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衙大牢外的世界，依旧按照陈恪设定的轨道高速运转，而在那处僻静院落里，松江徐氏家主徐陟，正志得意满地等待着预期的结果。
他捻着胡须，对心腹管家笃定道：“一万两不够就再加五千两，务必让那几个商户把嘴闭严实了。另外，给府衙王主事那边也打点一下，让他适时在陈知府面前递个话，就说我徐家感念他秉公执法，但子弟年轻，已受惩戒，盼能给个机会。这台阶，他陈恪总该懂了吧？”
在徐陟几十年的认知里，官场的规则向来如此。
银子到位，人情点到，天大的事也能化小，小事化了。
他根本不曾想过“陈恪不放人”这个选项。在他看来，陈恪年纪轻轻身居高位，岂能不懂权衡利弊？
为几个卑贱商贩，与当朝首辅的本家彻底撕破脸？这简直荒谬！
天下乌鸦一般黑，政客无非是立场和价码问题，比徐崇右所为恶劣十倍、草菅人命的案子遍地都是，他陈恪怎么不去一一追究？
偏偏揪住徐家不放？无非是想多要些筹码，或者借机敲打一下徐家，显示他上海的规矩罢了。
如今徐家已然“服软”，赔了钱，低了头，陈恪顺水推舟放人，双方都有面子，这才是官场常态。
然而，当管家面色惨白、连滚爬爬地冲进房间，将上海府衙那份新鲜出炉的告示内容结结巴巴地禀报上来时，徐陟脸上的从容瞬间凝固了。
“什么？他……他驳回了？还要追究……咆哮公堂？藐视朝廷？”徐陟猛地站起身，手中的景德镇瓷杯“啪嚓”一声摔得粉碎，热茶溅了他一身都浑然不觉。他一把夺过管家手中抄录的告示条文，眼睛死死盯着上面的每一个字，仿佛要将其烧穿。
“这……这怎么可能？！”他失声低吼，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商户都撤诉了！他凭什么还不放人？凭什么还要加罪？！他陈恪……他难道疯了不成？！”
巨大的意外，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徐陟头上，让他头晕目眩。他赖以生存了几十年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陈恪这样的官员？
不按常理出牌，不接受潜规则，甚至……似乎真的把那些蝼蚁般的商贩的“公平”和上海所谓的“法度”，看得比首辅徐家的颜面和可能的政治风暴还要重？
就在这极度的震惊和混乱中，一道迟来的灵光，如同闪电般劈开了他混沌的脑海——弟弟徐阶那封被他当时认为过于谨慎、甚至有些长他人志气的密信！
信中的字句此刻清晰地回响起来：“……兄长安鉴：陈恪此子，非循常理可度之臣。其心志之坚，手段之奇，圣眷之隆，皆远超等闲。今其坐拥上海，如虎添翼，万不可因其年轻而稍有轻视，更不可倚家世与之争锋。崇右之事，若有不谐，务以谦抑为上，切莫强行施压，以免授人以柄，陷我徐家于被动……”
当时他只觉弟弟位居首辅，未免太过小心，失了锐气。
此刻，他才幡然醒悟，不是徐阶胆小，而是徐阶远比他更早、更清楚地看透了陈恪的本质！
陈恪的根本目的，或许从来就不是徐崇右这个人，甚至不是徐家赔出的那点银子，而是要借徐崇右这块“磨刀石”，来淬炼他上海“法度不容侵犯”的这把利剑！
他徐陟自以为高明的“直捣黄龙”，在陈恪眼中，恐怕正是送上门的、证明旧规则在上海行不通的最佳反面教材！
“悔之晚矣！悔之晚矣啊！”徐陟踉跄后退，跌坐在太师椅上，脸上血色尽褪，瞬间像是苍老了十岁。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他现在才明白，自己不是在下棋，而是成了别人棋局里一枚自以为是的棋子，还亲手把最大的破绽送到了对方将死的刀口下。
如今骑虎难下。 他代表的是松江徐氏本家的颜面，若就此认栽，灰溜溜地回去，徐家将在南直隶颜面扫地，成为天下笑柄。
可若继续硬抗？怎么抗？
陈恪手握司法大权，人证物证俱在，罪名已然拔高到“藐视朝廷”的层面。
他徐家势力再大，终究是民间力量，怎能与代表国家机器、且深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公然抗衡？
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还会给徐阶在朝中带来巨大的麻烦。
绝望之下，徐陟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京城的弟弟身上。
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家主体面，几乎是扑到书案前，颤抖着磨墨，字迹潦草地开始写信。信中再无之前的从容算计，只剩下惊慌失措的求助与深深的自责：
“……阶弟吾兄：兄愚钝，未听贤弟忠言，致有今日之祸！那陈恪……实乃虎狼之心，其意非在崇右，而在坏我徐家根基，践踏士林体统！如今其罗织罪名，欲置崇右于死地，兄在此已是束手无策，进退维谷……盼弟速思良策，或于御前转圜，或遣重臣施压，救崇右于囹圄圄，保我徐家颜面！兄陟，顿首再拜！”
信使带着这封沉甸甸的求救信，连夜快马加鞭赶往京城。而徐陟本人，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困守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和恐惧。
与此同时，上海府衙内，陈恪的行动比徐陟想象的还要迅速和果决。
他深知，既然选择了硬碰硬，就必须速战速决，绝不能给对手在暗地里运作的时间。司法程序固然重要，但涉及徐家这样的敏感对象，必须将事件迅速公开化、透明化，置于阳光之下，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掌握主动权，也让嘉靖皇帝不至于陷入被动。
他立刻召集相关书吏，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所有卷宗：包括周福贵等人最初的诉状、徐崇右当堂咆哮的衙役证词、其在狱中屡次辱骂朝廷命官的狱卒记录、以及徐家试图用钱收买苦主的相关线索。
人证物证，形成了一条清晰、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接着，他亲自口述，由首席幕僚徐渭执笔，撰写了一份措辞严谨、逻辑缜密却又暗藏机锋的奏疏。奏疏的核心，并非简单陈述案件经过，而是巧妙地将徐崇右的个人行为，提升到了挑战上海治理成果、藐视朝廷法度的高度。
在奏疏中，他写道：
“臣陈恪谨奏：窃见上海一隅，自陛下圣断开海以来，赖陛下洪福，百业初兴，商贾云集，渐成国家财赋之新源，海疆安靖之屏障。
此皆陛下励精图治，中兴伊始之象也。
然，总有奸顽之徒，视王法如无物，恃家世而妄为。如钦犯徐崇右者，咆哮公堂于前，辱詈詈朝廷于后，其行径非止侵害良善，实乃撼动陛下钦定之上海法度根基……臣受陛下重托，总督此地，安敢因私废公，畏势枉法？
若此风一开，则陛下心血毁于一旦，中兴之业徒留笑柄……故臣不揣冒昧，严究其罪，非为私怨，实为严明律法，以正视听。
上海乃陛下之心血所系，安容此等宵小肆意妄为，玷污圣治？”
这份奏疏极其高明地将嘉靖皇帝拉到了自己一边。
它提醒嘉靖，上海的成功是“嘉靖中兴”的标志性政绩，而陈恪维护上海法度，就是在维护皇帝的权威和政治成果。
处置徐崇右，不再是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扞卫皇帝面子和政策的政治行动。
奏疏写毕，陈恪立即用上最紧急的渠道，以上海知府和靖海伯的双重身份，六百里加急，直送京城通政使司，并副本直递司礼监。
他要确保这份奏疏，能以最快的速度，摆到嘉靖皇帝的御案之上。
就在徐陟的求救信还在路上狂奔时，陈恪的“先手棋”已经抢先一步，将这场上海滩的纠纷，变成了摆在嘉靖皇帝面前的一道关乎“嘉靖中兴”颜面的政治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