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志感叹历史车轮的强大，无法改变这位“川军军魂”的逝去的局面时，华夏抗战也进入了困局。
这时的华夏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的艰难时期，国内外形势复杂交织。
在正面战场上，倭寇也是身心俱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开展了占领区的残酷统治，以弥补自身军备的不足。
为此倭寇在占领区，首先开展了扫荡与伪政权活动?。
倭寇第36师团2000余人向晋省太南地区“扫荡”，侵占平顺县城，同时王伪政权在华北设置“防共委员会”，强化对沦陷区的控制?。
因战争规模扩大，与战争时间的延长，倭寇自身战备能力逐渐减弱，东北、华北、华南等地成为侵华倭寇军备的来源地。
倭寇自然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占领区，不仅加强扫荡，还加强了统治，盘剥占领区民众，这些地区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驻沪上倭寇参谋长樱井向金陵派遣军总部，汇报了针对新四军的作战部署，计划迫使其退至皖南并制造与蓝党党军队冲突?。
而蓝党这边，在稳定了双方的战线之后，常校长又想起了动摇其统治地位的红党，开始制造两党摩擦。
常校长两次电令新四军北移，要求其从繁昌、铜陵渡江并“按指定路线北上”，同时蓝党军令部密令蓝党第48军封锁新四军长江两岸联络线，试图限制其行动?。
军委会何部长明确指示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暴露了蓝党对红党武装力量的压制意图?。
面对蓝党的不断挑衅，红党进行策略调整?。
红党中央于12月25日发布《论政策》指示，批判党内“左”倾思想，强调抗战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动摇，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的策略原则，并细化土地、税收等具体政策以巩固根据地?。
抗战圣地的华夏青年通讯社成立，加强青年统战工作，要求红党党员“长期埋伏”与扩大政治影响并重?。
其实蓝红两党摩擦在此时加剧的原因主要是?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
抗战相持阶段红党军队迅速发展壮大，1940年百团大战后兵力已超40万，控制华北、华中大片敌后根据地，直接威胁蓝党统治核心区域?。
蓝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持续失利，兵力损耗严重，两相对比，对红党武装的忌惮加剧?。
?同时，因国际局势影响?，此时同盟国成立后，倭寇加大对蓝党的诱降力度，欧米为自身利益也转向拉拢常校长，共同反对红色主义的主张，使常校长产生通过压制红党换取外援的幻想?。
毛熊继续对华军援，但态度模棱两可，既希望红党牵制倭寇，又需维持与蓝党政府关系，这种国际环境变相提高了华夏重要性，也助长了常校长的\"剿共\"决心?。
为此1939年蓝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限红反红\"政策后，局部军事摩擦不断（如晋西事变、曹甸战役），1940年10月\"皓电\"要求红党部队北撤，标志着摩擦全面升级?。
红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权建设（如\"三三制\"），被蓝党视为争夺地盘的\"新军阀行为\"?。
?常校长虽不愿全面内战，但党内强硬派推动军事部署，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动用8万兵力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创下抗战期间最大规模摩擦?。
老人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策略，政治上，坚决反击，但避免直接攻击常校长，通过舆论战争取国内外同情?。
蓝党内部也不断整顿?。蓝党政府第39集团军高司令诱捕并枪决企图投降倭寇的石友三，遏制了部分军队的投敌倾向?。
韩主席部在苏北屡遭失败，求援常校长，后者虽派汤司令部策应，但重点转向限制新四军?。
华夏因主要经济来源地区—江浙地区，基本沦陷，经济和物资陷入了困境，但国际?外援与物资也陷入困境?。
米国通过1亿美元贷款（含5000万平准基金）支持蓝党政府，王国也追加同类贷款。
但因倭寇封锁了华夏对外主要通道，实际物资采购受倭寇封锁影响，国内接受有限?。
全靠着西南沐春公司四大基地来维持前线各项需求的运转。
冀南、太行等地颁布《减租减息条例》，缓解根据地民生压力?。
同时，在?舆论与精神抗争?方面，陪都红党的《新华日报》在轰炸中坚持发刊，以社论呼吁“以胜利回答敌寇暴行”，展现新闻界的坚韧?。
国际舆论关注华夏战场牵制日军的作用，尤其是海湾袭击与王国与高卢面对凶残的倭寇后，更深刻感受到了华夏战场的重要性。
米国《时代》杂志评价“华夏用1亿美元牵制百万倭寇是合算交易”?。
这一时期，华夏抗战面临军事消耗、内部矛盾与资源短缺的多重挑战，但通过灵活策略与国际支持，仍以巨大代价维系着战局平衡。
而沐春公司也存在严重的生产问题。尽管蓝党政府，在宋部长的极力斡旋下，收回了一定的成本，但是生产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个是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的问题。军事装备中，很多急需的生产材料需要进口，但华夏对外通道基本被封锁。
一个是由于不断扩大生产，电力资源不足，只能采取限电或者错时生产，这就减缓了生产进度。
还有一个是陪都政府，不能及时结清沐春公司的款项，沐春公司生产的产品，刚下生产线，就被军委会后勤部门强硬拉走，造成沐春公司生产数量不断下降。
关键是倭寇不断的战时轰炸。随着抗战爆发，沐春公司对华夏抗战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对此，倭寇采取了多方办法。一方面派出大量的间谍，侦查四个生产基地的详细情况，并采取收买、色诱、破坏等方法，骚扰四个生产基地的生产。
另一方面，根据侦查的详细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不定时轰炸，企图摧毁沐春公司的生产，打击华夏抗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