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面的契丹、奚等部落，长久以来在北方草原与中原的交界地带生存繁衍。他们在突厥的强权压迫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突厥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时常对契丹、奚等部落进行掠夺和欺压，使得这些部落苦不堪言。唐太宗李世民深知这些部落的处境，登基之后，便开始大力招揽他们。他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前往契丹、奚等部落，向他们传达唐朝愿意与他们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诚意。
唐太宗的诚意打动了契丹、奚等部落的首领。他们看到了唐朝的强大与稳定，也看到了在唐朝庇护下能够过上安稳生活的希望。于是，先后转而归附于唐。太宗皇帝对他们的归附十分重视，赏赐甚厚。不仅赐予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丝绸布帛，还为他们划分了肥沃的土地，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部落习俗和自治权利。在唐朝的扶持下，契丹、奚等部落逐渐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对唐朝感恩戴德，纷纷表示愿意为唐朝效力，共同对抗突厥。
北面的回纥、薛延陀等部落，一直是突厥“以制北荒”的依靠力量。这些部落在突厥的统治下，虽然表面上臣服，但内心却对突厥的横征暴敛充满怨恨。颉利可汗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向他们征收沉重的赋税，掠夺他们的牲畜和财富，使得这些部落的生活陷入困境。终于，他们不堪忍受颉利可汗的压迫，先后脱离了突厥的统治。
脱离突厥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对抗强大的突厥，回纥、薛延陀等部落审时度势，选择与唐王朝结成同盟。他们深知，唐朝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有着开明的政策和广阔的胸怀。李世民对回纥、薛延陀的投靠表示热烈欢迎，他派出使者和军队，与这些部落共同商讨对抗突厥的策略。双方在边境地区设立了联合军事据点，定期举行军事演练，互相交流军事技术。唐太宗的这一举措，使得突厥面临三面夹击的不利局面，逐渐改善了双方的战略态势。
这些战略举措的顺利推进，让李世民的目光逐渐投向了朔方和恒州。朔方的粱师都和恒州的苑君璋，都是突厥颉利可汗一手扶持起来的割据政权，两地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朔方扼守着北方的重要通道，是突厥南下进攻中原的关键节点；恒州则在关中地区的北方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如同一道坚固的防线，保护着突厥的后方。一直以来，这两个地方都是突厥进攻中原的桥头堡，对唐朝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时刻牵制着唐朝的军事部署。
李世民一登基，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两个地方的重要性。他深知，要彻底消除突厥的威胁，就必须先拔掉这两个钉子。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恒州，对苑君璋进行了封赏。使者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及象征着唐朝威严的诏书，来到了恒州。苑君璋看到唐朝的使者到来，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他深知自己身处两难之地，一边是强大的突厥，一边是崛起的唐朝，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然而，当他看到使者带来的丰厚赏赐和皇帝诏书中的优厚条件时，心中一动。毕竟他也希望能脚踏两只船，以图暂时的存留。于是，他表面上接受了唐朝的封赏，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感谢唐朝的恩宠，但暗地里仍然与突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试图在两大势力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苑君璋“见颉利政乱，知其将亡”，而唐朝则越发安定繁荣起来。他看到了历史的走向，明白继续与突厥为伍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在唐太宗的感召下，苑君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率部投降大唐。大唐军队顺利进驻恒州，打通了可以直捣突厥可汗龙庭定襄的通道。这一通道的打通，让唐朝对突厥的军事行动更加便利，极大地威胁到了突厥的统治中心，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太宗并没有满足于此，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北方的边疆安全上。他又趁回纥、薛延陀反叛，突厥暂时无暇南顾的时机，果断地派华州刺史柴绍（李世民的姐夫）领军攻取了割据朔方的梁师都。柴绍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他接到命令后，迅速集结精锐部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柴绍率领着精锐的唐朝军队，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了梁师都的防线。梁师都的军队在唐朝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凌厉攻势。最终，柴绍成功封住了突厥进攻关中的必经之路，彻底消除了朔方对唐朝的威胁。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北部边疆，也为后续对突厥的全面反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李世民成功地削弱了突厥的势力，为大唐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此，突厥大军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直接进攻关中地区了。唐朝的边疆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百姓们也摆脱了突厥的威胁，过上了安定祥和的生活。唐太宗的这一系列军事举措，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
唐太宗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显着的效果。突厥内部的叛乱愈演愈烈，外部的联盟也对其形成了强大的包围圈。颉利可汗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他的统治基础被一点点削弱。与此同时，唐军也在积极准备，等待着最佳的时机。通过这一系列的布局，唐太宗为唐军日后彻底击败突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东突厥的统治土崩瓦解，大唐的边疆迎来了长久的安宁。
经过这么一系列精心的准备，大唐已是兵精粮足，上下一心。在军事训练方面，将士们每日刻苦操练，骑射之术日益精湛，阵法配合默契无间，犹如一把锋利的宝剑，随时准备出鞘。将领们精心谋划战略战术，深入研究敌军的弱点，不断调整作战计划，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后勤保障上，从并州屯田收获的军粮堆积如山，足以支撑长时间的征战；大量繁殖的良马在陇右的牧马监中日夜奔腾，为骑兵提供了充足的坐骑。国家的经济也因多年的休养生息而日益繁荣，百姓们安居乐业，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此时的唐朝，已然是国富民强，军力强盛，上上下下一片团结奋进的景象。唐太宗深知，这已经具备了先为不可胜的条件，现在只待敌之可胜，那稍纵即逝的战机一旦出现，便是大唐扬威立万之时。
贞观三年，战机及时地显现了。原本强大一时的突厥内部，却在此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爆发了巨大的矛盾。起因是反叛的回纥军势力突然崛起，如一股汹涌的狂潮，向突厥的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突利可汗身先士卒，亲自率军迎战，然而回纥军此次来势汹汹，战术精妙，突利可汗在战斗中遭遇惨败，无奈之下只身逃回。颉利可汗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认为突利可汗有辱突厥的威严，将他重重的责罚了一番。突利可汗本就心高气傲，哪里能忍受这般羞辱，因此怀恨在心，从此不听颉利的号令。在这内外交困的局势下，突利可汗看到了唐朝的强大与仁义，便暗中与唐军联系，表示愿意归附大唐，希望能借助唐朝的力量摆脱颉利可汗的压迫。
代州都督张公瑾得知这一重要消息后，不敢有丝毫懈怠，马上快马加鞭向唐太宗报告。同时，他凭借着自己对突厥局势的深入了解，列举了出兵的六大条件。
“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宠奸臣，一也。”颉利可汗在位期间，只顾自己纵情享乐，完全不顾突厥百姓的死活，还杀害那些忠诚正直的大臣，却一味宠信那些奸诈邪恶的小人。如此昏庸无道的统治，必然会引起突厥内部的不满和动荡。“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此前不堪忍受颉利可汗压迫的薛延陀等部落已经纷纷脱离了突厥的统治，这大大削弱了突厥的整体实力。“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突利可汗与拓设、欲谷设等重要将领都因各种原因得罪了颉利可汗，如今都处于无处容身的境地，内部的分裂已无法挽回。
“塞北霜旱，粮草乏绝，四也。”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塞北地区连年霜旱，粮食欠收，突厥军队面临着严重的粮草短缺问题，这对一支需要长途征战、维持庞大军队运转的军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复，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颉利可汗在任用亲信时，疏远了自己的族人，却亲近那些反复无常的胡人。这些胡人本就缺乏忠诚之心，一旦唐军大兵压境，必然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引发内乱，让突厥陷入更加危急的境地。“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大量中原地区的百姓因战乱等原因流入北方，被突厥统治。如今听闻大唐即将出兵，他们纷纷聚集起来，占据山险之处，若唐军出塞，他们必然会响应，从内部给突厥以致命一击。张公瑾的分析条理清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突厥目前的困境和唐朝出兵的有利时机。
高明的统帅往往能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唐太宗马上抓住这一战机，他深知，这是彻底击败突厥、消除大唐北方边患的关键时刻。
贞观三年十一月，他迅速做出决策，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帅、并州都督李世绩为副帅，率领华州刺史柴绍、大将薛万彻等统兵十余万，准备兵分四路出击塞北。李靖，犹如一颗璀璨的军事巨星，他善用奇兵，出奇制胜，常常能在看似绝境中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战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李世绩则是中正平和，稳扎稳打，堂堂正正，无论面对何种复杂的局面，都能指挥若定，稳住军心。兵法曰“以正合以奇胜。”两人奇正配合，相彰得益，无疑是此次出征的最佳组合。大军开始在边境集结，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粮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边境，战马嘶鸣，武器锋利，整个边境笼罩在一片紧张而激昂的氛围之中。
唐军云集边塞，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早已被突厥侦知。突利可汗深知局势对自己极为不利，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首先率部归附唐军，并且亲自到长安觐见唐太宗。他身着华丽的服饰，恭敬地向唐太宗献上突厥的战马和珍宝，表示愿意归顺唐朝，愿意为唐朝效力，共同对抗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自然也得到了唐军大规模集结，准备出击的消息。他“一日数惊，惶恐不安。”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他仿佛被五雷轰顶，原本就因内部矛盾而摇摇欲坠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他日夜难安，时刻担心唐军的进攻，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转移其大汗龙庭，依旧固执地守在那里，仿佛这样就能保住突厥的尊严和荣耀。
而且，他也没有将部落民众妇孺和大批牲畜转移到漠北暂避锋芒，使得这些无辜的百姓和牲畜随时都面临着唐军攻击的危险。颉利可汗的这种决策，无疑是在加速突厥的覆灭，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却依然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