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地在短短一年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东北五省的开发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农田开垦、铁矿挖掘、商业贸易等各项事务都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切成果，让身为皇帝的朱高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于朱昭熙等人在对待倭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他不仅没有丝毫不满，反而暗自支持。
在朱高炽看来，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乃至广东等地的卫所，以及那几十万备倭兵，每年耗费着朝廷巨额的军费开支。
如果能够让整个倭国的人口逐渐减少甚至消失，那么这些庞大的军费就可以节省下来，用于国家其他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朱昭熙等人对倭人的那些“小动作”，正合他意，他甚至巴不得能够加快这一进程。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总是如人所愿。在朝堂之上，总有那么一些人，自视甚高，觉得自己才是道德的楷模、天生的圣人。
当三十万倭人被北方三王下令秘密处决的消息传出后，这些人顿时义愤填膺，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他们认为北方三王的行为简直如同战国时期的白起在世，视人命如草芥，完全不把生命当回事。
在这些“正义之士”的推动下，详细的调查随之展开。这一查，更是让他们发现了亦失哈在东北五省对倭人的种种行为，其中竟然包括让倭人吃自己的同类这样令人震惊的事情。于是，一封封弹劾的奏章如同雪片一般，纷纷飞向朱高炽的案头。
而那些一直关注着北方发展的南方士大夫们，此时也嗅到了机会。他们担心北方的快速发展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便趁机推波助澜，将这场弹劾风波推向了高潮。
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了郑子龙，大肆指责他祸国殃民，在东北五省无恶不作。他们不仅翻出旧账，说他对待那些不配合改汉名的女真人手段残酷，还将他形容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奸臣，堪比历史上的赵高、童贯。
仅仅弹劾郑子龙，似乎还不足以发泄他们所谓的“正义激情”。这些人又将攻击的范围扩大，把矛头指向了北京六部。
他们指责工部只知道沉迷于一些奇技淫巧，不务正业；礼部礼崩乐坏，无法维护朝廷的礼仪规范；吏部的监察工作一团乱麻，不能有效地选拔和监督官员；兵部助纣为虐，为北方三王的行为提供支持；刑部和户部则无所作为，未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紧接着，他们的弹劾目标又转向了北方三王。他们痛斥三王暴戾，视人命为无物，完全不顾及朝廷的声誉和百姓的感受。
更有甚者，这些人竟然将矛头指向了太子妃胡善详和年仅两岁的太孙朱祁钧。他们认为胡善详在北京纵容三王胡作非为，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同时也不能教育好太孙朱祁钧，这样的人不可以成为大明未来的女主人。
此时，一直蛰伏了一年多的朱瞻基看到这种情况，也兴奋了起来。对于他来说，只要有机会能够废掉胡善详，他都想要参与其中。
于是，他也开始一个劲地指责胡善详在北京的不作为，说她纵容三王的行为，对太孙朱祁钧的教育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根本不配成为大明未来的皇后。
在最初的半个月里，朱高炽原本想着将这件事情压下去。在他看来，北方在过去一年里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只要再坚持一年，南方和北方就可以彻底形成经济平衡，到那时大力发展北方的教育事业，不出十年，大明就能够彻底消除南北之间的隔阂，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然而，随着太子朱瞻基的参与，事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朱高炽心中清楚，这些参与弹劾的人目光短浅，只看到了眼前的短期利益，却没有看到北方发展对于大明的长远意义。
现在并不是打击北方三王和北方六部的时候，因为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把北方发展成如今这样的局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在朱高炽眼中，这些只会耍嘴皮子、空谈正义的人，就如同现代的司马光，只知道墨守成规，不懂得顺应时代的发展。
冷静下来的朱高炽，又头疼了起来。他不得去思考该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现在盖子已经捂不住了，他必须要考虑到朝廷的名声问题以及外交影响。
他既不能打击北方发展的积极性，让那些为北方建设付出努力的人寒心，又不能对这些弹劾置之不理，否则会引起更多人的不满和反对。
同时，朱高炽也暗自记下了这些上书弹劾之人的名字。在他心里，这些人目光短浅、毫无大局观，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想再重用他们了。
而对于自己的蠢儿子朱瞻基，朱高炽更是感到失望透顶。他没有想到，朱瞻基竟然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国家的大局，参与到这场毫无意义的弹劾风波之中。
经过与内阁的反复商议，朱高炽最终做出了决定。
他下令废除郑子龙的东北五省总布政使的职位，将其贬为北京留守太监。同时，任命王翱担任东北五省总布政使。朱荣的总指挥使职位也被废除，贬为佐渡卫指挥使，卫青则被调任为总指挥使，负责北方的军事事务。
于谦的总按察使职位同样被废除，贬为东虞王府长史，陈洽被调任为总按察使，负责监察和司法工作。
此外，朱高炽下旨申斥了北方三王，虽然他心里明白三王的行为是为了北方的发展，但为了平息风波，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姿态。同时，他让太子妃胡善详和太孙朱祁钧回京。
这一系列的举措，暂时平息了这场来势汹汹的弹劾风波。然而，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