭敬敬地行礼，喊一声“恩师”。彭端淑总是摆摆手：“我不过是先看到了你的光，那光原本就在你身上。”
有人说彭端淑运气好，能识得纪昀这样的人才。他却在日记里写：“识人如读书，不在浮华，在骨相。纪昀的骨头里，有股不肯安于平庸的气，像当年翠龙山的我们。”
三、岭南的暑气与案头的清风
乾隆十九年的夏天，彭端淑接到调令，要去广东担任肇罗道署察使。出发那天，京城下着小雨，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没让同僚送行。马车驶出城门时，他回头望了望吏部的朱红长廊，忽然想起父亲说的“官帽是戴给百姓看的，不是戴给自己炫耀的”，心里踏实了不少。
广东的暑气是带着潮气的，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人裹在里面。彭端淑到肇罗道衙门时，浑身的衣衫都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沉重的铅。更让他头疼的，是案头堆着的三千多件积案——有些卷宗的纸都发黄发脆了，上面的霉斑像长了毛的心事，看得人心里发堵。
“这些案子拖了多久？”彭端淑问属下。
“有的拖了三四年，有的甚至更久……”属下低着头，声音发虚。
彭端淑没说什么，只是让人把所有卷宗搬到院里的榕树下。榕树的叶子密得像伞，能遮住大半个院子。他搬了个竹凳坐在树下，拿起最上面的一卷，慢慢翻开。阳光透过叶隙落在纸页上，像撒了把碎银，照亮了上面模糊的字迹。
“不必迎送，不必款待。”他对随从说，“我巡查的时候，就带两个人，一匹马，够了。”
第二天一早，彭端淑就骑着马出发了。他没走官道，专挑田埂小路走。看到稻农在水田里弯腰插秧，他就下马站在田埂上看一会儿，和农妇聊几句“今年的收成怎么样”；遇到船家摇着橹从河上过，他就笑着打招呼，问“河水够不够深”。有次路过江边的草屋，见个老妇坐在门槛上抹泪，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
彭端淑让随从停下，走过去问：“老人家，出什么事了？”
老妇抬起头，满脸皱纹里都是泪：“大人，我儿子被冤枉了，说他偷了地主的牛，关在牢里快半年了……”
彭端淑接过那张纸，是张判决书，写得含糊其辞。他皱了皱眉：“您别急，我这就回去查。”
回到衙门时，天已经黑了。彭端淑让人把老妇儿子的卷宗找来，就着油灯看。卷宗里的证词前后矛盾，证人的签名也歪歪扭扭。他越看越气，拍了下桌子：“这哪是断案，是草菅人命！”
烛火在窗纸上跳了半宿，彭端淑一遍遍地核对证词，又让人找来当时的邻居问话。天快亮时，他拿起朱笔，在卷宗上写下“冤情昭雪”四个字，笔尖划破了纸页，也像划破了老妇心上的乌云。
老妇的儿子出狱那天，母子俩跪在衙门前磕头，磕得额头都红了。彭端淑赶紧把他们扶起来：“这是我该做的。你们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就这样，彭端淑每天坐在榕树下审案，遇到有疑问的，就骑马去实地查访。他的官服被汗水浸得发白，又被山风吹得发干，上面沾着泥土和草屑，却比任何华丽的官袍都让人敬重。不到一个月，三千多件积案竟然全清完了。百姓们都说，新来的彭大人有双“火眼金睛”，能看透卷宗里的猫腻。
彭端淑听了，只是笑笑。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哪有什么火眼金睛，不过是把百姓的事当自家事罢了。当年在紫云寺读书，一个字都要琢磨半天，如今断案，一个字更不能含糊——因为每个字背后，都是人家的日子。”
除了断案，彭端淑最上心的就是办学。他发现广东的学风有些浮躁，年轻人总想着走捷径，不肯下苦功夫。于是他亲自督办，在省城修了座书院，取名“端溪书院”。书院的门楣上，他题了“务实”二字，笔锋和当年外祖父写“崇实黜浮”时一样沉。
他去乡下拜访隐居的老儒，亲自执弟子礼，请他们来书院授课。有位姓吴的老夫子说自己年事已高，走不动路。彭端淑就让人抬着轿子去接，一路上亲自扶着轿子杆，生怕颠簸着老先生。吴老夫子感动得说：“彭大人如此重教，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去！”
书院开课那天，彭端淑站在讲堂前，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学生，忽然想起紫云寺的少年们。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白道理。就像种地，你得下力气除草、施肥，才能有收成。光站在田埂上喊‘我要丰收’，没用。”
有个学生写了篇游记，满纸都是“奇峰怪石、云雾缭绕”，辞藻华丽得像绣品。彭端淑在旁边批了一行字：“不如写石缝里的草，石再硬，它也能钻出来——那才是真精神。”
学生不服气，来找他理论：“大人，难道文章不该写得漂亮些吗？”
彭端淑指着窗外的荔枝树说：“你看这荔枝，花开得不起眼，果子却甜。若花占了太多养分，果子就长不好了。文章也一样，辞藻是花，道理是果，不能本末倒置。”
学生愣了愣，低头谢了罪。后来这学生成了广东有名的学者，总说：“是彭大人让我明白，做学问要像荔枝结果，把力气用在实在处。”
在广东的几年，彭端淑走遍了肇罗道的山山水水。他的马靴磨破了好几双，衣袍上沾过稻田的泥水，也沾过书院的墨香。离任那天，百姓们自发地站在路边，手里捧着荔枝、龙眼，要往他的马车上塞。彭端淑一一谢了，只接过一个老婆婆递来的竹筒，里面装着新米。
“大人，这是自家种的米，您带着路上吃。”老婆婆说。
彭端淑捧着竹筒，感觉沉甸甸的。他知道，这里面装的不只是米，还有百姓的心意——那是比任何官帽都珍贵的东西。
四、锦江的水波与书院的晨读
乾隆二十六年的船，走得慢。彭端淑站在船头，看着两岸的青山一点点往后退，像退去的岁月。江风带着水汽扑在脸上，洗去了岭南的暑气，也洗去了官袍上的尘霜。他手里捏着个旧布包，里面裹着广东百姓送的那筒新米，还有端溪书院学生们凑钱买的一方砚台——砚背刻着“师恩如江”，字虽稚拙，却重得像块石头。
船到成都府码头时，锦江的水绿得发稠，岸边的垂柳把影子浸在水里，晃出细碎的波纹。学政陈筌早在码头等着，见了彭端淑就作揖：“乐斋兄，可把你盼来了！”陈筌是彭端淑的旧识，知道他辞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递了信：“锦江书院缺个掌院，这位置，非你莫属。”
锦江书院就在锦江边，红墙黑瓦，飞檐翘角，像一只静卧的仙鹤。彭端淑走进书院时，正赶上学生们晨读，“之乎者也”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混着江水的潮气，让他忽然想起紫云寺的青灯——原来无论在哪儿，读书声都是一样的，像春苗拔节，带着生生不息的劲。
他在书院的门楣上题了“实学”二字。提笔时，手腕微微发颤，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心里的郑重。墨汁落在木头上，慢慢晕开，像把几十年的光阴都融了进去。他对陈筌说：“我这辈子，就信‘实’字。学问要实，做人要实，将来出去做事，更要实。”
上任第一天，彭端淑没讲大道理，只带学生们去了锦江岸边。正是插秧的时节，农夫们挽着裤脚在水田里弯腰，泥水溅了满身，却没人叫苦。他指着田里的稻苗说：“你们看这苗，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稳。做学问就像插秧，看着简单，实则每一步都要踩实了。”
有个叫张问陶的少年，性子桀骜，总觉得课本里的东西太陈旧。他在文章里写“蜀地文脉断矣”，笔锋锐利得像把刀。彭端淑看了，没骂他，反而在旁边批：“有锐气是好，但文脉不是断了，是藏起来了，得靠你们一点点找回来。”
第二天，彭端淑把张问陶叫到书房，给他看自己少年时在紫云寺的手稿。那些纸页泛黄发脆，上面有父亲的朱批，有外祖父的圈点，还有董新策改的字句。“你看，文脉这东西，就像锦江的水，看着时涨时落，其实从没断过。”他指着其中一句“为学当如蜀中山，不事雕琢自峥嵘”，“你有才华，别让傲气遮了眼。”
张问陶捧着手稿，手指抚过那些斑驳的墨迹，忽然红了眼眶。后来他成了清代蜀中诗坛的大家，总说：“彭先生没教我怎么写诗，只教我怎么把心放进字里去。”
彭端淑讲课时，不爱用讲稿。他就坐在案前，像拉家常一样，把自己在京城、在岭南的见闻说给学生听。说吏部的卷宗如何堆成山，说广东的老妇如何为儿子喊冤，说自己断错案子时如何懊悔。学生们听得入迷，总觉得先生说的不是官场，是人生。
有学生问“为学之道最难的是什么”，彭端淑就讲了两个和尚去南海的故事。“一个贫僧，揣着一瓶一钵就上路了，一路上化缘赶路，一年就回来了；一个富僧，总说‘等我攒够了钱，买艘大船再去’，结果等了一辈子，还在原地。”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满堂学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这话像一粒石子，投进学生们的心湖，漾起圈圈涟漪。后来有人把这个故事记下来，就是流传至今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多年后，有学生在外地做官，遇到难办的事，总会想起这个故事，想起彭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书院的藏书楼是彭端淑最常去的地方。里面的书大多是旧本，有些还是明代的刻本，纸页薄得像蝉翼。他常带着学生们整理藏书，修补虫蛀的纸页，给散佚的卷册编目。有次发现一本《蜀语》，里面记着四川各地的方言俗语，却缺了后半部。彭端淑就让学生们分头去乡下采风，把老人们说的谚语、歌谣都记下来，一点点补全。
“学问不只是在书里，还在田埂上，在屋檐下。”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是蜀地的子弟，要懂这里的山，懂这里的水，懂这里的人，写出的文章才有根。”
在锦江书院的日子，像锦江的水一样平静，却也像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着什么。彭端淑的《白鹤堂文集》就是在这时慢慢攒起来的。他写蜀地的山，“丹棱峰峦无俗骨，一拳石也有精神”；写锦江的水，“流到巴渝不记年，依旧清波照初心”；写教育，“育才如种树，不必求速成，根须深了，自然参天”。字里没有官话，只有家常的实在，像他这个人，看着清瘦，却透着股温润的厚。
每年春天，彭端淑都会带着学生去翠龙山。不是去游山，是去紫云寺看看。寺里的老和尚换了几代，偏室的窗纸依旧透亮，只是当年的青灯换成了玻璃灯。他会站在廊下，像父亲当年那样，喊一声“力学毋弃”，声音落进山谷，引来回声阵阵，像无数个少年在应和。
五、案头的残墨与心头的故山
乾隆三十五年，彭端淑已近古稀。头发白得像锦江的浪花，背也有些驼了，但他还是每天去书院，只是不再讲课，只在书房里改改学生的文章。案头的砚台换了新的，却总不如董新策送的那方“守拙”砚顺手，他就把旧砚摆在旁边，说“老伙计，陪着我”。
有天改完最后一篇文章，彭端淑忽然觉得累了。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夕阳把锦江染成金红色，心里冒出个念头：该回丹棱了。
消息传到书院，学生们都来挽留。张问陶那时已中了进士，特意从京城赶回，跪在他面前：“先生，您走了，书院怎么办？”
彭端淑扶起他，笑着说：“书院不是靠我一个人撑着的，是靠你们这些走出去的学生。我在这儿，你们总觉得有个靠山；我走了，你们才能自己站稳脚跟。”
离开成都那天，学生们沿着锦江两岸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人捧着自己的文章，求先生最后批一句；有人往他的行囊里塞自己做的点心；还有人哭着说“先生要常回来看看”。彭端淑一一应着，眼圈也红了。船开时，他站在船头挥手，看两岸的人影越来越小，像当年离开紫云寺时那样，心里既有不舍，又有坦然。
丹棱的家还是老样子。院子里的桂树长得更粗了，父亲当年种的竹子已经成了片竹林。彭端淑每天坐在竹荫下，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和路过的乡邻聊几句。有人问他“做过大官，回来守着这小院，亏不亏”，他就指着院里的菜畦说：“你看这青菜，在地里长得多实诚，比官帽上的顶子好看多了。”
他还是改不了读书的习惯，只是眼睛花了，得用放大镜。有次看到孙子在写文章，用了些生僻的典故，当即把笔夺过来：“写字是给人看的，不是让人猜的。你爷爷写了一辈子文章，最怕的就是别人看不懂。”
七十五岁那年，彭端淑又去了趟翠龙山。紫云寺的住持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特意扫了最好的房间请他住。他却坚持住在当年读书的偏室，说“还是这儿睡得踏实”。夜里，寺里的钟声敲响，他忽然想起年少时和兄弟们磨墨的光景，想起父亲的“力学毋弃”，想起外祖父的“崇实黜浮”，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第二天，几个少年在临摹他的《为学》，字歪歪扭扭的，却很认真。彭端淑走过去，拿起笔，在旁边写了“力学”二字。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纸上，把他的影子和少年们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幅跨越了岁月的画。
“先生，您说这文脉，真能传下去吗？”有个少年问。
彭端淑指着窗外的竹子说：“你看这竹，老的枯了，新的又长出来，一节一节往上蹿。文脉也一样，在你们手里呢。”
六、稻浪里的余响
乾隆四十四年，彭端淑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八十岁。他的墓就在丹棱的山坡上，面朝翠龙山，不远处是成片的稻田。墓碑上没有刻官名，只写着“丹棱彭端淑之墓”，字是他生前自己写的，朴拙得像块石头。
每年清明，总有锦江书院的学生来扫墓。他们带着自己的文章，在墓前读一段，像是在向先生交作业。有一年，张问陶来了，他已经是着名的诗人，却还是像当年那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拿出《白鹤堂文集》，读起那篇《为学》。风穿过稻浪，把“天下事有难易乎”的句子送得很远，像是先生在应和。
后来，丹棱人在紫云寺旁建了座“端淑书院”，把他的手稿、砚台都供在里面。有个老秀才在书院门口写了副对联：“青灯照破千年暗，实学传开万里春。”
再后来，时光流转，朝代更迭，书院的名字换了又换，却总有人记得，曾经有个叫彭端淑的人，从这里走出，带着蜀地的清劲，在京城、在岭南、在锦江岸边，播撒着“实学”的种子。
如今的丹棱，稻田依旧年年金黄。风吹过稻尖，沙沙作响，像有人在念“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那声音里，有紫云寺的青灯，有吏部的卷宗，有岭南的榕树，有锦江的水波，更有一代代蜀地学子不肯服输的气。
这大概就是文脉吧——它不在高高的庙堂里，不在厚厚的史书里，就在这山风里，在这稻浪里，在每个肯“力学毋弃”的人心里，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长歌，在巴蜀的山水间，一直唱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