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有一个异于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是，津门因政治避居与安全庇护，住着众多遗老遗少和政客，这些人被称为“寓公”。
津门各国租界因享有治外法权，成为失势军政要员的避难所。
1935年前后，寓公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清亡后拒绝剪辫的遗老遗少（如溥仪及其追随者），二是北洋军阀混战中落败的军政人物（如段祺瑞、黎元洪）。
他们在租界内虽失去实权，但仍通过密谋试图影响政局，例如溥仪与倭国特务的频繁接触为日后伪满洲国建立埋下伏笔。
租界巡捕房档案显示，仅王国租界1935年就登记有前国务总理级寓公7人、督军级23人。
寓公们普遍居住在租界内欧式洋楼中，如原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在英租界31号路（今解放北路）的宅邸设有网球场和西式花园。
他们的日常生活融合中西习俗：早晨用王国早茶，午后打台球或听京剧堂会，晚间常赴起士林西餐厅参加社交宴会。1
935年法租界进口香槟酒消费量的60%由寓公群体贡献。
部分寓公将政治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源。直系军阀孙传芳下野后投资纺织厂，皖系徐树铮创办垦牧公司。
1935年《大公报》统计，津门租界内由寓公开设的钱庄、银号达47家，占全市同业的三分之一。但投资风险也显而易见——原海军总长刘冠雄因经商失败导致晚年贫病交加。
寓公群体催生了津门特殊的文化生态。他们资助京剧名角（如梅兰芳）赴津演出，推动书画收藏热潮。
1935年成立的“城南诗社”聚集了严修、赵元礼等文人寓公，同时，寓公家族联姻形成封闭圈子，如1935年齐燮元续弦书画家华泽愉即属典型。
这种表面优渥的生活下暗藏危机，倭国特务对抗倭人士（如马占山）持续监视，亲倭派寓公（如郑孝胥）则积极为倭方活动。
这种复杂性使得1935年的津门租界既是乱世桃源，也是政治暗流涌动的特殊空间。
而津门的“四霸一恶”就是倭国人针对这些“寓公”主要的力量，通过这些人的威逼利诱，寻求这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官僚，出面支持倭国和亲倭势力，成为未来的统治工具。
在津门抗战期间，津门涌现出多位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与倭伪合作的华夏名人，边守靖津门静海人，同盟会成员，恒源纱厂创办人，曾任顺直议会议长等职。
拒绝出任伪津门市长，抵制倭资合营，保护民族企业免遭倭寇掠夺；暗中掩护红党活动，抗米援朝时捐资购买军备。被誉为“民族实业家典范”。
曹锟这位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下野后居津门英租界。
倭寇多次利诱其出任伪职，均遭严拒，其夫人曾堵门痛骂日方说客；晚年抑郁成疾仍坚持“宁可喝粥不当汉奸”。
刘喜奎是津门籍戏曲名家，与梅兰芳齐名，被誉为“坤伶魁首”。
断然拒绝为倭军演出，抗战期间将全部积蓄捐作军费，实现“裸捐”救国。曾拒绝袁世凯等五位总统的追求，以刚烈性格着称。
刘髯公是《新天津报》创办人，回族报业巨子。报纸停刊后拒绝倭伪复刊要求，被捕后受尽酷刑仍高唱京剧骂敌，临终嘱托“勿忘中国人”。创办回民小学、修复清真寺，被誉为“爱国报人楷模”。
赵天麟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北洋大学校长，耀华中学创始人。
抵制倭军“亲善教育”，禁止武装倭军入校，1938年被倭寇特务暗杀于上班途中。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抗倭名将马占山，此时正在津门寓居，因自身的抗倭气节，一直引来倭寇多次暗杀与阴谋陷害。
1935年初，倭寇特务得知马占山组织牌局后，派遣5人刺杀小组混入其公馆。其中一名马姓特务因敬佩马占山抗倭精神，向津门警方告密。警方设伏击毙其余4名特务，挫败刺杀计划。此事促使马占山加强戒备。
倭寇因直接刺杀失败，转而勾结汉奸石友三绑架马占山之子马奎，索要百万赎金。
马占山以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应对，迫使绑匪放松看守，马奎最终成功逃脱。此举展现了马占山面对威胁时的果决策略。
倭寇又多次通过舆论抹黑马占山，包括：假冒认亲案：1934年秋（延续至1935年），倭寇指使特务马荣冒充其生父，闹上法庭企图毁其声誉。
经女律师纪清漪调查揭露，法院判马荣诽谤罪入狱6个月。乞丐诽谤事件；倭寇派特务假扮乞丐在马公馆外散布谣言，称马占山为\"不孝之子\"，后经法律手段澄清。
马占山深居津门王国租界（今湖南路11号），日常仅带保镖卢纯等少数随从出行。
其行动高度警惕，因倭寇川岛芳子等多方势力持续监视，甚至清晨散步也常遇挑衅。
马占山还利用自己的智谋和影响力，诱杀了川岛芳子表弟金荣麟，为有气节的华夏民众出了一口气。成为津门寓公中坚持抗倭的代表。
但也出现了部分寓公和社会名流投靠倭伪政权的情况，像任津门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倭伪津门教育局局长，推行奴化教育陶尚铭、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津门分行经理兼海关监督程锡庚的北洋政府旧官僚，奉系军阀时期警察系统人物厉大森、周作人等社会名流。
再加上津门这些地下势力，就是暗韧津门组织的主要目标。
尽管很多人士，还没全身投入倭伪势力，但是宋志认为，根子上这些人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没有国家与民族的气节，那就让他们在回炉再造，也许能更好一些，更何况这些对金新都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