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壮志，心怀天下
1901年，在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母为他取名陈毅。彼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孩子未来会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陈毅的家境虽称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算是小康，这为他的早期教育提供了基本保障。5岁时，陈毅踏入私塾，开启求知道路。在私塾里，他摇头晃脑地诵读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些古老的文字和蕴含的智慧，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他懵懂的心灵。
时光匆匆，陈毅9岁时进入小学，学校里的知识更为丰富多元，算术、自然等课程，让他的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他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收着新知识的甘霖。1916年，凭借着自身的勤奋与努力，陈毅考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这所学校汇聚了来自各地的青年才俊，新的思潮和知识如汹涌的浪潮，扑面而来。在这里，陈毅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思想，内心深处对世界的好奇和改变世界的渴望被彻底激发。他常常与同学们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1919年，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陈毅怀揣着救国救民的梦想，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这个充满艺术气息与革命氛围的城市，他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常常聚在狭小的房间里，就着昏暗的灯光，研读马克思主义着作，探讨中国的出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种，就这样在陈毅心中悄然种下，照亮了他未来的革命之路。在法国的工厂里，陈毅亲身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让他深感愤怒与痛心，也更加坚定了他改变社会的决心。
1921年，陈毅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但这并没有熄灭他心中的理想火焰，反而让它燃烧得更加炽热。1922年，经蔡和森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踏上革命征程。1923年，陈毅前往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并在同年转为共产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在中法大学，他积极组织学生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同时，他还加入文学研究会，与茅盾等文学巨匠交流切磋，展现出卓越的文艺才华。他的诗歌和文章，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
1925年，陈毅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还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巧妙周旋，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26年，“大沽口事件”爆发，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陈毅挺身而出，参与组织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三一八”惨案中，他身处枪林弹雨，却毫不畏惧，死里逃生后，他更加坚定了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同年8月，受李大钊委派，陈毅回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在四川，他结识了朱德，两人一见如故，畅谈革命理想。他们的相遇，为日后携手战斗埋下了伏笔，也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一份强大的力量。
革命烽火，崭露头角
1927年春天，国内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陈毅来到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肩负起重要的领导责任。武汉，这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见证了他的坚定与担当。在学校里，他积极培养革命骨干，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储备力量。他亲自授课，向学员们讲述革命的道理、斗争的策略，鼓励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奋斗。
南昌起义的枪声，如同划破夜空的惊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陈毅听闻消息后，心急如焚，毅然奔赴江西。在抚州，他终于追上南下的起义军，成为第11军第25师第73团政治指导员。从此，他与起义军的将士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起义军进入广东后，他留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三河坝，这个小小的地方，却成为了决定起义军命运的关键战场。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陈毅和将士们毫不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然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遇失败，部队陷入混乱的危急时刻。许多人开始动摇，甚至有人选择离开。但陈毅挺身而出，他站在高处，大声呼喊：“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事业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坚持下去，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他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亮，穿透了黑暗，给迷茫中的将士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带领大家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他们一边对部队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整顿，一边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建立统战关系。陈毅深知，只有赢得群众的支持，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深入群众，与百姓们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把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工作，让部队重新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928年1月，陈毅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湘南，这片古老的土地，因为他们的到来而焕发出新的生机。陈毅带领部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他告诉百姓们，只有团结起来，推翻旧制度，才能过上好日子。在他的号召下，无数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起义军迅速壮大，如同一股洪流，席卷了湘南大地。3月，陈毅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他深入各乡，亲自指导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他组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让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革命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4月，陈毅同朱德率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井冈山，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的大山，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两支革命力量的汇聚，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合并，爆发出了巨大的光芒。他们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陈毅先后担任重要职务，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井冈山，他们面临着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但陈毅毫不畏惧。他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密切合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他们带领红军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为中国革命打造了一个坚实的红色堡垒。
7月，受湖南省委指示，陈毅率主力团前往湘南。在湘南，他们遭遇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围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但由于敌众我寡，部队遭受了损失。然而，陈毅并没有被困难打倒，他带领部队顽强抵抗，最终撤回井冈山。虽然这次行动遭受了挫折，但陈毅和红军战士们的英勇表现，让敌人胆寒，也让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回到井冈山后，陈毅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加强部队建设，为下一次战斗做好准备。
游击岁月，坚守信念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陈毅因腿伤未愈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此时的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军对苏区红军和群众疯狂屠杀、严密清剿，内部还出现叛徒，犹如乌云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但陈毅没有丝毫退缩，他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他们深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改变作战方式，实现从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
此后，陈毅与中央失去联系，在国民党军频繁“清剿”和严密经济封锁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没有食物，他们就吃野菜、野果；没有住所，他们就睡在山洞、树林里。但陈毅和战士们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在一次战斗中，陈毅腿部的旧伤复发，疼痛难忍，但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不能休息，革命还没有成功，我要和大家一起战斗！”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陈毅依靠赣粤边人民群众，坚持多种斗争方式相结合，与敌人周旋。他深知，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力量源泉，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他积极组织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传递情报，为游击队提供物资支持。同时，他还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扩大革命的力量。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军围困20余日。在这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表达为革命牺牲的坚定信念：“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豪迈的诗句，展现了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到1937年，陈毅领导赣粤边军民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火种和一批战斗骨干，为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在这三年里，他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他的坚持和努力，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存了有生力量，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陈毅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新的战斗使命。
抗日烽火，浴血奋战
193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毅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谈判桌上，陈毅据理力争，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立场。他深知，这次谈判关乎着抗日大局，必须为红军游击队争取到合法的地位和发展空间。经过艰苦的努力，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为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
之后，陈毅前往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重重困难和误解。有些游击队员对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甚至险些将他错杀。但陈毅耐心解释，详细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最终说服了大家。新四军成立后，陈毅担任重要职务，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他深知，只有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充分发挥新四军的优势，打击敌人。
1938年，陈毅率部挺进江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茅山，这片风景秀丽的山区，成为了新四军打击日寇的重要战场。陈毅带领部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先后进行了新丰、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在战斗中，陈毅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灵活运用战术，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让日寇防不胜防。
1939年起，陈毅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南京、上海之间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他带领部队，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敌人的心脏地带。他们先后取得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让日寇闻风丧胆。6月，陈毅以主力一部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虹桥机场，轰动上海。这次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也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人们纷纷传颂着新四军的英勇事迹，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1940年，陈毅率江南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制订并贯彻了灭敌、反韩、联李的策略方针。苏北，这片战略要地，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陈毅深知，要想在苏北立足，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亲自前往泰州，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进行谈判，争取他的支持。同时，他积极组织部队，准备应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进攻。10月，陈毅与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歼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黄桥战役的胜利，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华中抗战的道路。它不仅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也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奉命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代理军长。面对新四军遭受重创的局面，陈毅没有丝毫退缩。他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他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推动部队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环节的全面建设。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迅速恢复了战斗力，成为了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
2月，陈毅组织指挥讨逆战役，歼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他领导盐阜区反“扫荡”，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一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机关的计划。10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陈道口战役，进一步沟通了盐阜、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的联系。在这些战斗中，陈毅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坚定的领导信念。他带领新四军战士们，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抗击日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陈毅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他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难，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陈毅始终坚守在抗日一线，他的身影，成为了新四军战士们心中的旗帜，激励着他们奋勇向前。
1943年10月在军委分会会议上，陈毅遭受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的错误批判，此即“黄花塘事件”。但他顾全大局，没有因此而影响抗日工作。11月奉毛泽东指示启程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4年3月到延安后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春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在延安的日子里，陈毅认真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为迎接新的挑战做好准备。
解放战争，决胜千里
1945年8月，当抗日战争的胜利号角传遍中华大地，陈毅正站在华中根据地的山岗上，望着漫山遍野欢庆的群众，眼角泛起泪光。可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国民党军已悄然调集重兵，试图独占胜利果实。时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的陈毅，敏锐地察觉到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他在干部会议上敲着桌子说：“同志们，鬼子跑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藏不住了！咱们手里的枪不能放，要为老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津浦路上的铁拳
1945年10月，陈毅星夜奔赴山东临沂，就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的重兵集团。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干线，成了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的“快车道”。陈毅当即拍板：“把津浦路变成蒋介石的‘鬼门关’！”
他亲自勘察地形，在邹县、滕县一带布下口袋阵。战士们抡起镐头挖战壕，老乡们推着独轮车送干粮，连白发苍苍的大爷都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当掩体。10月18日，战斗打响，陈毅在指挥部里盯着电报机，手指在地图上快速移动。当听到部队攻克邹县火车站的消息时，他笑着对参谋说：“给前线带句话，让同志们趁热打铁，把铁轨给我拆了——蒋介石想坐车来，就让他走着来！”
这场阻击战一打就是三个月，陈毅指挥部队像钉子一样钉在津浦路上，大小战斗数十次，硬是歼灭国民党军2.8万人，还受降了4000名不愿向蒋介石缴械的日军。1946年1月，当停战令传来时，陈毅站在雪地里，望着被炸毁的铁路桥，对身边的战士说：“咱们多守一天，解放区的老百姓就能多喘口气。”
华东战场的铁流
1946年6月，国民党军撕毁停战协定，调集50万兵力猛攻华东解放区。陈毅统率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部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卫反击。他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墙上挂满了标着红蓝箭头的地图，夜里常能看到他披着棉袄在院子里踱步，嘴里念叨着“运动战，运动战，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7月的朝阳集战役，陈毅上演了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他先派小股部队佯攻徐州，引诱国民党军主力增援，自己则亲率主力奔袭朝阳集，一夜之间歼灭敌整编第69师一部。战斗结束后，被俘的敌团长摸着脑袋说：“陈司令的部队跟飞似的，刚听说在徐州城外枪响，怎么转眼就打到我们这儿了？”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组合，成了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黄金搭档”。宿北战役中，两人在油灯下连夜制定作战计划，陈毅指着地图上的晓店子说：“这里是敌人的软肋，就打这儿！”粟裕补充道：“要速战速决，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结果仅用四天，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人，开创了华东战场一次歼敌两个旅的纪录。
莱芜战役更是堪称奇迹。1947年2月，国民党军31万兵力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陈毅却看出了敌军的破绽——南线兵力密集，北线李仙洲集团孤军深入。他当即决定：“舍南打北，直扑莱芜！”部队昼伏夜行，三天急行军200多里，像一把尖刀插入敌军腹地。当李仙洲发现被包围时，惊呼：“陈老总神兵天降！”此役歼敌7万余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中一次歼敌最多的纪录。战后陈毅诗兴大发，挥笔写下：“莱芜淄博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
孟良崮上的丰碑
1947年5月，国民党军王牌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直逼沂蒙山区。这支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部队，装备精良，骄横跋扈，师长张灵甫扬言要“活捉陈毅、粟裕”。
陈毅在孟良崮附近的山洞里召开紧急会议，桌上摆着刚截获的张灵甫的电报。他把电报拍在桌上：“74师是块硬骨头，但也是块孤立的骨头！咱们就啃这块硬骨头，打掉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战斗打响后，陈毅三天三夜没合眼，电话听筒烫得能烙饼。当得知部队攻上孟良崮主峰时，他一把抢过参谋手里的望远镜，看到山顶升起红旗，突然对着话筒大喊：“同志们，把张灵甫的指挥部给我端了！告诉战士们，我陈毅给他们记头功！”
这场战役歼灭整编第74师3.2万人，张灵甫被击毙。打扫战场时，战士们从他的指挥所里搜出一张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华东野战军的位置，却唯独没算到陈毅敢“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战后，陈毅登上孟良崮，望着漫山遍野的弹壳，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是一座山，是无数战士用命堆起来的丰碑啊！”
中原大地上的转折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转入战略进攻。陈毅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从鲁西南杀出一条血路，挺进豫皖苏地区。这支部队没有后方补给，全靠“以战养战”——打土豪分粮食，缴获敌人的武器补充自己。
9月的沙土集战役，是挺进中原后的关键一战。当时部队连续行军，战士们脚上磨起了血泡，粮食也快吃完了。陈毅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边走边给战士们鼓劲：“咱们现在是饿肚子打仗，但等打到了豫皖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天天能吃白面馒头！”战斗中，他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敌军阵地，炮弹精准地落在敌指挥部顶上，吓得敌军师长连夜逃跑。此役歼敌9000余人，为挺进豫皖苏打开了通道。
在豫皖苏地区，陈毅推行“打土豪、分田地”，老乡们牵着牲口送军粮，姑娘们连夜做军鞋。有个大娘把唯一的棉被送给伤员，说：“陈司令的队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俺们不能让战士们冻着！”陈毅握着大娘的手说：“大娘放心，等全国解放了，咱们盖新棉被，住新房子！”
淮海战役的决胜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拉开序幕。陈毅作为总前委常委，与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着60万解放军与80万国民党军展开决战。他的指挥部设在安徽濉溪的一个小村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作战地图，上面插满了代表部队的小旗子。
战役最紧张时，陈毅连续七天七夜没离开指挥部，眼睛熬得通红，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就用手势和笔指挥。有一次，参谋劝他休息，他摆摆手，指着地图上的碾庄说：“黄百韬还没解决，我怎么睡得着？”当得知碾庄被攻克的消息时，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猛灌一口水，笑着说：“黄百韬这只‘煮熟的鸭子’，总算没飞！”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毅亲自到前线阵地，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的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泥土溅了他一身，他却拍拍衣服说：“没事，炮弹怕我陈毅！”战士们见司令员亲临前线，士气大振，高呼着冲出战壕，最终全歼黄维兵团。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5万余人。陈毅站在结冰的河面上，望着缴获的堆积如山的武器，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仗打完，蒋介石的老本钱差不多赔光了。”
渡江战役的号角
1949年4月，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长江岸边，百万雄师厉兵秣马，战船在江面上演练，老乡们划着渔船送来渡江用的竹竿。
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陈毅在指挥部里，听着江面上的枪炮声，手里攥着一份渡江路线图。当第一艘登陆艇冲上南岸的消息传来时，他激动地站起来，对参谋说：“给各部队发电，乘胜追击，解放南京！”
南京解放后，陈毅骑着马进入市区，老百姓夹道欢迎，孩子们举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小红旗。他翻身下马，接过一位大爷递来的茶水，笑着说：“大爷，蒋介石跑了，咱们解放了！”
上海街头的“见面礼”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消息像惊雷般传遍黄浦江两岸。当陈毅带着军管会的干部走进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眉头紧锁：外滩的银行大楼紧闭着大门，南京路的商店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码头上堆积着无人看管的货物，还有不少市民提着行李箱，神色慌张地往租界方向跑。
“同志们，上海不是战场，是咱们要守护的家园。”陈毅在军管会第一次会议上敲着桌子说，“三天前在丹阳定下的规矩，一条都不能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民房一间一屋，不扰商户一厘一毫。”他特意让人把“军队不入民宅”这条纪律用红漆刷在木板上，插遍了大街小巷。
有天清晨，陈毅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带着警卫员在苏州河边巡查。远远看见一群战士靠着墙根睡觉，身上盖着草席，怀里还抱着步枪。他悄悄走过去，发现有个小战士冻得直哆嗦，便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旁边卖早点的阿婆看得直抹眼泪，端来一大盆热豆浆：“长官，让孩子们喝点热的吧，哪有打了胜仗还睡街上的呀！”陈毅笑着摆摆手：“阿婆，这是我们的规矩。等安顿好了，一定来您这儿买油条。”
进驻上海的第一个月，军管会就办了三件大事：查封证券大楼打击银元投机，让疯涨的物价稳了下来；接管电厂、水厂保障供应，让停摆的工厂重新冒烟；抓捕潜伏的特务，让夜里不再有枪声。有天陈毅去杨树浦纱厂视察，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抢修机器，便挽起袖子加入进去。厂长想给他搬把椅子，他摆摆手：“我当工人的时候，比这累的活都干过。”当听说有资本家卷着资金跑了，他当即拍板：“政府给贷款，咱们自己开工！”
那年夏天，上海遭遇台风，黄浦江水位暴涨。陈毅带着干部们在堤坝上扛沙袋，浑身湿透了也顾不上换。有个老船工拉着他的手说：“陈市长，您是大官，怎么还干这个？”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在上海，我就是个大管家，家里漏雨了，能不着急吗？”台风过后，他又让人给受灾的百姓送粮送药，亲自挨家挨户查看情况。
建设新中国的“大管家”
1950年初，陈毅在上海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台下坐着荣毅仁等知名企业家，不少人心里打鼓：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共产”？陈毅开门见山：“新中国要发展，离不开民族资本。你们放心办厂，政府给你们撑腰。”他当场宣布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还让人给困难企业发放贷款。散会后，荣毅仁握着他的手说：“陈市长，您这几句话，比金子还值钱。”
为了恢复生产，陈毅天天泡在工厂里。江南造船厂缺钢材，他就亲自去找苏联专家协调；上海机床厂缺技术工人，他就从部队里抽调有经验的老兵转业进厂。有次他在车间里看到个年轻人在钻研图纸，一问才知道是留美归来的工程师，因为怕被当成“反动派”不敢露面。陈毅拍着他的肩膀说：“新中国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放开手脚干，出了问题我担着！”
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上海成了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弹药，妇女们连夜做棉衣，孩子们把零花钱捐出来买飞机。陈毅每天都去军工企业督战，有次在炮弹厂看到工人们吃着冷饭干活，当即让食堂给大家做红烧肉。他对工人们说：“前线的战士在流血，咱们多造一发炮弹，他们就多一分安全。”
除了抓生产，陈毅还特别重视教育和文化。他把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学校改造成公立大学，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他支持梅兰芳重组京剧团，还亲自去看排练，说：“旧戏要改，但好东西不能丢。”有次他去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听到学生们在唱《黄河大合唱》，忍不住跟着哼起来，还跟指挥说：“要让年轻人知道，这歌声里有咱们中国人的骨气。”
1954年，陈毅奉调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离开上海那天，老百姓自发地站在路边送行，有人举着“陈市长再见”的牌子，有人往他的车里塞鸡蛋和手帕。陈毅摇下车窗，对着人群拱手：“上海的父老乡亲，我陈毅没给你们丢脸。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惦记着咱们上海！”车子开了很远，他还在回头望着这座他用心血守护过的城市。
外交舞台上的“诗人将军”
1958年，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会议时，他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说：“咱们中国是大国，但不能当霸主。外交就是交朋友，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讲信用、有骨气。”他的外交风格像他的诗一样，既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刚硬，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温情。
1960年，陈毅率团访问缅甸。在欢迎宴会上，缅甸总理奈温提议喝交杯酒，他二话不说就端起酒杯，笑着说：“中缅两国是邻居，就像这杯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访问期间，他特意去看望山区的佤族群众，盘腿坐在竹楼里喝竹筒酒，跟老乡们一起唱山歌。离开时，佤族头人送他一把长刀，他回赠了一支半自动步枪：“这刀能防身，这枪能打豺狼，咱们一起守着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法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干涉其内政，陈毅在谈判桌上拍了胸脯：“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一样。中法建交，是朋友之间的事，不是上下级的事。”当协议签订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地对工作人员说：“这是咱们打破美国封锁的一大步，今晚加个菜，喝杯茅台！”
在日内瓦会议上，有西方国家代表嘲讽中国“贫穷落后”，陈毅当场回击：“中国是穷，但穷得有骨气！我们不靠侵略别人发财，不像某些国家，手里拿着枪，嘴里喊着和平。”他的话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都竖起了耳朵。会议间隙，他还跟英国外交大臣聊起了莎士比亚，跟法国代表探讨雨果的诗歌，有人说：“陈外长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大学教授。”
陈毅常说：“外交无小事，但也不能事事胆小。”有次美国记者故意刁难：“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他哈哈大笑：“你家有菜刀，难道是为了杀人？我们有核武器，是为了不被人欺负。”还有一次，苏联代表在会上指责中国“背离社会主义”，他当场站起来反驳：“什么是社会主义？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是社会主义！你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才是背离了列宁的教导！”
风雨中的青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成了“打倒”的对象。造反派冲进外交部，把他的办公室砸得乱七八糟，还在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每天照常上班，见到造反派就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胡来。外交部是国家的窗口，砸坏了，外国人会笑话咱们。”
有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低头认罪，他梗着脖子说：“我陈毅一辈子光明磊落，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头可断，腰不能弯！”批斗会结束后，他被关进“牛棚”，却依然坚持读书看报，还偷偷写了不少诗。有首诗里写道：“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1969年，毛泽东派他去石家庄“劳动锻炼”。在工厂里，他跟工人师傅们一起扛钢板、拧螺丝，工人们都喜欢这个没有架子的“老陈”。有个青年工人问他：“陈老总，您受了这么多委屈，心里不难受吗？”他笑着说：“我这一辈子，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点委屈算什么？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干到底。”
1971年，陈毅被查出患了肠癌。住院期间，他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跟来看望他的叶剑英讨论国际形势，说：“美国想拉拢苏联对付中国，咱们不能上当。要抓住机会，打开外交新局面。”他还让人找来《孙子兵法》，在病床上圈圈点点，说：“打仗和外交一个理，都要知己知彼。”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毛泽东冒雪参加他的追悼会，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追悼会上，播放着他生前最喜欢的《新四军军歌》，无数人泣不成声。
陈毅的一生，像他写的青松一样，“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他是战将，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千军；他是诗人，用笔墨书写革命豪情；他是公仆，为百姓的冷暖操劳一生。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外交舞台，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就是个老百姓，这辈子，就想让中国好起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如今，上海外滩的江风吹拂着游人的脸庞，南京路上的商店里人头攒动，黄浦江上架起了一座座大桥。陈毅广场上，他的铜像目光坚定地望着远方，仿佛在说：“看，这就是我们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