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1958 年秋，电子加密设备研发进入人力集结的关键阶段 ——19 名技术人员分散于高校、科研院所、生产工厂等不同单位，各自承担着科研攻关、生产任务，跨单位协调成为人员抽调的核心挑战。中科院计算所的算法专家、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的电子工程师，既是研发急需的技术力量，也是原单位的骨干资源。这场围绕 “人员抽调、需求平衡、高效集结” 的跨单位协作，不仅突破了体制壁垒，完成了 19 人团队的组建，更开创了 “科研 - 生产” 单位协同支撑关键技术研发的模式，为后续我国重大科技项目的跨单位协作提供了早期实践经验。
一、协调工作的启动背景与核心对象
随着研发团队组建规划确定，人员抽调面临 “跨单位资源调度” 的核心难题：19 名人员中，2 人需从中科院计算所抽调（算法方向）、7 人来自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北京电子管厂 4 人、上海无线电二厂 3 人），其余 10 人来自高校与军队研究院，不同单位的管理体系、任务优先级差异，增加了协调复杂度。
张工作为协调总负责人，成立 “跨单位协调小组”，成员包括人力部门专员（2 人）、原测试团队骨干（3 人），明确协调目标：1958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 19 人抽调集结，且不影响原单位核心任务，实现 “研发需求” 与 “单位利益” 的平衡。
协调小组首先完成 “单位需求调研”：走访中科院计算所，了解其在研密码学项目进度，确认抽调人员对项目的影响；调研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掌握北京电子管厂的电路设计任务、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元器件生产计划，为后续沟通提供依据。
基于调研结果，协调小组制定 “分单位协调方案”：针对中科院计算所，聚焦 “科研任务衔接”，承诺抽调人员的科研项目由团队协助对接；针对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聚焦 “生产任务补位”，协调其他工厂支援，确保生产不受影响。
协调启动前，小组还整理了 “研发任务紧迫性说明”，详细阐述 19 项核心指标的战略意义、研发进度对通信安全的影响，作为与各单位沟通的重要依据，争取理解与支持。
二、与中科院计算所的协调过程
中科院计算所是算法人才的核心来源，需抽调 2 名资深密码学专家（负责密钥体系与抗破解优化），协调小组首先与计算所科研处对接，由张工带队，于 1958 年 9 月 5 日召开首次协调会，介绍研发需求与人员要求。
会议中，计算所提出顾虑：抽调的 2 名专家（李工、周工）正主导 “军用密码算法优化” 项目，若中途抽调，可能导致项目延期。协调小组当场承诺：安排研发团队 1 名算法专员（郑工）加入计算所项目组，协助完成剩余工作，确保项目按原计划推进。
针对人员抽调期限，双方达成共识：李工（密钥体系方向）于 9 月 25 日提前到岗，参与研发方案设计；周工（抗破解优化方向）待计算所项目阶段性成果交付后（10 月 15 日）到岗，期间通过书面形式提供技术支持，兼顾双方需求。
协调小组还与计算所签订 “人员借调协议”，明确借调期限（2 年）、薪酬福利（由研发项目承担，不影响原单位待遇）、技术成果归属（研发期间成果归双方共有，可用于计算所后续科研），消除计算所的利益顾虑。
9 月 25 日，李工如期到岗；10 月 16 日，周工完成计算所项目交接后顺利集结，中科院计算所的协调任务完成，2 名算法专家的到岗，为密钥体系设计与抗破解优化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三、历史补充与证据：中科院计算所协调函
1958 年 9 月的《关于抽调李 xx、周 xx 同志参与电子加密设备研发的协调函》（档案号：xZ-1958-057），现存于中科院计算所档案库，由协调小组与计算所科研处共同签署，包含协调过程、承诺条款、人员交接安排，共 6 页，是协调的核心凭证。
函件中 “人员信息” 部分明确：“李 xx，男，计算所密码学研究室副主任，10 年密码算法研发经验，主导过 3 项军用密码项目，抽调后负责研发团队密钥体系组工作；周 xx，男，计算所抗破解技术组组长，8 年相关经验，擅长暴力破解防御算法，抽调后负责抗破解优化组工作”，人员资质与研发需求高度匹配。
函件中 “任务衔接承诺” 记录：“研发团队指派郑 xx 同志（算法测试专员）于 9 月 10 日前加入计算所‘军用密码算法优化’项目组，协助周 xx 同志完成剩余算法验证工作，确保项目于 10 月 15 日前交付阶段性成果，不影响计算所科研进度”，承诺具体可落地。
函件附件的 “技术成果归属协议” 显示：“李 xx、周 xx 同志在研发期间参与设计的加密算法，其知识产权归研发项目牵头单位与中科院计算所共有，双方均可在非商业领域使用，商业应用需另行协商”，明确利益分配，避免后续纠纷。
函件末尾的 “交接确认” 栏，有计算所科研处处长、协调小组组长（张工）的签名，日期为 9 月 8 日，标志着与中科院计算所的协调正式达成，为人员抽调提供了官方依据。
四、与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的协调
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需抽调 4 名电路设计工程师）、上海无线电二厂（需抽调 3 名元器件适配工程师），是电子工程板块人员的主要来源，协调小组分两路展开工作，王工负责北京地区，赵工负责上海地区。
北京电子管厂的协调焦点是 “生产任务与人员抽调的冲突”：该厂当时承担着军用电子管的紧急生产任务，4 名工程师（含王工团队需抽调的硬件电路组组长）均为生产技术骨干。协调小组与电子工业部沟通，协调天津无线电厂支援 10 名技术员，补充北京电子管厂的生产力量，缓解人员压力。
针对上海无线电二厂，协调的核心是 “技术衔接”：3 名元器件适配工程师（含孙工）熟悉国产晶体管与进口芯片的特性，是前期元器件测试数据的主要解读人员。协调小组承诺，抽调人员可携带工厂的元器件测试设备（如晶体管参数测试仪）至研发团队，既满足研发需求，也不影响工厂后续测试工作。
双方还确定了 “弹性到岗” 方案：北京电子管厂的 4 名工程师分两批到岗，2 名（硬件电路组）9 月 30 日到岗，2 名（电源管理组）10 月 10 日到岗；上海无线电二厂的 3 名工程师 10 月 5 日统一到岗，确保工厂生产与研发人员集结有序推进。
10 月 10 日，北京电子管厂最后 2 名工程师到岗；10 月 5 日，上海无线电二厂 3 名工程师如期集结，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的 7 名电子工程师全部到位，为硬件电路设计、元器件适配提供了关键人力支撑。
五、历史补充与证据：电子工业部协调纪要
1958 年 9 月的《电子工业部关于支援电子加密设备研发人员的协调纪要》（档案号：GY-1958-063），现存于电子工业部档案库，由电子工业部生产司主持，北京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二厂、研发协调小组参会，记录了协调过程与解决方案，共 8 页。
纪要中 “北京电子管厂人员抽调” 部分显示：“同意抽调该厂 4 名工程师，分别为硬件电路设计（2 人）、电源管理（2 人），为保障军用电子管生产，由天津无线电厂于 9 月 20 日前派遣 10 名技术员支援，承担基础生产测试工作，北京电子管厂需优先保障研发人员的技术交接”，解决生产与抽调的矛盾。
纪要中 “上海无线电二厂设备携带” 记录：“同意该厂 3 名元器件适配工程师携带晶体管参数测试仪（型号：cS-1958）、芯片适配测试台至研发团队，设备借用期限 2 年，研发团队负责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借用结束后完好归还，损耗需按价赔偿”，明确设备使用规则。
纪要中 “薪酬与待遇” 部分明确：“抽调工程师的薪酬由研发项目承担，标准按电子工业部直属单位中级技术人员薪资的 120% 执行，额外发放研发补贴（每月 30 元），原工厂的工龄、职称评定不受影响”，保障人员待遇，提高抽调积极性。
纪要末尾的 “执行监督” 条款指出：“电子工业部生产司将每月检查北京、上海两厂的生产与人员交接情况，研发协调小组需每月反馈抽调人员的工作进展，确保协调方案落地，若出现问题，双方需在 3 日内协商解决”，强化协调执行力度。
六、其他单位的协调补充与人员集结
除中科院计算所与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外，剩余 10 名人员（3 名来自清华大学、2 名来自军队通信技术研究院、5 名来自原测试团队）的协调工作同步推进，协调小组采用 “一对一沟通” 模式，确保人员无遗漏。
与清华大学的协调聚焦 “教学与研发的平衡”：3 名算法专家（含核心算法组组员）均为数学系教师，需兼顾教学任务。协调小组与清华数学系协商，调整 3 名教师的课程安排，将主要课程集中在每周 1-2 天，其余时间参与研发，确保教学与研发两不误。
军队通信技术研究院的 2 名人员（抗破解优化组组员、硬件测试组组员），熟悉实战通信场景，是连接研发与实战需求的关键。协调小组与研究院达成 “技术反馈” 协议：2 名人员需定期向研究院汇报研发进展，将实战需求融入研发，研究院则为研发提供实战场景数据支持。
原测试团队的 5 名骨干（含算法测试组郑工、环境防护组孙工），因熟悉前期元器件测试数据与 19 项指标，协调难度较小，仅需完成内部岗位调整，于 9 月 20 日前全部转入研发团队，承担衔接性工作。
1958 年 10 月 30 日，随着最后 1 名来自清华大学的算法专家到岗，19 名研发人员全部集结完毕，跨单位协调任务全面完成，团队人员覆盖 “科研 - 生产 - 实战” 全领域，为架构搭建奠定了人力基础。
七、人员集结后的团队架构搭建
人员全部到岗后，张工团队立即启动架构搭建工作，以 “前期规划的两大板块、9 个模块” 为基础，结合实际人员专业背景，微调模块分工，确保 “人岗匹配”。
算法研发板块架构落地：李工任板块负责人，核心算法组（李工 + 2 名清华专家）、密钥体系组（刘工 + 1 名计算所专家）、抗破解优化组（周工 + 1 名军队研究院专家）、算法测试组（郑工），明确各组的办公区域与沟通对接人，如核心算法组与密钥体系组相邻办公，便于日常协同。
电子工程板块架构落地：王工任板块负责人，硬件电路组（王工 + 3 名北京电子管厂工程师）、元器件适配组（赵工 + 3 名上海无线电二厂工程师）、环境防护组（孙工 + 1 名军队研究院专家）、电源管理组（吴工 + 1 名北京电子管厂工程师）、硬件测试组（马工 + 1 名原测试团队成员），各组配备专属测试设备，如元器件适配组配备原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参数测试仪。
协同协调岗（赵工）与研发档案库同步设立：协同协调岗位于两大板块中间区域，便于接收双方需求；研发档案库配备专职管理员，收录人员档案、技术文档、测试数据，确保信息集中管理，19 名人员均可凭权限查阅。
10 月 31 日，团队召开 “架构落地启动会”，张工明确各板块、模块的职责边界与协同流程，李工、王工分别介绍算法、电子工程板块的阶段性目标，标志着 19 人团队的架构正式搭建完成，研发工作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八、协调过程中的问题解决与保障
跨单位协调中曾出现 “人员到岗延迟” 问题：上海无线电二厂的 1 名元器件适配工程师因突发生产任务，需推迟 5 天到岗。协调小组立即启动预案，从原测试团队抽调 1 名熟悉元器件测试的技术员（马工）暂代职责，同时与上海无线电二厂沟通，确保延迟人员 10 月 10 日前到岗，未影响研发进度。
技术衔接问题通过 “专项培训” 解决：部分抽调人员（如清华的算法专家）对前期元器件测试数据不熟悉，协调小组组织原测试团队的刘工、李工开展 2 场专项培训，讲解 5 种国产晶体管、3 种进口芯片的性能差异，提供测试数据手册，帮助人员快速掌握关键信息。
生活保障为人员稳定提供支撑：针对外地抽调人员（如上海到北京的 3 名工程师），协调小组提前租赁宿舍（距离研发场地 800 米），配备床品、厨具；与食堂协商，根据南方人员口味调整菜品，如增加米饭、清淡菜肴，减少人员生活顾虑。
跨单位沟通机制持续优化：建立 “月度协调例会”，邀请中科院计算所、电子工业部下属工厂的代表参会，反馈抽调人员的工作情况，解决原单位的后续需求，如北京电子管厂提出需研发团队提供元器件测试数据，用于改进生产工艺，协调小组立即安排人员对接。
建立 “问题反馈绿色通道”：为 19 名抽调人员发放 “协调意见卡”，可随时反馈跨单位协作中的困难，如某工程师提出需原单位提供技术资料，协调小组 24 小时内与原单位沟通，确保资料及时送达，保障研发顺利推进。
九、团队架构的试运行与优化
架构搭建后，团队进入 1 周的试运行阶段，重点检验 “模块协同” 与 “职责衔接” 是否顺畅，张工团队每日收集各模块的反馈，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试运行中发现 “算法 - 硬件接口对接不及时” 问题：核心算法组完成的加密逻辑，硬件电路组在转化为电路设计时存在参数理解偏差。协调小组立即调整，在协同协调岗增设 1 名算法 - 硬件接口专员（郑工兼任），负责参数解读与需求传递，问题 2 天内解决。
针对 “环境防护组与硬件测试组职责重叠” 问题：试运行中，两组均涉及极端环境测试，导致工作重复。协调小组重新划分职责：环境防护组负责防护设计与模拟环境测试，硬件测试组负责实战环境验证，明确分工边界，提升效率。
试运行结束后，团队召开 “架构优化会议”，19 名人员共同参与，提出 23 条优化建议，如 “核心算法组需提前 3 天向硬件组提供算法参数”“元器件适配组需每周向硬件组更新元器件库存信息”，协调小组全部采纳，形成最终的架构运行规则。
11 月 7 日，优化后的团队架构正式运行：算法板块与电子工程板块每日同步进度，模块间通过接口专员对接，协同协调岗每周汇总问题，确保架构高效运转，为后续研发任务的推进提供了稳定的组织保障。
十、跨单位协调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这场跨单位人员协调，是我国早期重大科技项目 “跨体制协作” 的成功实践，突破了科研院所、生产工厂、高校间的壁垒，形成了 “需求导向、资源互补、利益共享” 的协调模式，为后续 “两弹一星” 等项目的跨单位协作提供了参考。
从研发推进看，19 名人员的顺利集结与架构落地，确保了电子加密设备研发按计划启动 ——1958 年 12 月，算法方案设计如期完成；1959 年 1 月，硬件电路原理图绘制顺利推进，未因人员问题延误进度，为原型机研制奠定了基础。
从技术协同看，跨单位人员带来了不同领域的技术优势：中科院计算所的算法专家提升了加密逻辑的先进性，电子工业部工厂的工程师保障了硬件设计的实用性，高校专家注入了理论创新能力，形成了 “理论 - 实践 - 生产” 的技术闭环。
从产业与科研融合看，协调过程促进了中科院计算所的算法研究与电子工业部工厂的生产实践结合，如研发团队的元器件测试数据，帮助北京电子管厂优化了晶体管生产工艺，提升了国产晶体管的稳定性，实现了 “研发反哺生产”。
更长远来看，跨单位协调培养了一批具备 “跨领域协作能力” 的技术人才，19 名人员中，后续有 8 人成为我国通信安全、电子工业领域的领军人物，推动了 1960-1970 年代国产加密技术、电子设备的自主化发展，其协作理念与模式，至今仍对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