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放下笔，轻轻舒了一口气，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看着试卷上的十道题，心中不由得对陛下生出深深的敬佩：“陛下这十道题，看似各不相干，实则环环相扣，皆是关乎大宋国计民生的要害问题。
若不是对朝政有深刻的了解，对百姓疾苦有真切的关怀，绝无可能出得出这样的题目。
看来陛下是真心想要选拔能办实事、敢担重任的官员，而非只会阿谀奉承、纸上谈兵之辈。”
他擦了擦汗，再次拿起笔，继续完善自己的答案。
而龙椅上的赵翊，看着阶下专注答题的仕子们，心中思绪万千。
他此次出的这十道题，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借鉴了宋仁宗天圣八年殿试中的“问道十通”。
赵翊自幼便对宋仁宗极为敬佩，在他看来，大宋诸多帝王中，宋仁宗虽算不上雄才大略，却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开创了“仁宗盛治”，大宋在他的统治下，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上也有诸多建树。
更重要的是，宋仁宗知人善任，选拔并重用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文臣武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大宋的栋梁之材。
说起宋仁宗时期的文臣，首推范仲淹。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贤臣，不仅文采斐然，更有一颗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
他主持“庆历新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发展农业，虽因触动保守势力利益而最终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他镇守西北时，改革军制，修筑城寨，成功抵御了西夏的入侵，让西夏人不敢轻易犯边，人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还有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与欧阳修。
王安石不仅是文坛领袖，更是着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他提出的“王安石变法”，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旨在富国强兵，虽然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其初衷与大部分措施都具有进步意义，对大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阳修则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浮华文风，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文学人才，同时他在为官期间，直言敢谏，整顿吏治，为朝廷选拔了不少贤才，更主持编纂了《新唐书》《新五代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而被后世称为“包青天”的包拯，更是宋仁宗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包拯为官清廉公正，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进谏。
他在开封府任职期间，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公正审理了无数案件，为百姓申冤做主，深受百姓爱戴。
他多次向朝廷进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朝中重臣，只要触犯法律，他都一视同仁，绝不姑息，成为了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文臣如此，武将亦不逊色。
狄青便是宋仁宗时期最着名的武将之一。
他出身行伍，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战功，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大将军。
广西侬智高叛乱时，宋军屡战屡败，朝野震动，狄青主动请缨，挂帅出征。
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沉着指挥，最终大败侬智高，平定了叛乱，收复了失地，稳定了西南边境。
狄青不仅战功赫赫，而且治军严明，关爱士兵，深受将士们的爱戴，成为了大宋武将中的典范。
王韶的名字，与北宋西北边疆的拓土伟业紧密相连。
这位被仁宗慧眼识中的奇才，并非传统意义上墨守成规的文臣，而是一位胸藏韬略、志在四方的战略家。
早年他遍历西北，深知河湟地区对于大宋边防的重要性——这片被吐蕃诸部占据的土地，东接秦陇，西通西域，既是抵御西夏的天然屏障，也是打通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
在仁宗“问道十通”的策问中，王韶以《平戎策》三篇对答，条分缕析地阐述了“收复河湟、招抚诸羌、孤立西夏”的战略构想，其远见卓识令仁宗击节赞叹，当即委以重任。
得到朝廷支持后，王韶踏上了拓边之路。
他深知边疆事务复杂，并非一味用兵就能奏效，于是采取“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
面对割据河湟的唃厮啰后裔，他先遣使通好，晓以利害，争取到部分部落的归附；
对于负隅顽抗的势力，则果断出兵，连下熙、河、洮、岷等六州。
在战场上，王韶身先士卒，屡破强敌，先后击溃吐蕃主力数万之众，将大宋的疆域向西拓展了二千余里。
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不仅为大宋增添了广袤的疆土，更获得了充足的战马产地和兵源，使得西夏被南北夹击，战略空间大大压缩。
王韶的拓边之功，不仅缓解了北宋长期以来的西北边患，更向天下证明了大宋并非只能被动防御，亦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与实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仁宗对他真才实学的认可与重用。
与王韶的运筹帷幄相得益彰的，是种谔这位铁血悍将。
种谔出身将门世家，自幼熟读兵书，弓马娴熟，更兼具非凡的军事洞察力。
仁宗年间，种谔通过武举入仕，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实战能力迅速崭露头角。
他深知西北边防的要害，尤其对西夏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在仁宗“问道十通”关于边防策略的策问中，他提出的“筑城固守、相机出击”的战术思想，与王韶的战略构想形成互补，深得仁宗赏识。
种谔的军事生涯，以勇猛果敢着称。
他在西北边境多次率军抗击西夏入侵，每战必身先士卒，鼓舞士气。
最着名的战绩便是率军收复绥州，此战中，种谔先是巧施计谋，招降西夏守将，而后迅速部署兵力，抵御西夏援军的反扑，以少胜多，大败西夏军队，成功将绥州纳入大宋版图。
此后，他驻守西北多年，修筑城堡，训练士卒，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种谔的崛起，同样离不开仁宗的识人之明——正是仁宗打破了传统的门第限制，唯才是举，才让这位有勇有谋的将领得以施展抱负，为大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西北屏障。
仁宗朝之所以能涌现出王韶、种谔这样的旷世奇才，核心在于其选官制度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而“问道十通”便是这一制度的集中体现。
这十道策问，并非局限于经义章句的死记硬背，而是涵盖了治国理政、边防军务、民生经济、礼乐教化等方方面面，旨在考察应试者的实际才干与战略眼光。
仁宗深知，太平盛世并非靠空谈得来，唯有选拔出真正懂治国、善理事、能打仗的真才，大宋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他在阅卷时，从不拘泥于格式套路，而是着重关注应试者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重实学、轻虚名”的选拔标准，才让范仲淹，王安石，狄青，王韶、种谔等身怀绝技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支撑大宋江山的栋梁。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却未能留下一位能完全继承其治国理念的子嗣，晚年传位于侄子宋英宗，此后大宋的国策逐渐偏离了仁宗时期的稳健轨道。
加之仁宗之后的几位帝王未能延续“唯才是举”的选官传统，朝堂之上渐生庸碌之风，曾经威震四方的西北军也因指挥失当而战力衰减。
最终，在靖康年间，金人铁蹄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俘，上演了“靖康耻，犹未雪”的千古悲剧。
倘若仁宗能多活二十年，以他的仁厚与远见，必然能进一步巩固边防，整顿吏治，培养出更多像王韶、种谔这样的人才；
倘若他有一位能承继其衣钵的儿子，延续“问道十通”的选才标准，大宋的国力必然能持续强盛，金人即便虎视眈眈，也绝无可乘之机。
历史没有假如，但仁宗选拔真才的理念却得以传承。
赵翊深知仁宗“问道十通”的深远意义，更明白大宋亟需真才实学之士来支撑危局，于是效仿仁宗，另设十道策问，其题目更加贴合当时的国家需求，从边防部署到民生治理，从财政改革到人才培养，无一不直指要害。
他的目的与仁宗如出一辙：打破科举制度的僵化束缚，选拔出真正能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谋福的贤才，让这些人投身朝堂，辅佐自己稳固大宋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