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十月廿三，武昌城的菊香混着炭火味飘进总督衙门，林则徐盯着案头的《白莲教粮秣清册》，指尖划过“房县老营月耗粟米三百石”的批注——这是按《保甲法》逐村核减劫粮记录，结合被俘民夫口供汇总而成，旁注“误差不过一成”。旁边摊开的《川楚陕仓储黄册》以不同颜色标注：教匪控制区用朱笔圈点，仅竹山、保康有墨笔小字注“社仓旧储”，储量不及官军屯田区的十分之一。
“大人，探子回报，”千总递上染着血渍的密报，封皮钤着“兴安驿”火漆印，“王聪儿差‘粮队’往陕西方向，所过之处强征‘义粮’，裹挟青壮。”
林则徐抚过嘉庆帝亲批的《教众成分析要》，黄绫上朱笔圈出“青壮流民占比六成五”，旁注《户部则例》“无籍者易为匪”律条：“此辈本为无田穷民，官军若能授田存粮，何须从贼？”展开《郧阳府屯田图》，绿色垦区已在房县周边连缀成网，每个屯田点皆标“存粮可支三月”，源自《农政全书》“区田十亩，足养一家”之法。
千里之外的养心殿，颙琰正在校勘《邪教粮道图说》。图中以墨线粗细示粮运多寡，“房县—商洛”道旁注“月运粮百石，需民夫三百”，乃按《驿站则例》“人夫运粮日限三十斤”推算；“兴山—巴东”险道标“三日仅运粮十石”，附验道官手札：“路窄难行，骡马坠崖者十之三”。他取来案头的黄花梨算盘，按《九章算术·粟米》拨弄算珠：“二十万众，即青壮八万，每人日需粟一升，月耗二万四千石——彼据穷山，安所得粮？”
“皇上，陕西急报，”军机章京捧来黄绫折，“王聪儿攻兴安屯田堡，堡民凭《保甲册》辨贼。”
颙琰翻开《耕织黄册》样本，首页绘“垦民面形图”，旁附《洗冤集录》“辨手茧法”——此乃依循乾隆朝编查保甲旧制，非为新奇之术。“百姓编户，本有‘互保连坐’之法，今不过详录体貌，使匪无可匿。”
又命人取来《军屯火器阵图》，图中“抬枪列阵”法源自《火攻挈要》：“仰角以‘望山’为准，每升高一寸，射程加五丈。”朱笔圈注：“令炮手熟习‘望山定度’，勿言‘仰角五度’——此泰西算法，边民不解。”
当晚，兴安州屯田堡的攻防战中，王聪儿的人马望见堡墙竖起两丈高的木牌，正面墨书“本堡存粟五百石，按《赈纪》可支千人三月”，背面开列青壮男丁名籍，旁注“习刀者三十人，善弩者十五人”，皆依《乡兵训练册》旧例。堡丁了望时，以“旗语+梆子声”传递敌情——旗分五色示方位，梆子点数报人数，此乃沿用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通信之法。
抬枪轰鸣中，堡内突然传出“左路第三队步幅紊乱，必为饥疲之卒！”的呼喊——原来潜伏的“探马”早将教匪队列疏密、行进步态记于《贼情密单》，以“圈点符号”暗传堡内，绝非虚妄之术。当王聪儿见己方“前军迂回”的路线被红笔标于图上，惊觉官军所用并非妖法，而是实打实地派细作混入粮队，逐人逐马记下了行进数据。
退至山谷时，月光照着道旁的“屯田碑”，碑额“永业田界”四字下刻着“东至山溪，西至松岗，南至官道，北至荒坡”，四至皆依《大清会典》“丈量田亩，以步弓为准”，旁附里正、甲长联名画押——这是清廷编修鱼鳞图册的常法，并非奇技淫巧。军师苦叹：“官军不过把保甲、屯田的老法子做细了，咱们却连弟兄们的籍贯都记不全，如何敌得？”
紫禁城的舆图上，代表屯田堡的绿色算珠每日递增，皆因新归降的流民按《赋役全书》编入保甲，每十户设一“粮长”，专司记录垦田、收粮数据。嘉庆帝以《周礼》“司稼掌均万民之食”为据，在《川楚陕平定折》上朱批：“贼以虚言惑众，我以实田系民；贼以劫掠充粮，我以耕织足食——此非奇谋，乃循祖宗成法，以实心行实政耳。”
是夜，数据房内算生们依《九章算术·均输》拨动算盘，算珠声与更鼓相应。而在大巴山新收复的土地上，工匠正按《营造法式》凿刻“屯田碑”，碑面所记“垦田十亩，年收番薯三千斤”，皆取自直隶试行的番薯种植实录——这不是超越时代的奇迹，而是将祖宗传下的农书、法典落到实处的必然。