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经济便读不懂史书？怪哉。
族长速速阅览过书本前几页的导读才知梁山所谓之经济并非经世济民，和经济仕途不沾边。
经济学和金融学对族长而言是隔着专业呢，自然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经文念不通。
此刻，何钺正与燕雀亲密互动中，过来几个年长辈的叔伯非要拉他去给新起的围屋题写名号。要说客家人承袭自古以来，是最讲究宗族辈分的，上头有太爷叔伯，给新宅题字这种大事断然轮不到小字辈头上。可如今是新社会新气象，被借‘战瘟神’为由的梁山文化荡涤过的赣州时兴有新概念。比如老何家便改了家法族规，具体到新房落成，族中谁人做官做最大、谁人出钱最多就由谁人定名题额，再不是族长独享之特权了。
丁忧丁忧，盯上就忧。
当初起这么个大围屋预算不菲，族长曾心存疑虑，询问询何钺一贯做的清官哪来这么多的钱造福全族，告诫儿孙一定不能贪腐，否则即便新围造好了他老人家一定不会住进来，宁愿守着腐朽老屋也要恪守老何家百年清誉。
何家族长退休前在广东肇庆府恩平县做教喻，在那挖地三尺也找不出几个读书人的鬼地方一蹲就是几十年。教化不到别人就只能教育自己了，把自己整成了个老道德模范。
族长逼得何钺和盘托出，言明时代在进步，两袖清风者不叫清官叫傻缺。让族长放宽心，乃是自己在常德的外室承包了一片山林水塘，蓄养走地鸡和柯尔鸭返销施州所得酬劳，这钱光明正大合法合规，完全经得起查！
经得起上官盘查，那就放心了。但族长还是要提醒一句：两袖清风，以前是现在是今后仍是大道大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故所以管两袖清风之大德者叫做傻缺，这是时代的退步教化的失败。
先富带后富，当官的给百姓做个致富的表率，特么何错之有！从万历到天启这大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大潮，楞是没能把半分水汽吹到您老身上撒？见鬼了真是。
若非看在族长老态龙钟年岁无多，何钺定要与这老顽固开坛辩论。
树新风、立新规。
何钺假意客气两句就不再推辞，跟着众人来到场上，握住超大号狼毫，凝神屏气走一个龙飞凤舞：新场屋围。
人们嘴上交口称赞新房子的名起得好，气派！内心则不约而同大骂何钺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做官做得脑子缺根筋。经书里那么多美词好话不用，非要干巴巴取个‘新场屋围’，听着只道是山野乡民团泥巴起的破土围子。可惜了了这硕大的五进大院！
但见那混球意犹未尽，提着滴墨的大狼毫走到充作家塾教室的倒座房前，在土黄色墙面上奋笔疾书：栖树一群燕，燕树不知数，三只栖一树，五只没去处；五只栖一树，闲了一棵树。
有长辈发问：“何来？”
“呵呵，好叫我何家子弟见字动脑，究竟燕树几何？”
看到这里也就明了了。
何钺的丁忧生活又岂在朝暮烧纸旦夕念亲恩，大好生命岂能浪费在了形式主义上。得整活！于是耗时半年，自行设计监造这片新场屋围，出资给家人们打造一个，不，一片新家园。当然了，老家的焐米酒也喝了个够。
真所谓：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丁忧。
以世人之眼光，何钺式的丁忧实属离经叛道。你身为高官，聚光灯下的人物，当结庐老父坟前，粗茶淡饭熬三年。
以何钺之眼光，世人如此行为不光虚伪更是荒诞。
丁忧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背后的制度支撑是德孝治天下的社会治理理念。先有孔孟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董仲舒择其要者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这样一来，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导师所说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再将儒家张扬的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常者，不变也。这个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的根基。
但细细看来，专制之外它一样有虚君立宪的功用。说君为臣纲，却只是天道中的一维。董仲舒开出的三个中心五个基本点中并没有绝对的至高无上。尤其父为子纲引出一个孝字。所谓家国并举、忠孝相通。国是家的扩大，忠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逻辑上孝是忠的前提。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也要‘事天以孝道’，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二元分离。以孝来对抗忠，成为制约皇权的理论基础。官僚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规矩丁忧三年，该制度就是私人义务对于国家义务的侵占和优先，你皇帝也得捏着鼻子认下。
孝又引出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在二元分离的意识形态下，官僚集团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但在民间社会却凭借宗法家族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峙，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中相当大一部分留在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从这个角度说皇帝并非真正至高无上，皇权不得不对宗法家族势力予以法理化承认。古往今来国家政权不断下沉，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以黄仁宇的观点，这是因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只能借助于宗法家族和儒家教化实行事实上的有限度的乡村自治。因此有说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任何扩张皇权、加强皇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早在董仲舒那里就已设定了障碍。
董仲舒的五常，也就是在天人感应的星空下把儒家道德教条形而上化和宗教化。仁、义、礼、智、信在孔孟那里不过是世俗道德，与头上的星空无关。董仲舒将此本源化，解释为体现天意的自然法，让五常高于皇权。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合法性要受到怀疑。换句话说，皇帝可以想杀谁就杀谁，但要为此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董仲舒将三纲并列，将五常抬举为亘古不变的道就在‘屈君而伸天’，而且将这个抽象的‘天’阐释为儒家教义。这就一方面把儒家意识形态化，成为与天地同寿的国教，一方面为皇权划出了体制和逻辑禁区，实现了三权分立，即政权（皇权）、族权（乡村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
从汉到明的两千年间三权基本保持原状，皇权几乎没有扩张。宗族内的财产权直到后世之近代还是铁板一块，宗族内司法权依然盛行。虽然在立法上迟至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得到政府允许和宽容的。皇帝从来没有把司法权从宗族手中完全拿走，从来没有。
说回新场屋围。
破土动工前有个小故事。也不知从哪年开始的，龙南县乃至赣州的客家人在建筑形制上突然流行开来复古主义，一朝梦回两汉魏晋，那时候中原地区广为流行一种聚族而居的民居形式---坞堡。而围屋是客家人将古之坞堡在赣南的新移植。所谓围屋是整个客家民居的母体，把家、堡、祠三种功能融为一体的大型围合型、防御性民居。
何钺出钱给本家族造新房子，在新房形制上他原本是要造个梁山式的别墅小区的，在族人压倒性意见下不得不屈从于大家的意志弄成围屋。其实呢，弄围屋大可不必。如今太平盛世，不论赣州府，近几年就连素来穷得叮当响的粤北山区也鲜有打家劫舍的土匪出没。朝廷政策活、经济搞得好，那些粤北的瑶人、僮人（壮族）纷纷走出大山给富户当长工打短工，既然挣得到钱何必冒杀头的风险当土匪呢。
盗匪绝迹，世道太平，把新房子搞成个大碉堡实属吃饱了撑的。不过族人的话也有道理：宁肯多十分小心，不可存半分侥幸。追求安全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呢。
世间的事情就这么有趣。何钺在常德把宗族大家揍得土崩瓦解，回到老家又被本家宗族压己一头，乖乖当了孝子贤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