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里的血汗
凌晨三点十七分，陈默的电动车前轮碾过一段翘起的人行道地砖，震得他虎口发麻。手机支架上的蓝光还在跳动，那是系统自动弹出的新订单提示——距他当前位置1.2公里，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两听可乐，要求十分钟内送达。
“妈的。”他咬着牙拧动电门。挡风被里的手指已经冻得发僵，上周刚裂开的伤口在劣质手套里反复摩擦，渗出血珠又结成痂。这是他今天接的第三十七单，距离系统设定的“日均饱和量”还差三单，但导航软件显示，他的电动车续航只剩17公里。
后台算法显然不关心这些。半小时前他试图点击“休息”按钮时，屏幕弹出一行橙字：当前为订单高峰时段，暂停接单将影响您的信用分评级。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灰色字体，是他看了无数次的规则说明：信用分低于90分者，次日接单权限将受限。
便利店的玻璃门在寒风里撞出刺耳的声响。穿睡衣的店员头也不抬地把可乐塞进塑料袋，扫码枪的红光扫过陈默手机上的取货码时，他瞥见对方胸前的工牌——时薪22元，每月带薪休假四天。这些数字像针一样扎进眼里，他突然想起三年前在电子厂流水线上，组长也是这样用红色激光笔在工位间扫来扫去。
“麻烦快点，超时要扣钱的。”他接过袋子时声音发颤，不是因为冷。
系统给的十分钟其实是个陷阱。从便利店到收货地址要经过两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深夜飙车的改装摩托比外卖车更不要命。陈默在第三个路口闯了红灯，后视镜里突然亮起的警灯让他心脏骤停。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像破风箱，直到拐进狭窄的居民巷弄，才敢伸手按停头盔里的蓝牙耳机——刚才那通来自老家的视频电话还没挂断，母亲举着手机的手在发抖，父亲躺在病床上的呼吸声粗重得像砂纸摩擦。
“阿默，你爸今天又疼得厉害……”
“知道了。”他盯着单元楼门口的门牌号，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开确认送达的按钮，“钱我明天就转过去，别催了。”
订单完成的提示音和母亲的哭声重叠在一起。系统立刻推送了新的派单，这次是五公里外的烧烤店，要求送达时间比骑行时间还短两分钟。陈默突然觉得好笑，算法大概以为他的电动车能飞。
会议室里的硝烟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算法永远是对的？”林未把平板拍在会议桌上，钢化膜裂开的纹路像极了外卖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路线。屏幕上是她团队连夜整理的数据：某外卖平台近三个月的骑手日均工时13.7小时，交通事故率是传统行业的6.2倍，而缴纳社保的骑手占比不足17%。
对面的平台法务总监推了推金丝眼镜，语气平稳得像在念公司章程：“林律师，我们和骑手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他们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单、何时休息。”
“自主决定？”林未笑了，点开一段录音。那是她上周暗访时录下的，某个站点的“站长”正在给新骑手培训：“系统提示‘建议接单’的时候，你们最好别拒单。信用分掉下去，三天都别想接到好单子。超时一次扣五十，投诉一次扣两百，想清楚再跟系统较劲。”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玻璃墙外是平台总部的开放办公区，几百个屏幕组成的实时数据墙在闪烁，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对应着某个城市角落正在奔跑的骑手。林未想起昨天在医院见到的陈默，对方左手打着石膏，右手还在刷手机抢单——站长说工伤期间的订单量会影响复工后的派单权重。
“合作关系？”她把打印出来的派单规则扔过去，“你们的算法会根据骑手的历史完成率、在线时长、甚至实时位置来动态调整配送费。跑得越快，下次派单的距离越远；拒绝接单，系统就会给你推送更难完成的订单。这不是管理是什么？”
法务总监的手指在桌下攥成了拳。他知道林未手里还有更致命的证据——一份内部流出的算法优化文档，里面明晃晃地写着“通过动态调整配送时间，提升骑手单位时间产出”，说白了就是用更短的时间逼骑手跑更远的路。
“我们会改进的。”他最终松了口，“但社保问题涉及用工性质界定，需要时间。”
“时间就是骑手的命。”林未站起身，平板屏幕上还停留在某个骑手的事故新闻页面，“下周三之前，我要看到你们的整改方案。否则，我们会联合所有收集到的受害者，提起集体诉讼。”
走出总部大楼时，晚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林未掏出手机，给团队成员群发消息：准备起草《数字劳工伦理保障标准》草案，第一条就写——算法工时分配不得违反劳动法，所有平台从业者必须享有社会保险。
代码里的人情味
陈默是在拆线那天接到调解电话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个律师团队正在帮骑手维权，问他愿不愿意作为案例参与。他捏着手机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玻璃窗外穿梭的外卖车，突然想起那个在雨夜里帮他扶起电动车的同行——听说那人后来在同一个路口被货车撞断了腿，平台只给了两千块“人道主义补偿”。
“我去。”他说。
第一次参加标准制定研讨会时，他穿了唯一一件没沾过油渍的衬衫。会议室里坐满了像他一样的零工从业者：有每天直播八小时的带货主播，有在App上抢保洁订单的阿姨，还有为各大平台标注数据的兼职学生。林未律师站在白板前，手里的马克笔写得飞快：
“……第三条，禁止以‘效率优化’为名设置不合理考核指标。比如外卖配送时间，必须考虑天气、交通等客观因素……”
“还有算法定价！”一个网约车司机突然举手，“同样的路程，新司机就比老司机便宜三块钱，这不是压榨是什么？”
“还有社保！”有人敲桌子，“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
陈默看着白板上的字一点点多起来，突然觉得眼睛发烫。他想起自己每天对着手机屏幕说的最多的话是“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却从没敢对系统说过“我累了”。直到上周，他发现接单界面多了个“强制休息”按钮——连续工作四小时就会自动锁定账号，必须休息够一小时才能解锁。
“陈默师傅，你来说说。”林未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骑手最需要的保障是什么？”
他攥紧了手里的笔，指节发白。那些在寒风里、暴雨里、车流里反复咀嚼过的委屈，突然找到了出口：“我想……想让系统知道，我们不是机器。”
研讨会开了整整三个月。陈默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耗在了社区服务中心的小会议室里，他学会了看算法逻辑图，能准确指出哪个参数设置是在变相逼单，还帮着林未团队算了一笔账：如果平台把抽成比例降低1%，就能为每个骑手每月多缴50%的社保费用。
有次他深夜送单路过平台总部，发现那栋亮着灯的大楼里，有几层窗户的灯光和他以前在电子厂加班时一模一样。他突然意识到，制定规则的人或许也在被另一种算法压榨着。
《数字劳工伦理保障标准》正式发布那天，陈默正在给女儿开家长会。老师展示的新闻里，林未律师举着印有标准全文的海报，背景是一群举着“算法不是压榨工具”标语的零工从业者。女儿突然指着屏幕说：“爸爸，那个叔叔的电动车和你的一样！”
他笑着揉了揉女儿的头发，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平台推送的通知：根据新规定，您的社保缴纳账户已开通，每月将从服务费中自动扣除个人缴纳部分，公司承担部分由平台统一支付。
家长会结束后，他骑着电动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风很轻，吹得行道树沙沙作响。接单软件提示音响起时，他看了一眼——距离晚饭时间还有半小时，系统自动为他筛选了三个离家三公里以内的订单。
陈默深吸一口气，点击了“接单”。这一次，他觉得车座好像没那么硬了，握把上的伤口也不那么疼了。城市的灯光在后视镜里连成一串温暖的光带，他知道，那些写在代码里的规则，终于开始有了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